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对于刘禅的毛病看得很清楚。仅据诸葛亮《出师表》寓意即见：他（刘禅）“妄自菲薄”，不思作为，缺乏志气；他本愚钝，但又不善于听取意见，而且常闹笑话，“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因此诸葛亮告诫他“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他包庇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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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诸葛亮《前出师表》、《后出师表》。
宫闱之中常有违禁乱法者，因而引发了诸葛亮关于执法“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的议论；他有亲小人、远贤臣之嫌，因而使诸葛亮放心不下，临别慨叹：“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指出刘禅的缺点、并希望他改正，自然是好的，但为什么不早谋匡正而任其存在和发展到如此地步呢？
第五，不重视僚属的培养，所荐非能，
诸葛亮执政以后，事尤巨细，咸决于已，忽视并妨碍了后继者的使用和培养。因此，及至诸葛亮死后，执政者只能是原丞相府的班底。蒋琬、费祎、董允等，均为守成之臣，自知才能不及诸葛亮，不敢做更张之想。
董允之后，相继为尚书令或“平尚书事”的有吕乂、陈祗、董厥、诸葛瞻、樊建等。吕乂“治身俭约，谦靖少言，为政简而不烦”，但缺乏开拓精神。陈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是一位同宦官勾结用事的尚书令。至于董厥、诸葛瞻、樊建，史载：“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①。
诸葛亮不信魏延，而用杨仪，遽拔姜维，自然都是重大的失误。
至于其他后继人物，历史证明，或世之硕儒，文藻壮美，或修身谨严，不谋家产，或忠勇坚贞，临官忘家，甚或得到配享武侯之荣。但以定国安邦大器言，无一足称。
有关此一问题，本章最后一节，将作简略评述。
行文至此，不由想起成都武侯祠中清人赵藩撰写的对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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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吕乂传》、《陈祗传》、《董厥传》、《诸葛瞻传》。
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此说反映了诸葛亮用兵治蜀的一些情况，出言不虚，发人深思，堪让后人广而思之。
二、刘禅暗弱难为国
章武三年（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四月，刘备死于白帝永安宫。五月，刘禅继位于成都，时年17岁。据此计算，刘禅应该出生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依附于荆州刘表之时。母甘氏。他死于晋泰始七年（公元271年），终年当为65岁，
关于刘禅的生年和出身，还有另外一些说法。同时代，魏人鱼豢所作《魏略》说：“初（按指建安五年），备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弃家属，后奔荆州。禅时年数岁，窜匿，随人西入汉中，为人所卖。及建安十六年，关中破乱，扶风人刘括避乱入汉中，买得禅，问知其良家子，遂养为子，与娶妇，生一子。初禅与备相失时，识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简者，及备得益州而简为将军，备遣简到汉中，舍都邸。禅乃诣简，简相检讯，事皆符验。简喜，以语张鲁，鲁为洗沐送诣益州，备乃立以为太子。初备以诸葛亮为太子太傅，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良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亮亦以禅未闲于政，遂总内外，”这段记载，从出身的角度为刘禅懦弱无能、不谙政事，找到了历史的“根据”；亦为诸葛亮总揽内外大政而君臣相安，提供了生动的说明。但却是不可靠的。南朝宋人裴松之根据《二国志•二主妃子传》“后主生于荆州”和《后主传》“初即帝位，年十七”以及《赵云传》“云身抱弱子以免”等记载指出，“以事相验，理不得然，此乃《魏略》之妄说”；并指山，诸葛亮亦不曾为太子太傅。裴论很有道理。不过，令人疑惑的是，《魏略》之作早于陈寿《三国志》，更早于常《华阳国志》等书。鱼豢，魏人，官居郎中，属于内（中）朝官，撰写《魏略》期间、刘禅尚在人世，甚至已经被虏到了洛阳、其作何以谬误至此。
除了刘禅本身的素质条件外，历史的客观形势使他必然成为一代暗弱无能的君主。
天下靠人打，国赖谋者治。可叹的是，“天不祚汉”，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谋臣宿将相继离世。据《三国忠》、《华阳国志》诸书载，刘备为帝前后，亦即刘禅即位前，许多有威望、有能力的人都死了，其中著者有：
军师中郎将庞统，建安十九年，率众攻雒城，中流矢死，年仅36岁；
前将军关羽，建安二十四年，失荆州，被孙权部将所杀；
后将军黄忠、建安二十五年，病死；
尚书令法正，建安二十五年，病死，年45岁；
安汉将军麋竺，建安二十五年，病死；
秉忠将军孙乾、昭德将军简雍、昭文将军伊籍，均死于建安末；
右将军，迁车骑将军张飞，章武元年，被帐下将杀死；
左将军、迁骠骑将军马超，章武二年，病死，年47岁；
司徒许靖，章武二年，病死；
尚书令刘巴，章武二年，病死；
侍中马良，章武二年，死于夷陵之战。
可见，刘禅继位后面临的是中央机构不健全、人才极为短缺的局面。
