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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三国志•魏书•刘表传》，并注引《九州春秋》、《魏书》等。
刘备对待刘璋的态度是最为明显的以怨报德。刘璋上了张松的当，遣法正迎刘备，而且“前后赂遗以巨亿计”。法正趁机向刘备陈说益州可取之策。刘备、诸葛亮既然将“跨有荆益”作为既定目标，自然非常高兴。但他却试图将其真实的思想掩饰起来，而以虚假的嘴脸面对现实。所以，当治中从事庞统说其取益州"权借以定大事”时，他假惺惺地以宽、仁、忠、义相对，说什么“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庞统以“义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的说词，给了他一个下台阶，他便心安理得地出兵了。刘璋“敕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归”①。因此，没有多少日子，刘备便顺利地自公安、宜都等地驱兵数百公里，到达益州的巴郡（治今重庆）。随后，又由巴水（今涪江）溯流而上数百公里到达涪城（今四川绵阳），深入到益州的腹地。刘备至涪，刘璋亲自从成都到涪出迎，诚心相待，相见甚欢。刘璋推刘备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刘备推刘璋行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如故。刘璋为刘备增兵，厚加资给。刘璋对待刘备真可谓是仁至义尽了。但不久便自知上当了，杀了内奸张松，敕令“关戍诸将文书勿复关通先主”。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刘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刘备则即无须再顾信义之言，便即“分定郡县”，向成都进兵了。刘璋投降后，刘备无颜面对刘璋，遂按庞统所说“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的意思，“迁璋于南郡公安”。他为刘璋留了一条活路，也算“报之以义”了。
上述可见，刘备确有阴怀诡诈的一面。有时甚至比曹操更加少仁乏义。但在分析历史人物的时候，自然还应注意从另一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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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
看问题，即：成大事者往往不以小义而废大谋。刘邦、李世民、朱元璋是这样、曹操、刘备也是这样，当然，从道义上说，是不足为鉴的。
三、用人尚贤而不明于察
历史证明，大凡开国者，一般都注意尚贤任能。刘备屡战屡败，频遭挫折，自然亦知任用贤能的重要。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三国之主的用人特点做了概括。他说：“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这样概括自然很有道理，但亦失之于偏。
我在《曹操评传》一书中曾对曹操的用人思想作过分析，认为曹操出于功利的目的，惟才是举，虚怀待人，不惜爵赏，使许多人，不管是归投名贤，还是征召人朝的地方官员或乡隐俊士，都甘为其用。一大批知识分子集中邺下，形成了事实上的文人集团；众多的智能人士，被破例授官，出则牧守，入则列卿或中枢要津。这是曹操谋取人业的人才资本，是他“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取得的实际效果。这里面固然有其“以权术相驭”的问题，待人处事亦难免谲诈，有时已经把不合己意的人杀了，还表示痛惜，为之歌欺流涕有时表面和气面内实恨之，伺机而除之。但更当注意的是，确实不乏他以诚待人的事例。赵翼认为，曹操“以嫌忌杀人”、“亦以疑似之言杀人”，由此可以推知“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这是一种以点概全的分析方法，不足为训。
孙权的用人之道，远在刘备之上。他的兄长孙策就曾因为“善于用人”而著称于时，史谓：“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土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常常为人所道。史载，东莱人太史慈为北海相孔融向刘备求救后南投扬州刺史刘繇，没有得到重用，有人劝刘繇以慈为大将军，而刘繇仅仅给了他一个相当“侦察排长”的职务。一次，太史慈“独与一骑”出去侦察，突然同孙策遭遇，“策从骑十三，皆韩当、宋谦、黄盖辈也。慈便前斗，正与策对。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会两家兵骑并各来赴，于是解散。”后来，太史慈“遁于芜湖，亡入山中，称丹杨太守……进住泾县（安徽今县），立屯府，大为山越所附”，孙策亲自“攻讨”，太史慈寡不敌众，“遂见囚执”，孙策见到这位曾把自己头盔摘走的冤家对头，立即为其解缚，并“即署门下督，还吴授兵，拜折冲中郎将”，①
正因孙策善于罗致人才，所以乐为其用的人很多，不几年，便为孙权留下了文如张昭、张纮，武如周瑜、程普等一批颇有谋略的领导人物。
用人待之以诚，孙权又远在其兄之上。孙策生前即已觉察到自己罗致人才的本事远远不及弟弟孙权。所以，他弥留之际嘱以后事时特意讲到了年仅19岁的弟弟的这一突出优点，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②事实确实如此、孙权继领吴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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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
