武则天研究(49)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056页。
的规定，这一点也直接被《仪制令》所吸收。
《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的一段话，与此事有关，其文曰：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比见众议以祥瑞为美事，频有表贺庆。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尝闻石勒时，有郡吏燃连理木，煮白雉肉吃，岂得称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爱祥瑞，遣秘书监王劭着衣冠在朝堂对考使焚香读《皇隋感瑞经》。旧尝见传说此事，实以为可笑。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若尧、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动作兴事，人皆乐之，发号施令，人皆悦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后诸州所有祥瑞，并不用申奏。”①
此段文字可以补充唐太宗有关祥瑞思想的一些内容。集校作者直接把此文等同于前文的贞观二年（628）九月三日诏书，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时间上，或许《贞观政要》的问题比较大，毕竟两者的内容关联性极强，所以此话应该在贞观二年（628）九月前所言。这是谈话，并不是诏书。后来，唐太宗的谈话要落实到制度上，才会有九月三日的诏书以及后来的《仪制令》。在这个谈话中，唐太宗说“自此后诸州所有祥瑞，并不用申奏”，几乎等于否定了祥瑞制度。但是，在后来的诏书中，这一条进行了修改，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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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贞观政要集校》，吴兢撰、谢宝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521页。
允许大瑞表奏，其他祥瑞申报，这说明太宗妥协了。
从太宗谈话到《仪制令》，我们看到了唐初祥瑞之制的改进，而太宗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祥瑞上报、确认和表贺
《仪制令》中规定了上报的文字书写，“其表唯言瑞物色目及出处，不得苟陈虚饰”。从上文所知，这条规定也来自唐太宗的诏令。然而，表奏的规定是地方政府向皇帝奏报的规定，而祥瑞的具体发现过程应该在此之前发生。对此，敦煌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提供了一些证据。
在沙州刺史李无亏主持或参与的《沙州都督府图经》中，书写了符瑞内容，在全部四条符瑞中，都引用了李无亏的表奏内容。不仅如此，在“日扬光庆云”“蒲昌海五色”和“白狼”条中，《图经》还引用了发现者的状文①。祥瑞的最初发现人很难直接向朝廷报告，所以他们自然先向地方当局报告。这种类型的报告在其他文献中也难得一见，因为这才是第一个报告，而这个报告必然会成为地方当局向朝廷报告的根据，包括祥瑞发现时的具体情形、证人，等等，都来自这个最初的报告。《沙州图经》记录下的四件祥瑞，三件都提及了最初的报告，而这一点在考虑祥瑞制度时是很难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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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耕耦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38页。敦煌所出《沙州图经残卷》，或称《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现在有多个藏号，即有S.2593V、P.2005、P.2695、 P.5034，而后面的三个号，内容保存比较多。最全的是P.2005。曹丽萍：《敦煌文献中的唐五代祥瑞研究》，2011年，兰州大学硕士论文，其中第二章对《沙州都督府图经》中的祥瑞有所论证，可参考。
到的，因为《仪制令》并没有提及这个最初的报告问题。
然后才是地方政府向朝廷的表奏。作为沙州刺史的李无亏，因为他的墓志被发现，所以研究他在沙州的活动资料比较丰富①。在《沙州图经》中，每个祥瑞记录时都提及沙州刺史李无亏的“表奏”或者“表”，其中最后一件“白狼”，是上瑞而不是大瑞，难道李无亏也使用表奏的方式向朝廷报告吗？这个问题需要切实研究，否则《仪制令》的条文就变得难以理解。
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曾经下令天下诸州，“不得更奏祥瑞”，其文曰：
开元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潞州献《瑞应图》，上谓宰臣曰：“朕在潞州，但靖以恭职，不记此事。今既固请编录，卿唤取藩邸旧僚，问其实事，然后修图。”上又谓宰臣曰：“往昔史官，惟记灾异，将令王者惧而修德。故《春秋》不书祥瑞，惟记有年，圣人之意明矣。”遂敕天下诸州，不得更奏祥瑞。至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十四日，泽州进《庆云图》，制曰：“朕以时和年丰为嘉祥，以进贤遂忠为良瑞，如庆云、灵草、异木，自今已后并不须进，诸道亦宜准此。”②
