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统治下的蜀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质言之，不几年，便把诸葛亮取得的仅有的一点成就耗光了。政治昏暗，经济凋散，人民食不果腹。有一个历史故事足可证明这一点：景耀四年（魏景元二年，只永安四年，公元261年），吴国派遣五官中郎将薛珝出使蜀汉，薛珝回国后，吴景帝孙休“问汉政得失”，薛珝生动地描述了蜀汉的情况：“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人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薛珝因此还发表了一通议论，说：“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以为至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指蜀汉）之谓也。”③一言中的，蜀汉君臣上下正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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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御正传》。
②《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评语。
③《资治通鉴》卷77。
样子，目光短浅，安于逸乐，不知亡国之期将至。
当然，蜀之亡，并非只有刘禅信用宦者一个方面的原因，古代历史家常把历史的责任过多地加在黄皓头上，也是不公平的，《三国忠•谯周传》记载了一个异兆故事说：“宦人弄权于内，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谯）周忧之……”。这都属于蜀汉亡后的附会言论。况且，黄皓专权，诸葛瞻、董厥等人“咸共将护，无能匡矫”，不是也有“助纣为虐”之嫌吗。
苟且偷生，没有志气
刘备征战数十年争得了一方天下，由于本人无能，未及建起牢固的基础；诸葛执政，初有微绩，继而徒耗国力，积弱难复；阿斗昏庸，文无谋事之思，武无驭将之能，自然无所作为。所以，没有多年的工夫，这个偏居一隅的小朝廷便彻底断送了。亡国之际，刘禅的怯懦之性、昏庸本质更加充分地反映出来。
景耀六年（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十月，魏征西将军邓艾以“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掩其空虚”之术，凿山通道，驱军于无人之地七百里，直至江油。蜀汉江油守将马邈投降，卫将军诸葛瞻不听尚书郎黄崇“速行固险，无令敌得入坪（平地）”的劝告，即弃涪城（今四川绵阳）而退保绵竹①。邓艾诱降诸葛瞻，说：“若降者，必表封琅邪王。”瞻愤怒，杀掉邓艾的使者。邓艾即遣其子邓忠等“出其右”，右司马师纂等“出其左”，邓忠、师纂出战不利，还告邓艾说“贼未可击！”，艾大怒：“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艾叱忠、纂等出，将斩之，“忠、纂还更战，大破之，斩瞻及尚书张遵等首，进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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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阳国志•刘后主志》。
雒（治今四川广汉北）。”①诸葛瞻长子诸葛尚不禁叹道：“父子荷恩，不早斩黄皓，以致败国殄民，用生何为！”于是“驱马赴魏军而死”②。由此可见，诸葛瞻父子还不愧是诸葛亮的子孙，总算战死阵前。
雒县至成都，路仅八十里，不及一日之遥。刘禅昏弱，不懂军事，更不知未雨绸缪之要，诸葛瞻既死，姜维、董厥、张翼、廖化等远在剑阁，于是蜀汉朝野一片惊慌。据《三国志•谯周传》说，“蜀本谓敌不便至，不作城守调度，及闻艾已入阴平（按：入阴平，误。当以《华阳国志》作‘入坪’，或如《资治通鉴》所说作‘入平土’），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
大敌当前，刘禅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计无所出”。有的主张投吴，认为“蜀之与吴，本为和国，宜可奔吴”。有的主张南逃，认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
光禄大夫谯周则主张投降。他针对“奔吴”的主张指出：“自古已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今若入吴，固当臣服。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又针对“奔南”的主张指出：“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
据说，聚议时，大臣们质问谯周说，现在邓艾已经离成都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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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②《华阳国志•刘后主志》。
如果不肯接受我们投降怎么办？谯周根据天下形势，做出判断，认为：“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礼。”并进而保证说：“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
