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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第四，地势之利，历史表明，自刘备谋蜀起兵之日起，孙权也同时加紧了谋得荆州的行动：及至关羽败死，孙权已完全控制了长江水域及其临江诸郡、沿岸战略要地，迫使刘备只能沿江布兵，连营向前。七百里布兵，自然兵力严重分散，后方既远，又乏两厢策应，蜿蜒如同长蛇，一旦头部遭到致命打击，全身立即瘫痪。
另外，还要讲一点的是，三国时代，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都受鼎足之势的制约。因此、曹魏的政策不能不对吴蜀战争及其最终结果产生间接或直接的影响。无疑，曹操接受孙权“讨关羽自效”是正确的，已如前述。但曹丕不乘蜀吴争战之机用兵，反而接受孙权称臣，封权为王，这对曹魏来说，是失掉了一次极好的“蹙吴”机会；而对吴、蜀来说，客观上等于支持了孙权，制约了刘备；同时，也为自己后来对吴用兵伏下了危机。
曹丕所以确定这样的策略，与他对于三国战争形势始终缺乏清醒的认识有关。据载，黄初元年，曹丕诏问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大家都说：“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侍中刘晔则认为：“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子终始之分不足。”刘备果然出兵击吴，吴需倾全国兵力对付刘备，无力北御曹魏，因而遣使向魏“称藩”。朝臣皆因蜀吴交战必致两伤而向曹丕道贺，只有刘晔认为“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主张“可因其穷，袭而取之”。并指出，“夫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不可不察也。”但是，曹丕谋收两败之利，不听刘晔的意见，因说：“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必以为惧，其殆不可！孤何不且受吴降而袭蜀之后乎？”刘晔进一步指出：“蜀远吴近，又闻中国伐之，便还军，不能止也。今备已怒，故兴兵击吴，闻我伐吴，知吴必亡，必喜而进与我争割吴地，必不改计抑怒救吴，必然之势也。”曹丕始终听不进去。
曹丕谋作“壁上观”的策略，使吴得以暂释后顾之忧，而蜀则不得不从四万兵力中分出八千重兵，以备不虞，从而削弱了战斗力。
曹丕的失误，还在：既至后来，刘备败退，形势变了，吴对曹魏“礼敬转废”，曹不觉得受了孙权的愚弄，又要兴师伐吴了。刘晔阻止说：“彼新得志，上下齐心，而阻带江湖，必难仓卒。”①曹丕不听，遂发二路大军讨吴，一由征东大将军曹休、前将军张辽、镇东将军臧霸出洞口（今江苏泰州市境），一由大将军曹仁出濡须，一由上军大将军曹真、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左将军张郃、右将军徐晃围南郡，结果又促使吴蜀再次联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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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刘晔传》并注。
第九章 病死白帝城
章武二年（魏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八月，刘备兵败回巫，驻跸白帝，心力交瘁，不久便染疾在身，卧床不起了。据载，他初始痢疾，随后转杂他病，以至不治．刘备知将不测，抓紧时间安排后事。
十月，“诏丞相亮营南北郊于成都”①。郊，指郊祭，是一种祭祀天地的仪式。据《礼记》所载，天子丁冬至之日祭天于南郊谓之“郊”，夏至之日祭地于北郊谓之“社”。刘备在外，不能亲祭，因命丞相诸葛亮代祭天地。可见，他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国之大事，在祀与戍”（《左传》成公十三年）。打仗重要，祭祀也重要。虽然“社祭”时间已过，仍令诸葛亮在“郊祭”之时补祭。
同时，征调犍为太守、辅汉将军李严至永安宫，拜尚书令，为托孤做准备。
是月，还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决定，答应了孙权的请和要求，蜀吴重新联盟。如前所述，吴得新盟之利，并乘猇亭之气，将军朱桓、朱然等分别把魏国名将曹仁、曹真等打败。曹丕悉召军还，三国边场获得相对安定数年。
章武三年二月，刘备召丞相诸葛亮自成都到永安（即白帝），商议后事。儿子、鲁王刘永亦随亮到永安探望父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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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此时，国内形势益加不稳三月，黄元进兵，攻烧临邛。史载，“时亮东行省疾，成都单虚，是以元益无所惮”，益州治中从事杨洪“即启太子（刘禅），遣其亲兵，使将军陈曶、郑绰讨元”①。黄元军败，“顺流下江，为其亲兵所缚，生致成都，斩之”②。
刘备病情日重，重臣惟诸葛亮、李严在侧。弥留之际，他完成了几件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事之后，便撒手人寰了，“夏四月癸巳（当为丙子，农历四月二十四日，公元224年5月29日），先主殂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②。
一、“托孤”