更为无可奈何的是，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病死五丈原（今陕西武功境），事出突然，朝无能臣，自然还是丞相府的班底执掌大权。丞相的两位长史，亦即现代意义的两位“总管”或“秘书长”，分别统制军权与政权。丞相长史杨仪掌军事；丞相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这就是诸葛亮为刘禅安排的生存环境。据《三国志•杨仪传》载：“（杨）仪既领军还，又诛讨（魏）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呼都尉赵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①，默然不悦。而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猾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可见，杨仪想做接班人，但诸葛亮“意在蒋琬”。《三国志•蒋琬传》载，诸葛亮常说：“公琰（琬字）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若也。”并且密表刘禅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既有密表，又是留守成都，蒋琬自然捷足先登，遂总国政。继而又迁大将军，录尚书事。不久，又进位大司马。因此，刘禅又在新的当政的卵翼下，深居宫中，女乐为娱，打发其无所作为的日子了。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鱼豢《翅略》说，直到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蒋琬病死，“禅乃自摄国事”。时，刘禅已经40岁，且已做了24年的不问政事的蜀汉皇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冥顽成性，已是很难改变了。
刘禅在位四十一年，是个享祚不短的皇帝。在此期间，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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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家人，卦名。《周易正义》说：“家人之义，各自修一家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也。统而论之，非元亨利君子之贞。”
地区有过一段相对稳定和发展。但是，由于大部时间政出于下，他既非决策，又不身躬，所有成绩，似乎都不能记在他的头上。相反，所有失误，最终国破家亡，他作为一国之君，自然是难辞其咎。因此．历史的公平秤，只能将他放在庸君的位置上进行贬斥，以戒来者，
自甘无能，不务进取
如前所述，刘禅性本愚钝，幼又失教，长不自厉，壮不自奋，老乏志气，当为历史所非。但是，就其后天教育来说，刘备当负重要责任。历史证明，对于子女的教育，刘备远远不及曹操。
曹丕在其《典论•自叙》中说过，曹操考虑到时代的需要，在曹丕5岁的时候，便教其学射，6岁的时候，便教其学骑。因而，曹丕8岁的时候，便能骑马射箭。嗣后便常常被带到前沿阵地，熟悉战阵，观摩战事。曹丕少习弓马，从而养成了爱好武功的习惯，既长，不仅箭法精妙，而且剑术也很高明。更为重要的是，曹操要求儿子们既要习武，更要习文。曹丕按照这个要求，文武兼修。因而在经史子集和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得到严格的修养，从而为其以后的为政和乐府的创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刘备对于刘禅则不然。当他感到问题的严重和迫切时，为时已晚。刘备深知儿子无能，难以支撑并发展蜀汉局面，临终不得不“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对刘禅，从一定意义上说，不能不说有负刘备之托。他完全是有意的既不对刘禅主动培养，也不给予刘禅以实际锻炼的机会，任其淫欲颓唐，逸乐后宫，不谋进取。
国之人事，全由诸葛亮决断。刘禅文不能谋，武不能战，自甘无能，难务进取，自然只好安于“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局面。他亲政之前无所事事二十几年，沉湎于宫中生活，愚劣之质和自卑之感日甚一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提醒他不要"妄自非薄"。其实、刘禅的这种“妄自菲薄”的感觉，主要是自惭于诸葛亮：这是客观环境所使然，质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由诸葛亮造成的。
刘禅亲政之后，恶习难改，学不长进，谋难己出，在处理国政和兵戎大事方面，自然就难免依旧受制于人，
他生活腐败，骄奢淫逸。嫔妃之数已逾古制，但仍不履足，“常欲采择（按：指选妃、选宫女）以充后宫”，因此受到董允的抵制。史称：“（董）允以为古者大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① 另外，还有一段逸事，也反映了大臣们对刘禅骄奢淫逸生活的反感。《三国志•刘琰传》说，车骑将军刘琰的妻子胡氏入贺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经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与后主有私，呼卒五百挝胡，至于以履搏面，而后弃遣。”胡氏将刘琰的行为上告，刘禅即将刘琰抓进监狱，让刑事部门议罪。因此，“有司议曰：‘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弃市。自是，大臣妻母朝庆遂绝。”
他荒于政事，喜欢游山玩水，“颇出游观，增广声乐”，沉于声色犬马之中。因此，引出了太子家令谯周一篇长谏。谯周在历述王莽以来的成败典故之后，讲到刘禅“至于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按：意为频繁出游）”，因此表示了自己的深感不安，进而劝谏说：“夫忧责在身者，不暇尽乐。先帝（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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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董允传》。
