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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第一，他告诫刘禅（诸葛亮宣诏时称其为大宗①）国事为重，治丧适度，“动容损益”，即一举一动，影响大局，理应慎重。
第二，他遗令中央百官和地方郡守、县令等“三日除服”。“除服”是脱去孝服的意思、《礼记•丧服》说：“期不除丧（服），道也。”就是说，服丧期满即可脱掉孝服。广义而言，就是到此丧事结束，一切秩序恢复正常 刘备只要臣僚守三日之丧，不仅是适应了当时形势的需要，而且有着重要的移风易俗的历史意义。
“三日之丧”非自刘备始 我在《曹操评传》一书中讲到，汉文帝死前曾下令说：“无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齐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无得擅哭。”还规定，“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②。无疑，这是对占制“服丧三年”的重大改革。但后来汉平帝死时，"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③，又恢复了服丧三年的制度。历史地看，曹操“葬毕除服”，无疑又是一次对“服丧三年”制的否定。刘备继之于后，更加明确地宣布“三日除服”，当然亦应给予相应的肯定。
章武三年五月，刘禅继位于成都。禅，时年17岁。同月，刘备的灵柩从永安运回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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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宗，一作太宗。据卢弼《三国志集解》等书载，向有三种解释，一谓“当作大宗，谓后主也”；一谓“汉昭烈皇帝（刘备）庙号”；一谓当指汉文帝庙号。三种解释均可通。以大宗谓后主，是谓诸葛亮转述先主遗诏时对刘禅的敬称；以太宗谓刘备，是说一切都应按照先主的遗诏办（但历史上没有刘备庙号“太宗”的记载，且汉文帝既为“太宗”，刘备不当再以“太宗”称）；以太宗谓汉文帝，是说刘备诏示丧事按照汉文帝遗诏的精神办、窃以为，就文意看，似以第一种解释更近事实和情理。
②《汉书•文帝纪》。
③《通典•礼•总论丧期》。
位“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曹操）”，然而“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的人物，到此便寿终正寝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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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惠陵，在今成都南郊公园武侯祠旁（或谓此非真冢、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注引南宋绍兴中任渊《重修先主庙记》说：“成都之南三里所，丘阜岿然曰惠陵者，实昭烈弓箭所藏之地”）。
第十章 折而不挠的一代人物
对于刘备，历史家常常崇其为人，但以“等而下之”的评语同曹操相比论其事功。《三国志》作者陈寿说：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曹操），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竟利，且以避害云尔！
《华阳国志》作者常璩说：
汉末大乱，雄杰并起。若董卓、吕布、二袁（袁绍、袁术）、韩（遂）、马（超）、张杨、刘表之徒，兼州连郡，众逾万计，叱咤之间，皆自谓汉祖可踵，桓、文易迈。而魏武神武干略，勘屠荡尽。于时先主名微人鲜，而能龙兴凤举，伯豫君徐，假翼荆楚，翻飞梁、益之地，克胤汉祚，而吴、魏与之鼎峙。非英才名世，孰克如之！
陈寿、常璩的评论突出了以下三点：第一，刘备不愧为一代英才；第一，刘备的才能和功业不及曹操；第三，刘备名微，然能折而不挠，终得一方天下。无疑，这样的评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随着“帝蜀寇魏”之论起、“颂刘非曹”之风盛，曹操的形象江河日下，成为“奸雄”的典型代表，而刘备则颂声日闻，成为“忠义”的化身，博得后人的广泛同情和爱戴、曹操谲虐变诈和刘备弘毅宽厚的一面都被突出了，形象化了。宋人司马光、苏轼等人都极赞许刘备的为人、 就连老自姓也认为刘备是“好人”，曹操是“坏人”，据苏东坡《志林》说：“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二国事，闻刘玄德败辄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说明，北宋期间，曹操的“奸诈”和刘备的“仁义”形象已为广大的老百姓所接受。元、明、清时期，三国评话、演义作品的出现和三国戏曲的广泛流传，曹操、刘备的形象更加艺术化了。一般人等不再认为刘备的智勇和事功不如曹操，从而进一步使他成为正义的化身，忠义的楷模。
终究如何评价刘备呢？笔者试做如下几方面的概括：
一、折而不挠终有一方天下
