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峻法”的程度如何，晋人郭冲说，“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同是晋人陈寿则说，“刑政虽峻而无怨者”①。自然，两人所说都有道理，但都失之于绝对化，
遍观事实，不难发现，诸葛亮确实执法严峻，甚或加其罪而除之。例如，前述对刘备养子刘封，“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便劝刘备以“封之侵凌（孟）达，又不救（关）羽”之罪将其杀掉②；对治中从事彭议，因其“形色器然”，便让刘备降了彭羕的官，既而以谋反罪捉起来杀掉③。侍中廖立，被诸葛亮降职为长水校尉，“立本意，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快快”，并且公然批评先帝刘备用兵“徒劳吏士”、用人多为“凡俗之人”，关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于是，诸葛亮便上表弹劾：“长水校尉廖立，坐自贵大，臧否群士，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又言万人率者皆小子也；诽谤先帝，疵毁众臣。人有言国家兵众简练，部伍分明者，立举头视屋，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胜数。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表中所说廖立对“有言国家兵众简练，部伍分明者”不以为然，显然是针对诸葛亮的。于是诸葛亮即以刘禅名义下诏，“废立为民、徙汶山郡”。据说，廖立身率妻子耕殖自守，闻诸葛亮卒，垂泣叹曰：“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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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并注。
②《三国志•蜀书•刘封传》。
③《三国志•蜀书•彭羕传》。
终为左衽矣！”自知再也没有翻案的机会了①
当然，刑政虽峻也有“无怨”者。李严（后改名李平），章武二年，拜尚书令。三年“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 九年，诸葛亮军出祁山，李严主管督运粮草，“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李严怕承担责任，一方面派人假说刘禅“军粮难继”之意，“呼亮来还”，既而，诸葛亮退军，李严又装作不知而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目的是“欲以解已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另一方面，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试图解脱自己指喻诸葛亮退军之过。据载，“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李严虽然“谢罪”，但诸葛亮还是没有放过他，即上表弹劾，历数李严之过，将其废为庶民，逐出成都，徙居梓潼郡。李严被废后，诸葛亮厚待其子李丰、丰官至朱提太守；并且写了一封很感人的信给李丰其中有言：“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也。……今虽解任（指李严被废），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若都护（指李严）思负一意，君与公琰（蒋琬，字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无疑，诸葛亮在这里为李严留下“复还”的希望： 所以，李严得知诸葛亮死的消息后，便着急发病死了（大概是心脑血管病）。陈寿说得很对，李严“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也。”这是一个典型的“刑政虽峻而无怨”案例，大受后人赞扬。晋人习凿齿曾评论说：“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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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廖立传》。
乐生之心，流矜怨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①
峻刑重法，有效地稳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经济政策的实施，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北伐曹魏
诸葛亮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和南抚夷越，以及严厉法治、重视吏治和社会稳定的政策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东联孙吴也获得了相当成功、国家相对富强了，出兵抗魏的后顾之忧也消除了，强兵之事自然就提到日程上了，于是“治戎讲武，以俟大举”②。
建兴四年（魏黄初七年，公元226年），魏国发生了重大变故，魏文帝曹丕死了，明帝曹睿初登帝位，忙于内务。吴王孙权闻曹丕死，先是亲自率兵攻江夏郡，继则以左将军诸葛瑾攻襄阳。诸葛亮认为这是北伐曹魏的好机会。于是五年（公元227年）三月，便率军出发，“北驻汉中”了。临发，他给刘禅上了一个长疏，这就是闻名的《出师表》。《出师表》所言内容很多，大都是对刘禅的嘱咐性言语和誓报刘备“殊遇”之恩的表示，并且反映了诸葛亮的一些重要思想：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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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参见《三国志•蜀书•李严传》并注。
②《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七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好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袆、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日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干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的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些下托至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 [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谓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表》中内容，大多前面已有涉及、就军事而言，诸葛亮甚知蜀汉势力远不及魏，对魏用兵并没有什么取胜的把握。但为什么又要主动发动对魏的战争呢？一是自认取得南方胜利以后，内外形势比较有利，二是欲报刘备信用、托孤之恩、即所谓“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就政治而言，一是力倡亲贤臣，远小人，广听不同意见，不塞忠谏之路，重用贤能；二是主张刑赏平明，内外执行统一的法律标准，即所谓“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诸葛亮振兵与魏战争共有五次，
第一次，出祁山（今甘肃西和西北），先胜后败。史载，“建兴六年（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春，（诸葛亮）扬声山斜谷道（今陕西眉县西南）取郿（治今眉县北），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今陕西汉中北）．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天水（今甘肃通渭西北）、安定（今甘肃定西）二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这是一种声东击西的战术，赵云、邓芝自东路佯攻，可以牵制魏军的重要主力；实则自率主力西出祁山，攻其不备。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曹魏对于蜀汉的第一次北伐儿乎没有什么军事和思想的准备。正如《资治通鉴》所转书的那样，“始，魏以汉昭烈（刘备）既死，数岁寂然无闻，是以略无备豫；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于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应亮。”可见，开局的势头不谓不好，竟然使得魏明帝曹睿不得不仓促派出兵马步骑五万，西镇长安，一命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诸军驻郿，一命右将军张郃拒亮、结果是，两军刚一接触，蜀军便即一败涂地：“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①东路，赵云、邓芝部虽然拥众多于曹真，但也因诸葛亮的战略指导思想有误，导致诸将麻痹轻敌，失于戒备，均被曹真一举击溃②。
