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诸葛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南），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遗命反映了东汉末年以来，包括曹操在内的诸多政治家的节葬思想。他虽然不及曹操有关丧葬思想那样系统和具体，但亦足为后人所尚，
诸葛亮死后，刘禅下诏，大赞其事功，说：“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爱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遵疾陨丧，朕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今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俟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良哉！呜呼哀哉！”① 这是一篇悼词性的诏书，颂其为人，扬其事功，将其比做伊尹、周公，自然不无不可，但谓“事临垂克”，显然是一种很不现实的夸张。
局限和失误
“下国卧龙空悟主，中原逐鹿不由人”（温庭筠：《过五丈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诸葛亮死后，蜀汉不复再振。因而诸葛亮之智能，便更加备受历史的好评。
晋人，《三国志》作者陈寿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不过，陈寿认为，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不及行政，指出“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又说，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②。
《华阳国志》作者常璩在《刘后主志》中描述诸葛亮开府治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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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后主传》、习谓诸葛亮“六出祁山”，实际五次主动出兵、一次被动应敌，其中只有两次出祁山。
②《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的重大作为和成就时，承袭并引录了陈寿的观点。并说，诸葛亮“政修民理，威武外振”，同时，他非常不客气地将其比作“宋襄公求霸”，说：“诸葛亮虽资英霸之能，而主非中兴之器，欲以区区之蜀，假已废之命，北存强魏，抗衡上国，不亦难乎！似宋襄公求霸者乎？”
傅玄说，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①，
袁宏说，诸葛亮“治国以礼，民无怨声，刑罚不滥，没有余泣，虽古之遗爱，何以加兹。及其临终顾托，受遗作相，刘后（备）授之无疑心，武侯（亮）处之无惧色，继体纳之无二情，百姓信之无异辞，军臣之际，良可咏矣。”②
袁准如陈寿一样，也从多方面评价赞扬诸葛亮，第一，称其相小，说：“张飞、关羽与刘备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诸葛亮，因以为佐相，而群臣悦服，刘备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第二，称其治国有方，说：“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第三，称其用兵之能，说：诸葛亮“兵出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又说：“亮之行军，安静而坚重。安静则易动，坚重则可以进退。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第四，赞其成就，说：“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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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御览》卷444。傅玄，晋代名臣，官至司隶校尉，著《傅子》，《晋书》有传。
②《文选》卷47。袁宏，晋人，文才快捷，以“倚马可待”，留名后世，《晋书》有传，
说：“本立故未治，有余力而后及小事，此所以劝其功也，”第五，言其局限。当有人提出疑问，“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宏明确指出：“亮持本者也，其于应变，则非所长也，故不敢用其短。”①
吴国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在其《述佐篇》中对比诸葛亮与司马懿而讲到诸葛亮时说：“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贽大吴、抗对北敌（魏），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捉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他说：“余观彼（诸葛亮）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于主，虽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②
应该说，上列各家评价，显多过誉，且有不实，但基本上是作为人看待的，所以虽过而不离大谱。可是后人常嫌不够，以至将其神化。
至唐，便有尚驰《诸葛武侯庙碑铭序》所说：“至令官书庙食，成不刊之典，一山之内，每有风行草动，状带威神，若岁大旱，邦人祷之，能为云为雨，是谓存与没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也。死而不朽，反贵于生。”③
吕温《诸葛武侯庙记》说，诸葛亮“大勋未集，天夺其魄。至诚无忘，炳在日月，烈气不散，长为雷雨”④。