②《二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
敬待孙策旧部，如对张昭、周瑜、程普、吕范等，“委心而服事焉”；“招延俊秀，聘求名士”，如鲁肃，诸葛瑾等一大批文官武将，先后甘为所用；拔将于“行阵”，如吕蒙，成为一代名将；不疑归从，如甘宁投吴，待之“同于旧臣”；更可贵的是，他不拘年资，重用新人，如以陆逊为督，大败关羽和刘备，等等。据载，魏文帝曹丕曾问吴国使臣“吴王何等主”？使者突出讲了孙权的知人善任的品质，回答说：“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陈，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①《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晋人傅玄的话说，孙权继承父兄的事业以后，“有张子布（昭字子布）以为腹心，有陆议（逊）、诸葛瑾、步骘以为股肱，有吕范、朱然以为爪牙，分任授职，乘间伺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这也是从用人的角度，评论孙权的事功。可见，时人和后人，都很欣赏孙权重视人才、善于用人的一面。
不可否认，刘备用人重义，常能以诚待人，所以也的确收到了某些“以性情相契”的效果。少结豪杰，人多归附；代领徐州，诸贤拥戴。但在当时他对于举贤任能的重要性尚乏理性的认识。及至南依刘表、屯驻新野时、才真正彻悟招贤用贤之要，从而开始了自觉地访贤用贤活动。徐庶来投，他器而用之，司马徽隐居，他主动拜访。司马徽、徐庶不约而同地向他推荐诸葛亮、庞统，他即枉驾三顾诸葛亮于草庐之中②。三顾茅庐，咨以大计，深深打动了诸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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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② 窃以为，不必排除诸葛亮先自主动求见的记载。先是诸葛亮主动求见，进献“益众”之策，“备由比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后有刘备问大计于茅庐，亮遂投身于备，这是不矛盾的。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
亮的心，使诸葛亮“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使”，而终身不易。隆中对策，办使刘备顿开茅塞，信心倍增，喜谓“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诸此，都揭示了他求贤若渴的心情。他同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的关系，更如赵翼所分析的那样：“自少结契，终身奉以周旋，即羁旅奔逃、寄人篱下，无寸土可以立业，而数人者，患难相随，别无贰志，此固人数者之忠义，而备亦必有深结其隐微而不可解者矣。”所谓“深结其隐微而不可解者”，就是待之以情，交之以义，“以性情相契”。
历史证明，刘备在创业过程中，特别是入蜀前后，尤其注意广开贤路。不管文官，还是武将，凡有来归，总是以诚相待，量能授职。马超来投，即以为平西将军，迁左将军、骠骑将军，与关、张同列。黄忠“委质”，常先登陷阵，勇毅冠三军，拜为讨虏将军，迁征西将军、后将军、亦与关、张同列。庞统归属，初为耒阳令，及见与谈，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与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法正助刘备入蜀有功，以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继为尚书令、护军将军。入蜀以后，刘璋旧部归附者，贤能皆用。前已述及，此不一一。
但是，毋庸讳言，刘备实乃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平庸之主。他不具备大政治家的资质，军事才能更属平平。可是，他却获得了比曹操更多的声誉。这其中，除了曹魏最终逼汉禅位的重要政治原因之外，最主要的是刘备能够更善于掩饰其阴诈疑忌而更多地表现了能够以诚敬待人，从而与曹操不加掩饰地表现出的诱诈、诛杀功臣的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如就知人善任而言，他则远远不如曹操。曹操对于自己部属的能力及其为人了如指掌，更加不疑归从，敢于拔将于卒伍之间，所以收到了人尽其用的效果。
刘备固然也有看人看得准的时候，例如，史载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谡言过其饮，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①及至街亭兵败，诸葛亮自愧知人不及刘备。另如，重用魏延。刘备自为汉中王后，将还成都，需要一个得力的重要将领镇守汉川，当时，“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牙门将）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为此，历史上还记下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刘备大会群臣，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你想说点什么）？”魏延昂然回答说：“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刘备连称其说得好，大家也“咸壮其言”②。再如，他对张飞的弱点也能看得清楚，因而常常告戒张飞不要“刑杀过差”、“鞭挝健儿”。他甚至有时能够洞察冤屈，为下臣辩讼：功曹书佐主簿李恢，“为亡虏所诬，引恢谋反”，职能部门将李恢捉起来，刘备“明其不然”，不仅不予治罪，反而“更迁恢为别驾从事”③。