第一次出兵失败了。兵败后，诸葛亮总结教训，倒是勇于承担责任。他认为：“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于是，“考微劳，甄壮烈，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戎土简练，民忘其败矣。”诸葛亮上疏自贬：“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族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尤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② 为了安抚臣下，刘禅不得不按照诸葛亮的意见、实则有限度地接受了诸葛亮的自贬，下诏：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第一次出兵的重要收获是，收降了天水参军姜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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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资治通鉴》卷71、按：《诸葛亮传》说诸葛亮“蜀谡以谢众”，《马谡传》说“谡下狱物故，亮为之流涕”。“下狱物故”是说死在监狱里，并非斩首。所记不同。
② 按：《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说赵云、邓芝“兵弱故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乃史家回护之笔。当以《汉晋春秋》所载诸葛亮语“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为是，并非“兵弱敌强”。
③《三国志•蜀书•诸高亮传》，并注引《汉晋春秋》。
第二次，同年冬，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围陈仓（今陕西宝鸡东）。据说、出征前诸葛亮又写了第二份出师表。现存的这份《后出师表》，虽有伪托之嫌，但也的确写出了诸葛亮的复杂心情。《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说，诸葛亮“闻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以为又有了出击的机会，于是十一月再次上表，其中说到，“先帝虑汉（蜀）贼（魏）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办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①。这说明诸葛亮的心情是惶惑的，矛盾的，期于侥幸的。事实证明，诸葛亮的形势分析又是错误的。史载，蜀军第一次失败后，魏大将军曹真料定，“以亮惩于祁山，后出必从陈仓”，于是“使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治其城”②。结果，第二年春天，诸葛亮果然围陈仓，曹真属下郝昭以千余人守陈仓，诸葛亮有众数万，“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伤亡惨重，终不能拔。据载，诸葛亮先是试图说服郝昭投降，遭到严词拒绝；继而，诸葛亮“自以有众数万、而昭兵才千余人，又东救（指魏兵）未能便到，乃进兵攻昭，起云梯冲车以临城，昭于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然（燃），梯上人皆烧死；昭又以绳连石磨压其冲车，冲车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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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裴松之指出：“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后代史学家虽然有的认为可信，但大都认为是伪托之作，故不全录。
②《三国志•魏书•曹真传》。
乃更为井阑百尺以射城中（胡三省注：以木交构若井阑状。按：当是攻城用的一种软梯），以士丸填堑，欲直攀城，昭又于内筑重墙。亮又为地突（地道），欲踊出于城里，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之”①。诸葛亮陈兵城下，对于魏国的一个弹丸小城和一位无名之将，竟然无计可施。不久粮尽，又闻曹真派出的救兵和魏明帝派出的名将张郃将到，只好引军而还。还军中，取得小胜，魏将王双轻敌，率领少数骑兵追赶诸葛亮，亮与战，破斩王双。
第三次，建兴七年（魏太和三年，公元229年），诸葛亮遣将军陈式（按：一作陈戒）攻打魏军没有正规部队驻扎而力量薄弱的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往救，迎击陈式，诸葛亮率兵自出，至建威（今甘肃成县西），郭淮自动退还。诸葛亮遂平武都、阳平二郡，并筑汉、乐二城（汉城筑在今陕西勉县境，乐城筑在今陕西城固境，当时地域均在汉中郡内），又得小胜，刘禅因而下诏恢复了诸葛亮的丞相职务。
建兴八年（魏太和四年，公元230年），魏使司马懿、张郃、曹真分别由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北）、子午谷（在今陕西长安县南秦岭山中）、斜谷出兵，欲攻汉中，诸葛亮布兵城固（今陕西城固西北）、赤阪（今陕西洋县龙亭山东）以待之。“大雨道绝，真等皆还”，未战而罢。
第四次，建兴九年（魏太和五年，公元231年）二月、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汉晋春秋》载，司马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邦（今甘肃天水西），“余众悉出，西救祁山”，诸葛亮“分兵留攻，自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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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71。
宣王（司马懿）于上邽。郭淮、费曜等微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麦，与宣王遇于上邽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而还。”司马懿追赶至卤城（今甘肃天水西），诸葛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迎战，“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退军中，“豫令军士夹道而伏，弓弩乱发”，射杀了魏国名将张郃。战争取得可喜的胜利。但因都护李严运粮不继而且假传圣旨，诸葛亮撤军了。
诸葛亮认识到，数次出兵不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粮食供应困难。所以，“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因此，数年之间便重点在解决粮食问题上下功夫：（1）建兴十年，“休士劝农于黄沙（今陕西勉县东），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2）十一年冬，“使诸军运水，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邸阁，指仓库）”。
建兴十二年（魏青龙二年，公元234年）春，诸葛亮第五次出兵，“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南），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在此，他没有发动攻势，“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据说，“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不幸，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诸葛亮染病，死于军，时年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