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芝充分转达了诸葛亮的意愿，向孙权晓之以利害，说：“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指孙权）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卜求太于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经过一段艰苦的谈判，吴王孙权终于决定“绝魏，与蜀连合”，并遣使“报聘于蜀”①。
当然，谈判所以取得成功，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当如前面曾经说过的，即：魏国皇帝曹丕犯了战略性错误。他倾全国主力，以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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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邓芝传》。
大军向吴国发起了新的进攻，吴国边境吃紧，孙权再次感到了曹魏的威胁。
再一次联吴的成功，蜀汉又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解除了东顾之忧，而且尤利于北拒曹魏，和集中力量稳定内部，平定内乱。
自此，联吴方针再没有动摇过。建兴七年（吴黄龙元年，魏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号、吴国在承认刘备帝位的前提下，“其群臣以并尊二帝来告”。蜀国大臣们讨论这件事，大家都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一致主张，应该“显明正义，绝其盟好”、诸葛亮力排众议，剖析形势，讲明利害，指出：
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掩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辞匈奴，先帝（指刘备）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您也。今议者或以（孙）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按，指魏兵因要备吴而不能全力抗蜀），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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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不难看出，这是夷陵之战以后，诸葛亮处理蜀吴关系的一次纲领性的谈话，完全是一种战略的考虑：一是明确了联吴的目的在“求掩角之援”，深刻地指出，如果与吴绝盟，吴蜀立即又成敌国，对方“仇我必深”，我方则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但条件很不成熟，一旦出兵，必“顿兵相持，坐而须老”，给曹魏以可乘之机，反之，吴蜀盟好则可给曹魏以压力；二是讲清了“应权通变”之宜，要学习先人，遇事想得远一点，不能感情用事；三则进一步分析形势，指出当前均势状态下，吴国孙权不能越江，就像曹魏之不能渡汉（水）一样，“非力有余而利不取”，而是“智力不佯，故限江自保”，但是，如果对其用兵，他们必将动员起来，全力对我；四则透露了“和吴”对于即将北伐曹魏的重大意义，指出“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
诸葛亮说服了大家，对孙权称帝不仅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而且特派卫尉陈震代表蜀国去向孙权庆贺。
平定内乱，安抚夷越
刘备生前死后的一段时间里、蜀汉境内曾经出现混乱。刘备、诸葛亮，可谓得计，短期内便把动乱基本平定下来。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定蜀，即以安远将军邓方为朱提（今云南昭通）太守、庲降都督，治南昌县（今云南镇雄境）。邓方，“轻财果毅，夷汉敬其威信”。
建安二十三年，马秦、高胜等人“起事于郪（今四川三台南）、合聚部伍数万人”、很快打到资中县（今县）。这帮迅速集聚的乌合之众，没有什么战斗力。资中属犍为郡，犍为太守李严仅“率将郡士五千人讨之”，便将马秦、高胜等斩首，“枝党星散，悉复民籍”。①
章武元年（公元221年），邓方死后，刘备以别驾从事李恢代为庲降都督、治平夷县（今贵州毕节）②。
章武三年，汉嘉（治今四川雅安北）太守黄元因与诸葛亮不睦而反。如前所述，益州治中从事杨洪奏明刘禅，“遣其亲兵，使将军陈智、郑绰讨元”。黄元军败，“顺流下江，为其亲兵所缚，生致成都，斩之”③。
同年、越嶲（今四川西昌境）郡、夷叟（按：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大帅高定反，杀郡将军焦璜，举郡称王以叛④，并遣军围攻新道县（按：汉无新道县，或僰道之误，或蜀新设，约在今四川宜宾境）。犍为太守李严“驰往赴救”，将高定的军队击败⑤。高定军队的残部又回到越嵩集结。
约同时，益州郡（今云南曲靖境）大姓雍闿反，“杀太守正昂，耆率雍闿恩信著于南土，使命周旋，远通孙权"。刘备以张裔为益州郡太守，径往至郡，雍闿“据郡不宾”，流张裔于吴。史载，雍闿假借鬼教，说：“张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不足杀，令缚于吴”。直到刘备死后，诸葛亮让尚书邓芝到吴国约和时，“令芝言次可从权请裔”，张裔才又回到了蜀国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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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②《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③《三国志•蜀书•杨洪传》、《先主传》。