《三国志•先主传》载，“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李严传》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诸葛亮传》载，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又诏敕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对于刘备的托孤作为，历史上向有不同评论：世人多赞其美。《三国志》作者陈寿说：“先主之宏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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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杨洪传》。
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③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据查，是年四月干支记日无癸巳。《三国志集解》注引潘眉说，“四月朔戊午，二十四日辛巳非癸巳也。”亦非是，按，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四月朔癸丑；既然诸葛亮明确说刘备死于二十四日，那么当在丙子。
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尤贰，诚君臣之至公，占今之盛轨也。”
最先提出批评的是晋人孙盛，他说：“……备之命亮，乱孰甚焉！世或有谓备欲以固委付之诚，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涂。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衅。谓之为权，不亦惑哉！”①此论甚是。后来则少有非议者
元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大加肯定：“自古托孤之主，无如昭烈之明白洞达者。”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中说：“千载下犹见其肝膈本怀，岂非真性情之流露。”
近人卢弼《三国志集解》对孙盛的批评提出了意见，他说：“或曰以其不肖者败之，不若能者成之。昭烈睹嗣子不肖，虑成业之倾败，发愤授贤，亦情之所出，何疑为伪乎！先主于孔明投分何如临终反欲以诈牢笼之乎？且岂不度孔明之为人，与以诈牢笼何若诚感而顾、舍此就彼乎！ 盖实有所感于中，不觉言之如是，启衅之说容暇计乎！尧舜之公道以天下与人并不沾恋。‘嗣子可辅’一言，余尚以凝滞大器，无不与之心，顾乃疑于其子大恝邪（恝音 jia，不知忧愁的意思）。孙盛特未之思耳。”
清代皇帝弘历倒是颇有见地，他在《御批通鉴辑览》中发出了疑惑之论，其中说：“昭烈于亮平日以鱼水自喻，亮之忠贞岂不深知，受遗时何至作此猜疑语，三国人以谲诈相尚，鄙哉！”弘历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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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
皇帝的角度看问题，自然深能体会刘备的心态，可谓是一针见血。
窃以为，刘备的托国之辞，阴怀诡诈，其意甚明。他为了儿子保有天子之位，直陈要害，把诸葛亮逼到没有回旋的余地。这说明，他对诸葛亮怀有很大疑虑。诸葛亮不能不惶恐发誓，表白自己决无二心，正如王夫之所说：“斯言而入愚昧之心，公（诸葛亮）非剖心出血以示之，其能无疑哉？”① 这就是诸葛亮涕泣而言“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②的原因所在。
由此看来，刘备对待诸葛亮，远远不及孙权对待亮兄诸葛瑾之诚。史载，刘备东征之前，孙权曾以诸葛亮之兄诸葛瑾为使求和。当时有入诬称，诸葛瑾可能暗地别遣亲人与刘备、诸葛亮有勾结。孙权断然表示绝不相疑，说：“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③所谓“死生不易之誓”，大概是指的下面一件事。《三国志•诸葛瑾传》注引《江表传》说，诸葛瑾从讨关羽以后，以绥南将军领南郡太守，驻守公安，当时“人有密谗瑾者”。孙权说：“子瑜与孤从事积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为人非道不行，非义不言。玄德（刘备）昔遣孔明至吴，孤尝语子瑜曰：‘卿与孔明同产，且弟从兄，于义为顺，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从卿者，孤当以书解玄德，意自随入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于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贯神明。今岂当有此乎？孤前得妄语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笔与子瑜，即得其报，论天下君臣大节……定之分。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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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
②《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③《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
也。”一片赤诚、令人感佩。