备）之志，堂构（按：指祖先遗业）未成，诚非尽乐之时。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①事实证明，刘禅对此倒是挺有主意，我行我素，谯周的劝谏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
既总国政，治国乏术
诸葛亮在世，军政总统，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功与失败，自然都应记在诸葛亮的账上，诸葛既殁，蒋琬开府掌权13年，军不见进，政无建树。延熙六年，蒋琬在给刘禅的上疏中不得不承认：“臣既暗弱，加婴疾疹，奉辞六年，规方无成、夙夜忧惨。”②
蒋琬之死，对于刘禅来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史有明记，延熙九年，蒋琬死后，刘禅开始“自摄国事”③。
汉制，凡大将军领尚书事，或录尚书事、平尚书事，就是最大的权力者。正如《文献通考•职官十三》所说："西汉以来，大将军之官，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任出宰相之右（按：右为上）。”诸葛亮死后，蜀汉没有再置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事，就是实际的执政。尚书令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实际的丞相。先是以蒋琬为尚书令，再迁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总统国事。蒋琬病死前后，又以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当权。
刘禅既已“自摄国事”，自此以后，蜀汉休咎的主要责任，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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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谯周传》。
②《华阳国志•对后主志》。
③《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魏略》。
就该由刘禅来承担了，历史证明，蜀汉不仅没有因此好起来，而是更加--大不如一天了。简而言之，第一，诸葛亮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措施，没有得到继续贯彻：第二，诸葛亮的一些弊政和局限性，诸如用人不明，执法不公，反而有所发扬；第三，宦官干政，朝无诤臣；第四，经济凋敝，生产衰微，“民有菜色”；第五，疲于用兵，国力难支，民不得安息；第六，内部腐败，大臣失信，互为掣肘，不求有功，但求免罪自保，
据《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载，刘禅先是“超迁（意为破格提拔）蜀郡太守吕乂为尚书令，进姜维为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并录尚书事”。这说明，刘禅亲政之后，依然只能依靠诸葛亮遗留下的班底。他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完全摆脱诸葛亮及其僚属的影响。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幸然如此，否则，说不定情况更糟。
吕乂主内政。《三国志•吕乂传》说，吕乂曾为巴西太守，“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又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得到诸葛亮的信任，调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诸葛亮死后，吕乂累官广汉太守、蜀郡太守，入为尚书，“代董允为尚书令，众事无留，门无停宾。又历职内外，治身俭约，谦靖少言，为政简而不烦，号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声损于郡县”。可见，吕乂曾经是一个不错的官，但是持法峻刻，好用俗吏，官做大了，却没有做出像样的成绩来，名声也大不如做地方官的时候了。
延熙十四年（一作十五年），吕乂死，刘禅任用侍中陈祗为守尚书令，加镇军将军，主政事。《三国志•陈祗传》载，陈祗“多技艺，挟数术，费祎甚异之”，因而被越级提拔，从“选曹郎”一跃而为侍中，继而“又以侍中守尚书令，加镇军将军”。“大将军姜维虽班在祗上，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维。”《华阳国志•刘后主志》也说：“姜维虽班在抵右（古代官以右为上），权任不如，蜀人无不追思董允者。”陈祗主政七年，朝风日坏、寸绩末见。却得刘禅的信爱和重用。景耀元年（公元258年），陈祗死，“后主痛惜，发言流涕”，并下诏枉赞其功绩，谥为忠侯，赐其长子爵关内侯，拨其次子为黄门侍郎。可见其昏庸不明之甚。
费祎、姜维主军事。二人虽然并录尚书事，应该管更多的事情，但主要是把精力放在军事上。他们在平抚凉州，以及益州境内汶山平康、涪陵蜀国少数民族的“反叛”中屡建“功勋”，但在对魏战争中却败多胜少。而且，二人在战争策略上存在很大分歧。《三国志•姜维传》说：“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每欲兴军大举，费袆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费祎对姜维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安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① 应该说，费祎的方略，虽然难建大功，但比较符合蜀汉的实际。
延熙八年（魏正始六年，公元245年）冬，刘禅批准费祎出屯汉中。费祎承袭诸葛亮、魏延的做法，据险御敌，围守为主。九年，回成都、十一年复出汉中。此期间，加以魏、吴二国均致力内部，都没有主动向外耀兵，所以，蜀军末致兵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