④ 详见《华阳国志•蜀志•越嶲》。
⑤《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⑥《三国志•蜀书•张裔传》、《后主传》。
刘备死后，南中益州、永昌（今云南保山）、牂牁（治今贵州凯里西北）和越博等郡并叛，从而使诸葛亮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南中四郡，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和贵州广大地区，居住着今称苗、傣、彝等的许多少数民族，史称“西南夷”①。如何对待这些少数民族是中国历代王朝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诸葛亮早在“降中对"中就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既定政策。
诸葛亮先是以龚禄为越嶲太守，住安上县（今四川屏山西），遥领太守。不久，龚禄被杀。史载，自丞相诸葛亮讨伐高定以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上县，去郡八百里，其郡徒有名而已”。
雍闿等得知刘备已死，“骄黠滋甚”。都护李严给雍闿--连发去六封信，“解喻利害”。雍闿仅回一信，拒绝内附，说：“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指蜀、魏、吴），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但他越过蜀汉而约降于吴，吴则遥以雍闿为永昌太守。据载，雍闿欲往赴任，永昌郡功曹吕凯与府丞王伉“帅厉吏民，闭境拒闿”、并且针对雍闿来文回答说：“……先帝（刘备）龙兴，海内望风，宰臣（诸葛亮）聪睿，自天降康。而将军不睹盛衰之纪，成败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灭冰泮，将何所依附？曩者将军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窦融知兴，归志世祖（按：窦融，据河西，刘秀称帝后，内附，被授凉州牧，累官至大司空），皆流名后叶，世歌其美。今诸葛承相英才挺出，深睹未萌，受遗托孤，翊赞季兴，与众无忌，录功忘瑕。将军若能翻然改图，易迹更步，古人不难追，鄙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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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嶲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
何足宰战！……”①雍闿未敢贸然进驻永昌，而是即地壮大力量，“使郡人品获诱扇诸夷”，雍闿、孟获“诱扇诸夷”的措施和行动，获得相当成功，“诸夷皆从之”②，协力得到不少发展、
建兴元年（公元223年），牂牁太守朱褒“拥郡反”，与雍闿相呼应③。越嶲夷王高定亦同呼应。
最初几年，“诸葛亮以新遭大丧，皆抚而不讨”④。
建兴三年三月，诸葛亮南征四郡，“五月渡泸（金沙江），深入不毛”，临行，曾一度做过越嶲太守的马谡“送之数十里”，诸葛亮向马谡征求意见，说：“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共谋历年”之谓，说明南征之事，已经谋划了很久。马谡贡献了一条很好的意见，说：“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大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史称："亮纳其策”⑤。
诸葛亮至南中，“所在战捷”、兵分三路，一路由诸葛亮亲率主力自成都南下至金沙江北岸，“由越嶲人”，取得了“斩雍闿及高定”的胜利⑥。一路由驻扎在今贵州毕节的庲降督李恢“由益州（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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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吕凯传》。
②《资治通鉴》卷70。
③《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④《资治通鉴》卷70。
⑤ 《三国志•蜀书•马良传附马谡》。
⑥ 《三国志•吕凯传》记载不同，称：“及丞相亮南征讨闿，既发在道，而闿已为高定部曲所杀。”
南曲靖境）入”，作牵制性战斗。一路由新拜牂牁太守、门下督马忠“由牂牁入”，李恢、马良“击破诸县，复与亮合。”①经过几个月的战斗，至秋，四郡皆平。
对于主力一路，有的军事著作根据历史记载描述说："诸葛亮所属的蜀军主力到达金沙江北岸后，即经安上（今四川屏山），沿江西上，向集结在旄牛（今四川汉源）、卑水（今四川昭觉附近）、定笮（今四川盐源）等地筑垒防守的高定的军队突然发起进攻。结果高定被杀，蜀军顺利地占领了越嶲郡。”②
南征中，李恢、马忠等均很好地贯彻了诸葛亮的意图。《三国志•李恢传》说，刘备死后，“高定恣睢于越嶲，雍闿跋扈于建宁（按：益州郡，蜀汉改称建宁郡），朱褒反叛于牂牁。丞相亮南征，而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这说明李恢一一路曾经陷入困境。“时恢众少敌倍，又未得亮声息”，为摆脱困境，先施以缓兵之计，欺诳南人，假意欲与共谋大事，说：“官军粮尽，欲规退还，吾中间久斥乡里（按：李恢，建宁人，故言乡里），乃今得旋，不能复北，欲还与汝等同计谋，故以诚相告。”然后，出其不意，奇袭破敌。史称，“南人信之，故围守怠缓。于是恢出击，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连。”因此，南土平定，恢军功居多，被封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③。
