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承诸葛亮之后，遵循诸葛亮的既定方略，最终取得比较安定局面的任务，是由李恢、马忠、张嶷，以及霍弋等逐步完成的。
《三国志•李恢传》说，诸葛亮大军撤回以后，南夷又曾复叛，杀害守将。李恢“身往扑讨”。李恢做建宁太守六年之久，“锄其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
《三国志•张翼传》说，建兴九年（公元231年），翼为庲降都督、绥南中郎将，“翼性持法严，不得殊俗之欢心。耆率刘胄背叛作乱，翼举兵讨胄。”张翼“修攻战方略资储”，未及平定，而被调回。
《三国志•马忠传》说，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南夷豪帅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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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②《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诸葛亮传》。
胄反，扰乱诸郡。征庲降都督张翼还，以忠代翼。忠遂斩胄，平南土。”马忠将庲降都督治所由平夷（今贵州毕节）移至味县（今云南曲靖），“处民夷之间”，以便接触、控制和融洽相互关系。《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忠至，承张翼之方略、资储，灭掉刘胄。忠在南，“柔远能尔，甚垂惠爱，官至镇南大将军。”另，《三国志•马忠传》还说，越嶲郡长时间不稳，“亦久失土地，忠率将太守张嶷开复旧郡，由此就加安南将军”。马忠任庲降都督达12年之久，“卒后，南人为之立祠，水旱祷之”。
诸葛亮死后，延熙三年（公元240年），刘禅以张嶷为越德太守，“嶷将所领往之郡，诱以恩信，蛮夷皆服，颇来降附”。①
张嶷曾是马忠的属下，北讨叛羌，南平蛮夷，“辄有筹划战克之功”。计其著者：（1）往讨“捉马”部，生缚其帅魏狼，然后，“又解纵告喻，使招怀余类。表拜狼为邑侯，种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史称，“诸种闻之，多渐降服”。（2）平定了苏祁（一作苏示，今四川西昌北）邑君冬逢及其弟弟隗渠等的反复降反，杀冬逢，隗渠西逃。据载，“渠刚猛捷悍，为诸种深所畏惮，（渠）遣所亲二人诈降嶷，实取消息。嶷觉之，许以重赏，使为反间。二人遂合谋杀渠。渠死，诸种皆安。”（3）杀死了加害原太守龚禄的斯都耆帅李承求。（4）收服了去郡三百余里的定荐、台登、卑水三县夷率，“种类咸面缚谢过”，张嶷则“杀牛飨宴，重申恩信”，因此收到了“遂获盐铁，器用周赡”的成效。（5）收服旄牛夷种类四千余户，开通经旄牛至成都旧道，“千里肃清，复古亭驿”。至此，越嶲郡才平定下来，“诸种皆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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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张嶷传》。
② 同上。
据载，马忠死后，接任庲降都督者有张表、阎宇等。霍弋为阎宇参军，继而代为监军，“时水昌郡夷獠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弋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遂斩其豪帅，破坏邑落，郡界宁静”。随后，霍弋因功升迁为翊军将军，兼领建宁太守①。
应该强调的是，蜀汉四十余年，对待西南少数民族基本上是延用诸葛亮的镇、抚两手并用政策，而且确实收到成效。所以，当魏军兵临城下时，刘禅和他的一些臣僚竟然想到是不是南走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
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诸葛亮对于恢复和发展蜀汉的经济，给予了必要的重视。建兴二年春，开始实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②的经济措施。可惜史无详细记载。
“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是诸葛亮试图恢复和发展蜀汉经济的总的政策的有机整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当时的情势言，只有“闭关息民”，才能获得一个暂时的相对稳定的生产环境，达到“务农殖谷”的目的；反之，只有提倡农业，增加生产，也才能够使疲敝于战争的广大农民得到相应生息。就其本质来说，“务农殖谷”是其长期的立国之本，“闭关息民”是根据形势而确定的临时措施。
这里主要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体现了诸葛亮具有传统的“重农”思想，即其所谓“惟劝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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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志•霍峻传》。
②《三国志•蜀书•后主传》。闭关，胡三省说“闭越演之灵关也”。实际上，不妨广其义而视之。
业，无夺其时，惟薄赋敛，无尽民财”①。
二是实行休养生息。不过，从历史的时间表来看，所谓“闭关息民”，时间并不很长，第一段，从开始到第二年春天，仅1年。建兴三年春天，诸葛亮开始南征，“闭越嶲之灵关”，自然是不可能了，南征历时9个月，诸葛亮当年十二月回到成都。此后，即从建兴四年春开始，可以算是“闭关息民”的第二段，大约又有1年多的时间，至建兴九年春，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战争用兵、劳民又开始了。