“折而不挠”四字、非常生动地概括了刘备的性格和奋斗历程。前述可见，刘备24岁从军，参加镇压黄巾军，因“讨黄巾有功，除安喜尉”，但不久便因鞭杖督邮而“弃官亡命”了；继而，再从军，力战有功，当上了下密丞，迁为高唐尉、高唐令，但不久又被黄巾攻破城池，再次亡命，奔投了公孙瓒；然后，他做了公孙瓒别部司马，因抗拒袁绍数有战功，“试守平原令，后领平原相”：十余年间，他虽能“外御寇难，内丰财施”，众多归附，但遭人嫉妒。有人派刺客杀他，“客不忍刺”、幸免于死。34岁，是刘备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他成了方镇之主，曹操征陶谦，刘备同青州刺史田楷一起赴救，陶谦表荐刘备为像州刺史，继领徐州牧，骤然名列最高地方长官之列。但他不久即遭到袁术、吕布的袭击，老婆孩子都成了吕布的俘虏，不得已而依附于曹操，曹操厚待刘备，以为豫州牧，益其兵使东击吕布，结果又被吕布的部将高顺打败，妻子再次被吕布虏去。直至曹操擒杀吕布以后，刘备才复得妻子。嗣后，刘备失去地盘，跟随曹操回到许昌，被授以左将军。他不甘心依附于曹操，参与了车骑将军量承受诏欲诛曹操的阴谋，继而心怀忐忑，借机离开了许昌，遂叛曹而与袁绍联合。这是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的事，刘备39岁。自此以后便终生与曹操为敌了，建安五年，曹操东征刘备，“尽收其众”，虏其妻子，并擒关羽以归，刘备投奔了袁绍，充当了袁绍的马前个，白马阪再败于曹操的奇计之下。官渡战后，刘备南投刘表，“表疑其心，阴御之”，数年间郁郁不得伸其志，“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因叹“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刘备48岁。是年曹操南征刘表，刘琮投降，大败刘备于当阳长坂，刘备弃妻子，仅以数十骑逃走。嗣后，复收余众，联合孙权，大破曹军于乌林赤壁。建安十四年，刘备自为荆州牧，具正开始并加快了谋创大业的实际行动。十六年入蜀，十九年破益，刘璋出降，继则东拒孙权，北抗曹操，遂有汉中。建安二十四年秋自称汉工于汉中。章武元年（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刘备61岁，在成都进号为帝，一切程式虽然是在凄怆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总算完却了谋取大业的心愿。继而，东战孙权，惨败夷陵，抑郁病结，物故白帝。
可见，刘备的人生道路，自始至终都坎坷不平、充满危机。起步——挫折——爬起来——再挫折——发展，直至立足一方。这是一个战斗的历程。撇开刘备的政治动机不讲，它的确深刻地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折而不挠，败不气馁，为了憧憬的目标而始终不懈地奋斗着。
陈寿将刘备“折而不挠”的精神，归结为“抑揆彼（指曹操）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竟利，且以避害云尔！”就一定时期而论，当然是有道理的。自从建安四年刘备参与董承受衣带密诏谋诛曹操的阴谋以后，自然不再见容于操。既如此，惟有抗争，才能保全自己，发展自己。但是，就其整体而论，不宜视为最重要的原因，而应当是一种谋立大业的深层意念所使然。
二、重义，爱民，甚知得人之要
刘备重义、爱民甚得历史好评。特别是在诸多文艺作品中，由于突出了曹操的酷虐变诈、嗜杀、疑诛行为，更使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也使刘备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和谅解。但是，细审则不难发现，刘备固然有更多可以称道的仁义之行，但也同样突现着两面性。曹操的两面性人格，我在《曹操传》一书中已经做了分析，这里重在分析刘备。
义以待人
刘、关、张结义的佳话，长期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和社会道德培养中发挥重大作用。其中，虽然不无负面影响，但积极的一面始终是主要的。他们一经结义，终生不易。人存两地，心在一起。曹操厚待关羽，关羽深念刘备厚恩，信守“誓以共死，不可背之”的信条，不为所动：关羽的忠义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曹操。史谓，“曹公义之”，因而慨叹说：“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为此，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还把曹操大大赞扬了一番：“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关羽被孙权杀害后，张飞为义所激，失去理智，暴戾有加，死于部下；刘备明知不具备伐吴条件，不听众臣劝谏，仓促出兵伐吴，以致惨败而归，为义误国，为义把自己的件命也搭上了。对于刘备为义所累这一点，连旁观人也看得清楚。如前所述《三国志•刘晔传》载，魏文帝曹丕曾“诏问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有人说：“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侍中刘晔则清楚地认识到：“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
礼贤下土，厚待宾客。他在做平原相的时候，“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因而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和支持，“众多归焉”，由此引起了方镇大员的重视，遂有陶谦荐代徐州牧、袁绍备赞“刘玄德弘雅有信义”的事情发生①。
善遇部属，上兵甘为驱使。刘备拙于用兵，战则常败，但每每不久便又重新把自己的队伍集中起来、建安元年，吕布将他打败，虏其妻子，及至请和，求屯小沛，很快便“复合兵得万余人”。建安二年，又被吕布打败，三年曹操擒杀吕布以后，他跟随曹操还许，时过年余，离开曹操，及还小沛，“郡县多叛曹公为先主”，很快得众数万人。建安五年，被曹操打败，几乎只身逃依袁绍，“驻月余日，所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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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井注引《魏书》、《献帝春秋》。
士卒稍稍来集”。诸此说明、刘备很知善待卒伍之要、士卒感恩，愿为驱使①。正因他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对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和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都给予了关注，常常告戒张飞必须善待十兵，指出“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②。