但是，事实证明，刘备不少的时候是不明于察，不能深知部属的心术及其长处和短处。因而，就连关羽、赵云等一些心腹宿将也得不到正确地发挥作用。关羽刚愎自用，本非方镇之材，刘备不仅授以重任，而且尽护其短，不断助长其骄傲情绪，最终酿成大错。正如王夫之所说：“关羽，可用之材也，失其可用而卒至于败亡，昭烈（刘备）之骄之也，私之也，非将将之道也。”④赵云屡有战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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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马良传》。
②《三国志•蜀书•魏延传》。
③《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④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
蜀以后，谋略常与刘备相左，刘备便不再信用，授官竟然不能与关、张、黄、马同列：关、张、黄、马均为名号将军，都封了侯，而赵云始终是杂号将军，而且在刘备生前竟然得不到封侯①。孟达对于刘备入蜀有功、并取得了攻夺房陵、上庸、西城等地的胜利、刘备却对其不信任，又遣养子、副军中郎将刘封自汉中乘沔水而下，夺了孟达的军权，导致了孟达、刘封不和，最终酿成孟达叛归曹魏、失掉三郡的后果。
刘备为人有少恩、多忌的一面，没有宽广心怀。所以，在用人方面，有时表现得比曹操更加狠毒，不容异己。明明自己急于做皇帝，却假装出很不愿意的样子，但当别人真的劝他缓一步称帝的时候，便暗藏愤怒于心，找个机会把提建议的人杀了或贬了。
最为可悲的是，他对诸葛亮很不放心。王夫之曾用三个方面的事实证明这点：第一，留关羽守江陵，而不以诸葛亮率赵云、张飞守江陵，“疑武侯（诸葛亮）之交固于吴，而不足以快己之志也”，“先主之信武侯也，其不如其信羽，明矣”；第二，诸葛瑾奉使入蜀、兄弟二人不能私见，“不敢尽兄弟之私”（按，此当两面论，因为诸葛瑾在吴也有避嫌问题）；第三，刘备临崩托孤而有“君自取之”之言。其实，还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刘备封诸葛亮为丞相，但生前未准其开府，军政权力仍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二是刘备东征，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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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云封侯是在刘备死了以后，《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说：“（后主）建兴元年，（赵云）为中护军、征南将军，封永昌亭侯，迁镇东将军。……七年卒、追谥顺平侯。”而关羽早在建安五年，已由曹操表封为汉寿亭侯，死后追谨壮缪侯；张飞在刘备住荆州时己封新亭侯，章武元年又进封西乡侯，死后追谥桓侯；马超来投，即封前都亭侯，章武元年进封肇乡候，死后追谥威侯；黄忠在刘备为汉中王时，已“与关羽等齐位，赐爵关内侯”，死后追谥刚侯。
明知条件尚不成熟，出于私心而不敢谏，因叹“法孝直（法正，字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这生动地表明了二人各怀疑虑的心情。
刘备对于巴蜀名士和蜀籍官员存在戒心，从而影响了对他们的使用，影响了蜀国后继人员的培养。王夫之指出，“先主所用，类皆东州之产，耄老丧亡，而固不能继。蜀非乏人，无有为主效尺寸者，于是知先主君臣之图此也，疏矣。”① 的确是这样，表现在：第一，中央枢纽机关少用蜀人。据查，刘备称帝以后，所任职官，诸卿、尚书、侍中、治中以上，只有杨洪（犍为武阳人）、黄权（巴西阆中人）、何宗（蜀郡郫人）、王谋（汉嘉人）等少数几人。
第二，带着偏见看人，言有不逊，谏有不称，即黜其职，甚至收付刑狱。比如，秦宓，广汉绵竹人，“少有才学”，刘备为益州牧时辟宓为从事祭酒。刘备称帝后，将东征吴，“宓陈天时必无其利”，便被抓进了监狱。彭羕，广汉人，起初，仕州不过书佐，刘备领牧后，经庞统、法正推荐，拔为治中从事。彭羕为治中从事，“形色嚣然”，左迁江阳太守，言不逊，便收狱处死。张裔，蜀郡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汉，颇有学问。善论人物臧否的许靖，谓“裔干事敏捷，是中夏钟元常之伦也”（钟繇，字元常，官至曹魏相国）。张裔对于刘备和平入城作出了贡献，刘备入成都，“以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典作农战之器”云云，实质就是把冶铁业控制在官府手里。可见，司金中郎将是个比较重要的官职。但不久，便又左迁为益州郡（今云南境内）太守，结果被少数族眷率雍闿缚送于吴。费诗，犍为南安（今四川夹江）人，开始曾经受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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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290
视。后来，刘备准备做皇帝，他不识时务，上疏阻止，便被降了职，“左迁部永昌（今云南保山）从事”。黄权，曾是刘璋的重要幕僚主簿，刘备拜他为偏将军。刘备为汉中王，以权为治中从事，是一位难得的军事人才、归属刘备以后屡献奇谋，及至伐吴，二人意见不同，便将其调离前阵、使“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孤军悬处，道路隔绝，不能还蜀，被迫降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