马忠打下牂牁，平定了朱褒叛乱，然后继续向益州郡进发，同诸葛亮、李恢会师于昆明。马忠平叛、进军、治理地方，甚知得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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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资治通鉴》卷70。
② 《中国军事史》第二卷，第47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③ 《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要，恩威并施，两手同用，“抚育恤理，甚有威惠”，得到了南人的拥护①。
诸葛亮出征南中诸郡，最有戏剧性的是“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
孟获，建宁郡（治今云南曲靖）人，是一位得到西南少数民族拥护的人物。他收拢雍闿余众对诸葛亮进行抵抗。据《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说：“亮在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并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皆平，即其渠率而用之。”
诸葛亮平定南中诸郡，为了安定南中秩序，采取了一系列改善民族关系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中国军事史》第二卷根据史传和《华阳国志•南中志》、诸葛史迹等概括为十项，颇得其要，谨做节录如下：
（1）把南中四郡增改为越嵩、建宁、永昌、牂牁、云南、兴古六郡，缩小郡区便于管辖；
（2）选用本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做各郡太守；
（3）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变更他们的部落组织，保留原来渠帅的首领地位和特权，通过他们进行地区统治；
（4）吸收少数部族上层中有威望的一些人到蜀汉中央政府去，给以较高的政治待遇（如孟获被授御史中丞）；
（5）把一些态度恶劣的大姓豪绅强制迁到成都和内地，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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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马忠传》。
离开本土，不再干涉地方行政；
（6）把一些强壮的男子编入军队，号称飞军，连同其家属一万多户迁到蜀中。这支军队成为蜀军中的一支劲旅；
（7）把一些民户配给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大姓为部曲。客观上，对南中地区社会的进一步封建化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8）把汉族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给当地的少数部族，使他们会使用牛耕，改变原来的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法，使生产得到发展；
（9）设置盐铁官，管理冶铁煮盐；派人传授织锦技术，促进手工业的生产；
（10）在永昌太守张嶷的主持下，修复了旄牛道（从今四川雅安到西昌的古道）和沿途亭驿，便利商旅往来①。
诸葛亮南征四郡的战争相当成功，尤其是“即其渠率而用之”（按：即以少数民族原来的头领仍然担任地方官）的政策，不仅有保土安民，平抚少数民族，和解民族关系，从而取得了南中四郡相对安定的作用，而且还由于得到少数民族头领和人民的支持，从而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当时，蜀国经济甚为困难，平定四郡后，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给军国之用，史云“军资所出，国以富饶”②。
据说，有人不同意诸葛亮“即其渠率而用之”的办法，诸葛亮分析利害说：“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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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军事史》第二卷，第472—47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②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并注，《华阳国志•南中志》。
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①所论非常透彻。这种以抚为主，从而加强民族和睦的政策，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诸葛亮建兴三年三月出兵，十二月回到成都，历时9个月，史称“南中四郡皆平”②。“四郡皆平”之云，自然是相对而论。史实证明，尽管诸葛亮采取了许多好的措施、稳定、改善了民族关系，发牛了影响久远的历史作用，但并不是一次征伐性的战争就能使其完全宾服、而是常有反复。所以，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七十卷所说“自是终亮之世，夷不复反”的评论是不确切的。后世把平抚西南地区的功劳全都记在诸葛亮的头上，自然也有失于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