经过聚议，众人期于自保，“皆从周议”，刘禅则依然有点倾向于南奔少数民族地区。谁周即又上疏，陈说四点不可南去的理由：一为南方不可靠，指出：“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承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二为难免敌人追及，指出：“北兵之来，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势衰，及时赴追”；三为南方没有立足的条件，指出：“若至南方，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必甚，甚必速叛”；四为失掉民心，民必“亡叛”，分析说：“昔王郎以邯郸儒号、时世祖（东汉光武帝）在信都，畏逼于郎，欲弃还关中。邳肜（一作彤）谏曰：‘明公西还，则邯郸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成）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从之，遂破邯郸。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诚恐邳彤之言复信于今”①。最后，谯周对两条道路作了对比，指出：“早为之图，可获爵士；若遂适南，势穷乃服，其祸必深。”②
最终，刘禅觉得谯周的话有道理，于是决定投降。
当时，坚决反对投降的只有刘禅的第五子北地王刘谌③。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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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后汉书•邳肜传》。
② 以上《三国志•蜀书•谯周传》
③《三国志•蜀与•二主妃子传》注引孙盛《蜀世谱》说，后主太子璿，璿弟瑶、琮、瓒、谌、恂、璩六人。蜀败，谌自杀，余皆内徙。
《三国志•后主传》注引《汉晋春秋》说：“后主将从谯周之策，北地王谌怒口：‘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后主不纳，遂送玺绶。是日，谌哭于昭烈之庙（刘备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左右无不为涕泣者。”
刘禅命秘书令卻正起卓投降文书，并派侍中张绍（张飞的儿子）、驸马都尉邓良（邓芝的儿子）等到邓艾营，联络投降。投降文书，竭尽屈辱媚敌、摇尾术怜之语、
限分江、汉，遇值深远，阶缘蜀土，斗绝一隅，干运犯冒，渐苒历载，遂与京畿攸隔万里。每惟黄初中，文皇帝（按指曹丕）命虎牙将军鲜于辅，宣温密之诏，中三好之恩，开示门户，大义炳然，而否德暗弱，窃贪遗绪，俯仰累纪，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归能之数，怖骇王师，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顺以从命！辄敕群帅投戈释甲，官府帑藏一无所毁。百姓布野，余粮栖亩，以俟后来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辅伊、周，含覆藏疾。谨遣私署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驸马都尉邓良奉赍印绶，请命告诚，敬翰忠款，存亡敕赐，惟所裁之。舆榇在近，不复缕陈。①
既然要投降，势之所在，语含屈辱，似乎也不必多责。《三国志•后主传》载，“绍、良与艾相遇于雒县。艾得书，大喜”，接受了刘禅投降、并立即报以回书，让绍、良先还。邓艾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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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信，首言自古以来凡与中原对抗者没有不灭亡的，继而言及受降之义：“衔命来征，思闻嘉响，果烦来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岂天启哉！昔微子归周，实为上宾，君子豹变，义存《大易》，来辞谦冲，以礼舆榇，皆前哲归命之典也。全国为上，破国次之，自非通明智达，何以见王者之义乎！”① 可见，用车拉着棺材（舆榇）、自缚出降是邓艾向刘禅提出的条件。
刘禅为了表示归从，即遣太常张峻、益州别驾汝超归邓艾节度、同时，遣太仆蒋显通知姜维投降钟会。《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说：“姜维未知后主降，谓且固城；素与执政者不平，欲使其知卫敌之难，而后逞志；乃回由巴西（治今四川阆中），出郪（今四川三台县南）、五城（今四川中江）。会被后主手令，乃投戈释甲，诣钟会，降于涪。军士莫不奋激，以刀斫石。”
同时，刘祥又遣尚书郎李虎献《士民簿》给邓艾。簿计："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士万二千，吏四万人，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采绢各二十万匹，余物称此。”②
邓艾至成都城北，刘禅率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舆榇自缚，衔璧出迎。邓艾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榇，承制拜刘禅为骠骑将军，仍让其住在成都宫中。蜀汉群僚皆“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③。据《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载，邓艾捉住了宦官黄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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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王随《蜀记》。“君子豹变”，语出《周易•革》，喻君子迁善去恶之意。“舆榇”，用车载着棺材，表示愿意受死。典出《左传》僖公六年，许僖公见楚子，“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绖，士舆榇”。据传，微子降周就是这样的。
②《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③《资治通鉴》卷78。