但是，搜索各种文献，开元十三年（725）以后，唐玄宗朝廷收到的祥瑞并不少。《册府元龟》记载玄宗此后的祥瑞甚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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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团战：《大周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及征集到的三方唐代墓志》，《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第20—26页。
② 《唐会要》卷二八《祥瑞》上，第621—622页。
年无之，开元二十二年（734）十月，当年的祥瑞已经多达二十一件，感动得宰相萧嵩不得不率领百官前来庆贺①。这样的例证太多，不可能是例外，唯一的可能便是玄宗的命令“不得更奏祥瑞”不是有祥瑞不向朝廷申报的含义，而是不许直接表奏皇帝而已。那么，地方发现祥瑞应如何申报呢？李无亏的实例是一个证据，如上文所引“白狼”条，表奏之文，依然是用第二人称来称呼皇帝，如“陛下开天统，殊徽号……”但因为白狼属于上瑞而不是大瑞，所以这个表奏只能上达礼部而已。
与此相似的一个例证，是唐玄宗时期洪州刺史张九龄的一篇奏表，该表也能证明上文提及的开元十三年（725）玄宗的“不得更奏祥瑞”限制的仅仅是上奏的形式。
张九龄《洪州进白鹿表》：
臣闻：圣法天，则至理调于元气；天表圣，则嘉瑞托乎群生。将以幽赞王泽，觉悟生灵，知至德之所感，如虚响之必应。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道孚神化，体合干行。品物所资，太和罔不叶。图谍所载，殊祥罔不臻。故郡国上言，日月相继。臣所部豫章县，某月某日，获白鹿一。休气所集，灵质自呈，欲效符祉，易为驯狎。臣谨按《瑞应图》云：“王者明惠及下，则白鹿见。”又按《孝经援神契》云：“王者德至鸟兽，则白鹿见。”盖鹿者，仙寿之物，实为祯祥之表，虽时和岁稔，固不假于羽毛。而天意人事，诚欲伸于耳目。臣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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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册府元龟》卷二四《帝王部•符瑞第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243页。
感庆之至！谨诣某所，奉瑞鹿表进以闻。臣诚欢诚喜，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言。①
张九龄此表，一方面给出了祥瑞表奏的一般情况，对照敦煌李无亏的例证，可以得知通常的祥瑞奏表大略如此。另一方面，张九龄代表洪州所奏祥瑞“白鹿”与李无亏所奏“白狼”一样，都是上瑞而非大瑞，但张九龄使用的是典型的表奏。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仪制令》的规定“其诸瑞并申所司”，但是具体形式却不是一般的牒，而是表，甚至依然以皇帝为对象。
上奏完成，朝廷还有一个认定的程序，《仪制令》规定“诈为瑞应者，徒二年”。《唐律》的规定与此相同“诸诈为瑞应者，徒二年。若灾祥之类，而史官不以实对者，加二等”。疏议还专门进行了解释：“‘瑞应’条流，具在礼部之式，有大瑞，有上、中、下瑞。今云‘诈为瑞应’，即明不限大小，但诈为者，即徒二年。若诈言麟凤龟龙，无可案验者，从‘上书诈不以实’，亦徒二年。”②
看来，上奏祥瑞，很容易陷入不实的窘境。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唐高宗就曾发出过祥瑞虚实难明的感叹，其文曰：
显庆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司勋员外郎源行守家毛桃树生李桃，太子詹事李宽等上表陈贺。上谓侍臣曰：“凡厥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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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九龄集校注》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08—710页。引用何格恩《张九龄诗文事迹系年考》，为开元十八年（730）事。根据的是《南昌府志》卷六五《祥异》所载。顾建国《张九龄年谱》也持此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64页。
② 《唐律疏议》卷二五，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69页。
虽云美事，若其不实，取笑后人。朕尝见先朝说隋炀帝好闻祥瑞，尝有野雀集于殿上，校尉唱云‘此是鸾鸟’。有卫士报云‘村野之中，大有此物’。校尉乃笞卫士，仍奏为鸾。炀帝不究真虚，即以为瑞，仍名此殿为仪鸾，嗤笑至今未弭。人之举措，安可不思。今李宽等所言，得无类此。凡祥瑞之体，理须明白，或龙飞在泉，众人同见，云色雕绮，观者非一。如此之辈，始号嘉祥。自余虚实难明，不足信者。岂得妄想牵率，称贺阙前。”①
大约正因为如此，上奏表文，“其表唯言瑞物色目及出处，不得苟陈虚饰”。要对祥瑞给予客观描述，反对不必要的夸张书写。同时，我们在《沙州都督府图经》中看到，祥瑞报告者会强调“合州官人、百姓并往看”“见在官人、百姓等同见”等内容，其实这是在自我证明，所言祥瑞有多人证明，并非虚言。