三是休土、屯田，增加粮食储备，以待军事需要。我在《曹操评传》中讲过，曹操曾设立了带有军事性质的管理屯田的专门机构和职官，“置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郎。部分别而少，为校尉丞”②。典农系统的官吏一般不受郡国行政系统的管辖，而是一个独立系统，大的郡国设典农中郎将，小郡设典农校尉，典农都尉的地位相当于县令长。典农都尉直接管理生产单位——屯。屯置司马，每屯五十人 军屯，大体是按照原军事单位进行的，它的基层单位为“屯营”，每营六十人，中央和地方另设掌管军屯之官。根据诸多资料分析，蜀汉没有建起如此系统的督农组织，但它也没有破坏东汉原有的督农系统，即如《后汉书•百官五》所说：“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各县皆置诸曹，其中五官掾“监乡五部，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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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治人》。《便宜十六策》和《将苑》，皆为依托之作、不足信，但有些语言符合诸葛亮的思想，故偶取而用之。
②《后汉书•百官三》汪引《魏志》。
诸葛亮正是在此基础上，约在此时，调整、恢复、相应建立起来-套虽非完整但却相当有效的督农系统，在一些重要郡县保留、设置了专职或兼职农官、无疑，这是同曹操所置完全不同的另一套督农系统 它的主要特点是，—些地方官，特别是边塌郡县地方官，既治兵，又治民，并且大都兼领农事．如吕又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①。“督农”是个名词，指督导农事的官职。
随后，诸葛亮数次出兵不能取得成功，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粮食供应困难。因此，数年之间更是常常在解决粮食问题动脑筋，如：建兴十年“休士劝农于黄沙（今陕西勉县东）”；十二年“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事实证明，这些措施都收到了不少好的效果，一是支援了粮食供应，二是改善了军民关系，“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②。
为了务农殖谷，诸葛亮对于水利建设给予了重视。例如，为了发挥都江堰的作用，设置“堰官”，并征发丁壮常驻，以维护和保证堤坝的安全。此即《水经注》所说，灌县都安大堰，亦日前堰，又谓之金堤，“诸葛亮北征，以此壤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还在成都外围修筑了防水工程。《成都志》说，九里堤在县西北，堤长九里，故老相传，诸葛亮所筑，以捍水势。另，《夔州府志》说，夔州有义泉，诸葛武侯所凿，“侯虑城中无水，乃接筒引泉入城”。《一统志》说，有大诸葛堰、小诸葛堰“在金齿指挥使司城南一十五里，皆有灌溉之利”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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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吕乂传》。
②《三国忠•蜀书•诸葛亮传》。
③转向《诸葛亮集•故事•遗迹篇》。
又，诸葛亮从当地实际出发，还特别重视盐铁的生产事业。不仅设置、健全盐铁之官，而且亲自俘察、指导生产。这从流传的一些故事可见其一斑。
张华《博物志》说：“临邛火井一所，从（纵）广五尺，深二三丈。片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以盆盖井上，煮盐得盐。”《山川纪异》说，“诸葛盐井有十四”。《初学记•异苑》说：“临邛县有火井，汉室之盛则赫炽，桓、灵之际火势渐微，诸葛孔明一窥而更盛。”
《元和郡县志》说，"陵州始建县东南有铁山，出铁，诸葛亮取为兵器，其铁刚利，堪充贡焉。”《周地图》说，“蒲亭县有铁山，诸葛武侯取为刀剑”。《嘉定府志》说，“铁山从仁寿来，横亘井、犍、荣、威间数百里，产铁，诸葛武侯取铸兵器。”《方舆纪要》说，“铁钻山在崇宁县西六里，武侯铸铁钻于此，以造军器。”又说，“铁溪河自邛州流入新津，注入皂江，相传诸葛武侯曾烹铁于此。”②
文献中还留下了一些诸葛亮善铸铜鼓的故事。例如《益部谈资》载，诸葛鼓乃铜铸，面广一尺七寸，高一尺八寸，边有四兽，腰束下空旁，有四耳，花文甚细，色泽如瓜皮，重二十余斤，悬于水上，用酋木槌击之，声极圆润。②《一统志》还记载，在柳州府融县二十里有铜鼓山，“旧传诸葛武侯散堙铜鼓，以厌僚人，后有得于是山者，故名”③。可见，蜀汉冶铜铸铜的技术已经达到相当水平和规模。
诸葛亮注意发展生产，重视与民休息，收到了效果。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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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参见《诸葛亮集•故事•遗迹篇》。
②《诸葛亮集•故事•制作篇》。
③《诸葛亮集•故事•遗迹篇》。
是蜀汉人民户口有了增加。
史载，“魏武据中原，刘备割巴蜀，孙权尽有江东之地，三国鼎立，战争不息，魏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户663423，口4432881；汉昭烈章武元年（公元221年），有户20万，男女90万；蜀亡时（公元263年），户28万，口94万，带甲将士102000，吏4万；吴赤乌三年（公元240年），户52万，男女口230万，吴亡时（公元280年），户53万，吏32000，兵23万，男女口230万。”①