“将杀之，受贿而赦之”。
不久，景元（魏元帝年号）五年（公元264年）正月，钟会诬陷邓艾谋反，诏书“槛车征艾”。钟会阴怀异计，重用姜维，出则同车，坐则同席，“将至成都，自称益州牧以叛。恃维为爪牙，欲遣维为前将军伐中国”。姜维教钟会诛杀“北来诸将”，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谋，“烧成都东门以袭杀会及维、张翼、后主太子璿等”①。
景元五年三月，刘禅被举家东迁洛阳，封为安乐县公。由司马昭控制的魏国末代朝廷以皇帝曹奂的名义发的策命中，称刘禅“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信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岂不远欤！”又说，根据前训旧典，“锡兹玄牡，苴以白茅，永为魏藩辅”，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史载，刘禅子孙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卻正、殿中督张通等一干帮助刘禅投降的人们并封列候②。
对于谯周、卻正等劝说刘禅投降的主张，历史常有谴责之论。《三国志•谯周传》注引晋人孙绰和孙盛的话可作为代表。孙绰说：“谯周说后主降魏，可乎？曰：自为天子而乞降请命，何耻之深乎！夫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先君（指刘备）正魏之篡，不与同天矣。推过于其父，俯首而事仇，可谓苟存，岂大居正之道哉！”孙盛说：“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谯）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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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阳国志•刘后主志》。
②《三国忠•蜀书•后主传》。
矣。……禅既暗主，周实驽臣，方之申包、田单、范蠡、大夫种，不亦远乎！”客观地说，此皆迂阔之说，属于传统的儒家忠君死国理论、三国形势，实为华夏疆域内的三个地方政权的鼎立，任何一方的战争行动都是统一和反统一战争的实施，不宜以严格意义的国家间关系论。“国”既难保、为使老百姓免遭涂炭，财产免遭蹂躏，全土安民，相机而降，实是对国家统一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体现。正因如此，司马昭为魏相国，发兵征蜀，并以“爱民全国”之功，封赏刘禅和谯周等，都是应该肯定的、陈寿的评论更是有道理的：“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
应该受到谴责的主要人物只有刘禅。身为一国之君，虽然从谯周之策投降了，但他更多的是出于保命保族的考虑，况且他：第一，初无治国之方；第二，临难怯敌，不明御敌之策；第三，苟安偷生，没有骨气。
“乐不思蜀”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刘禅的平庸、暗弱、可笑。《三国志•后主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刘禅投降到洛阳后，司马昭为他办了一次宴会，故意“为之作故蜀技”，以刺激他。结果是，“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这不由使司马昭发出了“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的慨叹。有一天，司马昭问刘禅：“颇思蜀否？”刘禅回答说：“此间乐，不思蜀。”随从刘禅到洛阳的原秘书令卻正闻知此等毫无人情味的回答后，急见刘禅，给其出主意说：“若王（指司马昭）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后来司马昭果然又问，刘禅便按卻正的话回答，司马昭深知刘禅说不出此等话来，因说：“何乃似卻正语邪！”刘禅吓得旧瞪口呆，便即承认：“诚如尊命。”惹得左右人等“皆笑”。
刘禅，晋泰始七年（公元271年）病死洛阳，谥思公。第六子刘恂嗣爵安乐县公。
三、蜀无能臣谋将
三国鼎立，蜀汉先亡，自然有许多方面的原因。诸如，国小力弱，难抗大国；后主暗弱，诸葛亮壮志未酬先死；宦官误国，等等。但最为重要的还是人才问题。所以我的结论是：蜀无能臣谋将。
这个结论不是我的创造，曾任蜀汉蜀郡太守的王崇后来著《蜀书》时即说：“后主庸常之君，虽有一亮之经纬，内无胥附之谋，外无爪牙之将，焉可包括天下也！”①晋人常璩则说：“爰迄（蒋）琬、（费）祎，遵修弗革，摄乎大国之间、以弱为强，犹可自保：姜维才非亮匹，志继洪轨，民嫌其劳，家国亦丧矣。"② 孙盛说：“蜀少人士”③。袁宏说：“小国贤才少”④。后人王夫之也说：“先主之初微矣，虽有英雄之姿，而无袁、曹之权藉，屡挫屡奔，而客处于荆州，望不隆而士之归之也寡。及其分荆据益，曹氏之势已盛，曹操又能用人而尽其才，人争归之，蜀所得收罗以为己用者，江、湘、巴、蜀之士耳……虽若费祎、蒋琬之誉动当时，而能如钟繇、杜畿、崔琰、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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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阳国志•刘后主志》。
② 同上。
③《三国志•蜀书•许慈传》注。
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高柔、贾逵、陈矫者，亡有也。”①
最为不幸的是，刘备崩殂前后，相当一部分稍见武能定国、文能安邦的类才，壮年逝去了（前已述及）。诸葛亮执政以后，事无巨细，咸决于已，忽视了后继者的使用和培养，所选非能，守成尚恐不支，何谈事业的发展和壮大。
《华阳国志》说：“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董允为四相，一号四英也。”实际上，蒋琬、费祎、董允都是原丞相府的班底、均为守成之片，根本无法同诸葛亮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