裴度、房玄龄等则对陈寿有关诸葛亮的评价，屡加挞伐。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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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袁子》。袁准，晋人，儒者，著《袁子》，《晋书》有传。
②《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默记》。
③《唐文粹》卷55上。
④ 同上。
《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说：“陈寿之评，未极其能事，崔浩（按：崔浩、北魏人，善文，累官至司徒）之说，又诘其成功，此皆以变诈之略，论节制之师，以进取之方，语化成之道，不其谬与！”因说，刘备“爰得武侯，先定蜀上，道德城池，礼义干橹。煦物如春，化人如神……”①
房玄龄等撰《晋书》时对陈寿提出批评，认为“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兀应敌之才，言（诸葛）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②。
宋、明时期、更复神化，竟然出现了一些更加离奇的典故，据清人张澍辑《诸葛忠武侯文集》录《蜀古迹记》记载说，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曹彬为都监，伐蜀，谒武侯祠，见宇第雄观、颇有不平之色，对左右说：“孔明虽忠于汉，然疲竭蜀之军民，不能复中原之万一，何得为武？当因其倾败者拆去之，止留其中，以祀香火。”左右都认为不可，并且立即有人报告说，中殿摧塌，有石碑出，惊视之，出土尺许，石有刻字，宛若新书，乃孔明亲题也。题曰：“测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曹彬读罢，当即下拜，叩头说：“公，神人也，小人安能测战！”遂令蜀守新其祠宇，为文祭之而去。又录《游梁杂钞》说，明嘉靖年间，建乾清宫，遣少司马冯清求大材于蜀地，至孔明庙，见柏，谓“无出其右”，定为首选，用斧削去其皮，朱书“第一号”字。遂聚千百人斫伐，“忽群鸦无数，飞绕鸣噪，啄人面目。藩臬诸君皆力谏、遂止，命削去朱书，深入肤理，字画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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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文粹》卷55上。
②《晋书•陈寿传》。
窃认为，诸葛亮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定益治蜀，治民有道，使蜀汉地区得到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治军严明，刑政峻急而不酷，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东西；东联孙吴，南抚夷越，在外事交往和民族关系史上给人以诸多启示；尽心事业，鞠躬尽瘁，一种高尚的做人精神垂范后世；为官清廉，倡俭节丧，聪明睿智，长于巧思，皆令后人佩服。
出师前，他在给刘禅的奏表中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① 及卒，检其所有，如其所言。一国丞相，在死之前，“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全心为国、不谋私利的精神啊！
但是，诸葛亮是人，不是神，所以也有人的局限和弱点。数其大者：
第一，善大谋而不谙军旅征战，
就其为刘禅所作《伐魏诏》和他的《出师表》，不难看出，他先是错误估计形势，自认为是正义之师，说什么“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师贞势并，必无敌矣”。既而，他率步骑二十万众，以优于魏国驻守关中的兵力伐魏、但始终不能伸其志，魏延提出出敌不意，派其率领精兵五千，循秦岭而东，出了午谷，直捣长安的策略，虽非必胜，但足可给敌以重大打击，迫使大部分魏军自陇右东撤保长安。但诸葛亮“以为此县（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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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而无虞，故不用延计”①。结果，贻误战机。第一次出兵失败，嗣后敌方增加了兵力，己方挫伤了士气，虽然偶有小胜，但再也不能发动有规模的战争了。不仅灭魏的梦想破灭，就是犯边略地亦属困难。以后用兵，都是在尽忠王事、报答刘备“殊遇”之恩的心情驱使下进行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耗兵损国，毫无利益，遂使蜀汉开始走向下坡。换言之，这场由诸葛亮主动发动的战争，伤亡甚大，得地其少，是非常得不偿失的。
第二，执法随意。
陈寿说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自然有其道理。但回护了他曲法枉法、执法不公的一面。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魏氏春秋》说：“初，益州从事常房行部，闻（朱）褒将有异志，收其主簿案问，杀之。褒怒，攻杀房，诬以谋反。诸葛亮诛房诸子，徙其四弟于越嶲，欲以安之。褒犹不俊改，遂以郡叛应雍闿。”可见，诸葛亮处理朱褒谋反事，竟妄杀常房诸子是非常错误的。正如裴松之所说，常房为朱褒所诬，“执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杀不辜以悦奸慝？”②另如前述，“宽法”对待法正，“枉法”对待彭羕、刘封、廖立等，都是执法随意的表现。至于对待同受遗诏辅政、中都护、有权力统内外军事、地位仅次于自己的李严，是否心存乘机剪除，从而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虽不敢断，但也不能排除此种可能。历史证明，历代受诏共同辅政者，最终权力总是集中于一人，其他能如李严全其身者，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第三，处事不公，用人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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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魏延传》注引：《魏略》。