爱民得民
刘备很懂“得人心者得大下”的道理。所以，为政在宽，史无苛敛记载。初为官，人民饥馑，他外御寇难，内丰财施，以求稳定社会秩序。自为荆州牧，极少征敛。既得益蜀，尤重社会安定。他非常赞同赵云关于“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地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的意见，避免了试图“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的一次重大的伤及民利的决策失误③。
最受人们赞扬的是他宁知不利而不弃民的举动：建安十三年，曹操取荆州，刘琮投降，荆州人多归刘备，前面谈到，当他到达当阳时，从众已有十余万，辎重数千辆，严重地拖累了行动速度，日行只有十余里。后有追兵，情势危机，有人劝他弃众而速走江陵，他毅然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短短一句话，深刻地表达了他对待民众的态度，而且深刻地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是同他谋图大事紧紧相连的。历史表明，刘备虽然惨败当阳长坂，仅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得免，从政治上说更非明人之举，但却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对其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非常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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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②《三国志•蜀书•张飞传》。
③《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注引《云别传》。
的影响。晋人习凿齿的话、反映了这种事实。他说：“刘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刘表）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土，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①
明示诚敬，阴怀诡诈
谋立大业的历史人物，很少将信义作为目的而信守不移者。对他们来说，倡信崇义自始至终都是争取人心，进而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刘备自然也不例外。他崇尚信义，但决不为此自囿。所以，从另一角度看，刘备又是一个诡诈有加、很不讲信义的人。就他与曹操的关系言，始则他被吕布打败，归依曹操，曹操“厚遇之，以为豫州牧”，继而表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而刘备却不念其遇，首启衅端，阴谋诛操，得机离许以后又立即北联袁绍对抗曹操，二人遂不相容。再就他与吕布的关系言，吕布固然是反复无义小人，侵其地，掠其妻，死有余辜，但在解除袁术的危机时亦曾有恩于刘备，及至吕布投降曹操，生死悬于刘备一言之间，他一句话便提醒了曹操，把吕布送上了断头台。再如他同公孙瓒、袁绍的关系。刘备本是公孙瓒的同窗好友，瓒年长，备“以兄事之”。在刘备走投无路的时候，公孙瓒委以重任，让他为别部司马领兵抗袁绍，继领平原相，刘备却趁援救陶谦的机会，离开公孙瓒而归依陶谦；当他被曹操打垮，几乎是只身投靠袁绍时，袁绍“遣将道路奉迎，身去邺二百里”，与刘备相见，史谓：“备归绍，绍父子倾心敬重。”刘备既已得兵，很快便“阴欲离绍”，诡说袁绍南连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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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习凿齿语。
趁机南下，以谋自己发展的机会。
特别要着重说的是他对待刘表父子和刘璋的明示诚敬，阴怀诡诈的态度。
刘备对待刘表父子的态度，使他获得了很大的政治资本。前述事实表明，刘备南投刘表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发展，刘表“益其兵”，并以上宾礼待之，使他在荆州界内站住了脚跟。及至刘备部众日多，荆州豪杰多依之，刘表惮其为人，自然会产生疑虑，所以“阴御之”、“不甚信用”，甚至发生刘表的僚属想除掉刘备的事都是有可能的。但不管怎么说，刘表对于刘备是有恩的。刘备心里自然也很明白。可是，刘备自始至终都是自以豫州牧、左将军的身分客居荆州的。他羁旅在别人的地盘里，却等待机会建立自己的功业，所以“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他深纳诸葛亮“跨有荆益”的隆中对策，自然要觊觎荆州。历史表明，刘表弥留之际，已经深深感到了刘备对其子孙的威胁，不得不以退为过，希望刘备善待其子。后人为了突出表现刘备的“信义”之心，遂有所谓刘表“托国”和刘备言说“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之说。实际上，在刘琮、刘琦的争嗣斗争中，刘备完全背弃了刘表的意愿，支持了刘琦，从而加剧了荆州内部危机。及至刘琮已经遣使请降曹操，诸葛亮劝其攻琮取荆州，而言“吾不忍也”，又有人劝其劫持刘琮及荆州吏士南走江陵，刘备说什么“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等语，完全是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特别是曹操大军压境的形势使然，而并非是不愿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