武则天时期，祥瑞报告纷纷然，其实也应该存在相应的确认程序。《资治通鉴》记载长寿元年（692）的一个祥瑞事件，可以反映这一情形。其文曰：
襄州人胡庆以丹漆书龟腹曰：“天子万万年。”谐阙献之。昭德以刀刮尽，奏请付法。太后曰：“此心亦无恶。”命释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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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卷二八《祥瑞》，第620—621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484页。
胡庆的所为，正是伪造祥瑞，他在龟腹上涂漆并书写“天子万万年”的吉祥话，希望获得朝廷的确认，捞取好处。李昭德看穿了胡庆的把戏，用刀把漆刮尽，证明祥瑞是胡庆诈为而成，根据法律，正可以治罪。龟在祥瑞中，有大瑞曰神龟，有上瑞曰玉龟，看来胡庆所为，是希望他的涂漆写字的龟被确认为神龟。李昭德是宰相，具体职务是凤阁侍郎（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他的所为应该就是确认祥瑞。本来胡庆应该判处两年徒刑的，但因为武则天愿意从积极方面看待此事，最后胡庆没有受到任何处分，释放了事。
只有得到朝廷确认之后，祥瑞才算正式成立。那么，朝廷的确认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的呢？文献也留下一些证据。根据《沙州都督府图经》的记录，在唐高宗弘道元年（683）敦煌发现了黄龙，“唐弘道元年腊月为高宗大帝行道，其夜崇教寺僧徒都集及直官等，同见空中一黄龙，见可长三丈以上，髯须光丽，头目精明，首向北斗，尾垂南下，当即表奏。制为上瑞”①。最后一句，即是朝廷的确认方式，正式下发一件制书，并明确为“上瑞”。其实，黄龙不在上瑞名单中，龙已经是大瑞，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确认。看来，《仪制令》的规定是个参考系统，最终祥瑞等级还是要由皇帝的王言来确定。
对于祥瑞的认定，朝廷的认真程度显然不是十分严格的。贞观时期，凉州都督李袭誉表奏昌松瑞石，“敕遣礼部郎中柳逞驰驿检覆，并同所奏”②。《册府元龟》记录了这件事，为贞观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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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敦煌文书p.2005。唐耕耦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9—20页。
② 《全唐文》卷一五五，上官仪：《为朝臣贺凉州瑞石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643）八月事①。研究此类制度性问题的文章不多，但还有人探索过②。
确认祥瑞，有时候会导致朝廷意见不一，因为大臣的观点与立场不可能天然一致。武则天长安元年（701）三月，《资治通鉴》记录下这个故事：
是月，大雪，苏味道以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③
王求礼与宰相苏味道的分歧很明显，他不认为三月雪为瑞雪，即承认是祥瑞，理据是时令不适合，本应该春暖的时候却下起了雪。最后，王求礼的观点获得了武则天的支持，“为之罢朝”。苏味道恐怕有报喜不报忧的嫌疑，如果正符合武则天的心意，那么宰相脸上也有光彩。没有想到，遇到一个固执的王求礼，让宰相陷入难堪之局。
祥瑞，尤其是大瑞，在得到朝廷确认之后，才有进一步的行动，即百官表贺。《仪制令》的具体规定是大瑞“告庙颁下后，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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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册府元龟》卷二四《帝王部•符瑞第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239页。
②刘海波：《唐代祥瑞研究》第二章《唐代与祥瑞有关的事物管理体系》，对于朝廷确认环节的研究值得参考。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七，长安元年（701）三月，第6554页。
官表贺”。大瑞确认之后，还有一个“告庙”的程序，然后才是“颁下”，那么上文沙州的黄龙被确定为上瑞，可能就不需要告庙了。颁下的应该就是确认祥瑞的制书。《唐六典》没有提及大瑞告庙这个环节，“若大瑞，随即表奏，文武百僚诣阙奉贺。其他并年终员外郎具表以闻，有司告庙，百僚诣阙奉贺”。似乎告庙的只有其他等级的祥瑞，时间是年终。告庙，即告太庙，是向皇帝祖宗报告的仪式。既然其他等级稍低的祥瑞都会在年终告庙，那么大瑞确认之后即告庙似乎于礼更通。对此，《开元礼》的记载有助于理解：“凡祥瑞依图书合大瑞者，随时表奏，百官诣阙上表奉贺，告庙颁下。自外诸瑞，并申所司，元日以闻。”①《唐六典》未记录，但《仪制令》与《开元礼》有差异，前者是告庙之后百官表贺，而后者是表贺之后告庙颁下。
看来这需要实例来说明。在大瑞的名单中，有“庆山”一目。武则天统治时期，雍州就报告有“庆山”祥瑞出现。《资治通鉴》记录到：
（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言新丰县东南有山踊出，改新丰为庆山县。四方毕贺。江陵人俞文俊上书：“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