②《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并注。
魏延被杀，是一件历史冤案，完全是由诸葛亮--手策划的，史载，“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诸葛亮与魏延在军事战术上有分歧，因而不信任魏延。死前，他不用处于最高军事地位的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南郑侯魏延，而安排自己的亲信、承相府长史（秘书长）杨仪主持退军事宜，令魏延断后，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魏延认为：“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魏延满腹牢骚，固不可取，但“何以一人死废大下之事”云云颇有道理。杨仪根本不听魏延的意见，“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魏延大怒，阻军后撤。丞相府的原来班底留府长史蒋琬、司马费祎以及侍中董允都站在杨仪一边，“保仪疑延”。于是魏延便成了反贼，结果被马岱斩杀，并夷三族。陈寿作《魏延传》时，明确指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另，《魏略》记载有所不同，但魏延不反，观点也是明白的：诸葛亮病，令延摄行已事，“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指降魏），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
诸葛亮重视用人，主张尚贤，因而史有所称。《文献通考•选举九》说：“汉昭烈（刘备）既崩，诸葛孔明秉政、惩恶举善，量能授任，不计资叙。时犍为郡守李严以杨洪为功曹，严未去郡而洪以才能已为蜀郡守；洪门下书佐何祗有才策，洪未去郡而抵已为广汉守。”但这只是事实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也是非常清楚的。他缺乏识人之要，因而常有用人不明之事。这不仅表现在重用“狷狭”成性的杨仪，而且表现在错用“言过其实”的马谡。史载，诸葛亮出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①，致有街亭失败，士卒离散。还表现在怀疑魏延，拒用其谋略②，掣肘其行动，不给其应有的地位和权力，导致军事分裂，冤杀骁将，自毁“长城”。
还有，对人对事不讲原则，比如前述明知关羽缺点很大，而有意给其戴高帽子，从而进一步助长了关羽高傲自负的发展，贻误军机；等等。
第四，没有认真在提高刘禅的素质上下工夫。
刘禅固然愚钝，是扶不起的阿斗，但诸葛亮仅止于不篡其位，而没有让他得到为政的实际锻炼。所以，一旦诸葛亮死去，蜀汉便无法再振了。
章武三年（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四月，刘备死于白帝永安宫。五月，刘禅继位于成都，时年17岁。刘备为政短暂，根基不深，没有来得及培养和建立起坚强的领导核心。懦子无教，暗弱少能。诸葛虽智，政无巨细，咸断一人，百事待决，力不从心。据载，刘备在时，诸葛亮尚能为刘禅写《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等，试图提高他的素质，但后来不仅不见此类事再现，而且面陈策谋、劝谏事，除《出师表》中的一些原则性的话外，便很少见到了。
刘禅继位前后，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领司隶校尉，领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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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马谡传》、
② 按：诸葛亮第一次伐魏失败后的自贬疏中有“不能训章明法，临时而惧”之语，实际含有不用魏延计谋之检讨。
牧。这样的安排、自然就“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内外百官全统于一人了。诸葛亮的主要精力是放在了丞相府的“开府”上，而没有放在朝廷中枢机构的建设和人员的配备上。面此，刘禅也只好宣布“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了，仅仅保有了名义上的地位而不预政事。
刘禅性本愚钝，幼又失教，长不自厉，壮不自奋，老乏志气，当为历史所非。但是，就其后天教育来说、刘备、诸葛亮都应承担重要责任。刘备对于刘禅，少不施教，既立为太子，才感到问题的严重和迫切，急置仆傅，但为时已晚。两年后，刘备死了，文未深修、武未得练的刘禅便登极为君了。刘备深知儿子无能，难以支撑并发展蜀汉局面，不得不“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受托后，寝不安席，食不甘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盖追先帝（刘备）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刘禅）也”。诸葛亮还说过，“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因而“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把目标定为“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①。依此，我们不能不赞叹其忠于所托的品质和作为，但是，诸葛是并没有致力于提高刘禅的素质，亦没有把刘禅放在主导地位而辅佐。揣度之，这绝不会是刘备“托孤”的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