《文献通考•户口一》记谓：“兴平、建安之际，海内荒废，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陕津之难，以箕撮指，安邑之东，后裳不全，遂有戎寇，雌雄未定，割剥庶民，三十余年，及魏武克平天下，文帝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曹魏统治区，人口锐减，长期不能恢复元气，《三国志•张绣传》说，“天下户口耗减，十裁一在”。魏明帝太和年间（公元227—232年）杜恕上疏说："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②、青龙年间（公元233—236年）陈群上疏也说：“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③。这些记载，话虽说得有所夸张，但确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残破情况。
相比较：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有户约1607 万，口约5648万；至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全国户约246万，口约1616万。百余年间，户存25.3%，减少84.7%；口为28.6%，减少71.4%。这些数字，虽然不一定准确（主要是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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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献通考》卷10。
②《三国志•魏书•杜恕传》。
③《三国志•魏书•陈群传》。
动荡情势下，一些隐户、依附户、往往不能计人。下同），但足以从•-个特定角度，透视出魏国户口锐减的严重性。
吴国，公元240—280年，40年间，仅增户1万，略为2%，口增（含兵、吏）26.2万，略为11%。
历史证明，在魏国户口锐减和吴国户口增长甚微的时期，蜀汉户口却有相应增加。公元221—263年，43年间，蜀汉户增8万，约增长40%，口增18万余（包括兵、吏），约增长20%。
应该说，这些都与诸葛亮治蜀的有关措施分不开。不过，他也远远没有将蜀汉人口恢复到东汉桓帝时期的水平，甚至不及一郡之多。据《后汉书•郡国五》载、益州之巴郡曾有户31万余，口近109万；蜀郡户30万，口135万。如果加上汉中、广汉、犍为、群炯、越嵩、益州、永昌各郡和诸属同，整个益州刺史部所辖，汉桓帝时期，约有户156.5万，口近600万：这些数字，由于可知和不可知的原因，没有科学的可比性，但其折射出的大的趋势，是可作为研究问题的参考的。当然，汉末社会大势和天灾、人祸所造成的人口凋零，并不是某一个政治人物所决定了的。所以，也不当过责于诸葛亮。
“刑法峻急”
诸葛亮特别重视以法治国，前述刘备在时，即命诸葛亮同法正、伊籍、刘巴、李严“共造蜀科”，以及裴松之在注《三国志•诸葛亮传》时驳晋人郭冲所说五事时提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他的法治思想特点，突出地表现为从实际出发。他认为，益州的社会风气已被刘璋父子搞坏了：“刘璋暗弱，自（刘）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因而，他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威之以法”、“限之以爵”的政策：“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①
诸葛亮认为，“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矣。”什么叫“本”呢？他说：“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圆凿不可以方彬，铅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②一句话，欲要治国，必须用法，因而，主张“峻法”。
对于吏治，他指出，内外上下，宫中（朝廷）府中（丞相属下）“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
在治军中，诸葛亮尤重法治，因而能够收到“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的效果③，现行清人张澍编《诸葛忠武侯文集》中收集的诸葛亮军事著作，仅“军令”、“兵要”和有关军事教令就有三十余则。这些论兵著作，明显地表现着两个特点，一是具体，二是严酷。例如，“闻雷鼓音，举白幢绛旗，大小船进战，不进者斩”；“凡战临陈，皆无讙哗，明听鼓音，谨视幡麾，麾前则前，麾后则后则后，麾左则左，磨右则右，不闻令而擅前后左右者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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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郭冲语。
②《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治国》。
③ 以上《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据说，诸葛亮严肃执法，竟致有点“惜赦”。《华阳国志》载：“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口：‘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刘景升（表）、季玉（璋）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