刘备“托孤”有两方面的作用。积极的作用是：第一，加强了诸葛亮的权力，从而也有效地稳定了蜀汉秩序。封建时代，帝王物故的时候，最易发生权力之争、尤当新主幼弱，权臣数人当政，更易酿成社会动荡，甚或流血。自然，也非常容易引发敌国觊觎之心。刘备明白这些、又知自己的儿子刘禅实在是软弱无能，所以便考虑力保在刘氏江山不易的情况下，把最高权力交给诸葛亮。事实证明诸葛亮没有辜负刘备的期望。第二，增强了诸葛亮尽忠国事之思，使他始终处在惶恐、感恩、责不容贷的焦虑之中，从而发出了誓报刘备殊遇之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略读诸葛亮所留遗文便可看到，他至死都没有忘记刘备的殊遇之恩。第三，更宏观地看，确保了蜀汉享祚四十年。
“托孤”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第一，诸葛亮功高盖主，刘禅根据刘备的遗诏事诸葛亮“如父”，继位之后即“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指丞相府开府）。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既然政事不论大小都有诸葛亮一人决定，刘禅便没有条件亲理政事，从而更加强化了刘禅的暗弱无能。第二，权力过于集中一人，又加诸葛亮不善培养人才，客观上必然造成了蜀汉文无能臣、武无谋将的可悲局面。
二、遗诏后主
据《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子有二，其一为“敕后主”，文曰：
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按指射援，时为祭酒）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这是刘备留于后世的重要文献之一，记录了他的死因，体现着他的为人及其重要思想。其要为：
第一，坦然视死。刘备没有曹操那样的思想深度，也没有曹操那样的绚丽文采，说不出"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那样富有哲理的话，但他对待生死的态度，却比曹操坦然得多。曹操晚年诗歌中表现着强烈的“期寿”情绪，说明他虽然知道人生必死，但怕死。刘备则说“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态度泰然，实在令人叹服。
第二，对子女，重视做人的教育。从根本上说，刘备对于子女的教育和培养是失败的。他没有像曹操那样责令儿子们文武兼修，不仅使其在经史子集和文化艺术等方面得到严格的培养，而且很小就被带到前线，观摩战事，熟悉战阵，从而为其以后的为学、谋政、用兵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刘备没有这样做。事实证明，性本愚弱的刘禅在其立为太子之前，文无明傅，武无严师，所以既即帝位，文武均无所长。又加“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事不躬，得不到实际的锻炼，从而只有耽娱后宫，愚笨暗弱之性就更加突出了。当然，必须看到的是，刘备为王称帝以后，开始觉察到培养储君的紧迫性，因而及时配备起了以董允、费祎、霍弋等为太子舍人的辅佐太子的班子，并以精通《左氏春秋》的来敏和尹默分别担任太子家令和太子仆。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死期来得这样早，所以死期届临，更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不得不特意关注儿子帝王之术的学习和教育。他对儿子学有进步感到高兴。尤当得知诸葛亮慨叹刘禅的智量和“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时感到特别的欣慰。他对儿子提出了学习要求，一是修身“惟贤惟德”。为此，他复述前贤之意，留下了常为历史所称的警句“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①。二是学兼众术。他希望儿子不仅读经、读史，而且“历观诸子”，以期“益人意智”。
其二为临终时把鲁王刘永叫到跟前，嘱咐说：
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
另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刘备在托孤的同时又为诏敕告后主说：
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两处记载，其义相同，或属同诏而记载不同。嘱其子事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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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易•系辞•传》载孔子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挣，罪大而不可解。”刘备的话，源出于此。
如父，说明了他对诸葛亮的重视和托孤之诚，也说明了他对蜀汉以及大下大势的清醒认识，同时更说明了他对儿子能力的深刻了解。敕子遗诏和临终托孤一样，从稳定大局和发展蜀汉功业来说，作用显著，但如历史的分析，又见其消极作用的一面。其中最大的是，诸葛亮揽权，刘禅少谋乏断，事不能豫，一旦事变，难挽国祚于坠。
三、还葬成都
刘备晏驾以后，诸葛亮即上言于刘禅说：
伏惟大行皇帝迈仁树德，覆焘无疆，昊天不吊，寝疾弥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号咷，若丧考妣。乃顾遗诏，事惟大宗，动容损益。百寮发哀，满三日除服，到葬期复如礼。其郡国太守、相、都尉、县令长，三日便除服。臣亮亲受敕戒，震畏神灵，不敢有违。臣请宣下奉行。①
根据诸葛亮这里所说“乃顾遗诏”和“臣亮亲受敕戒，震畏神灵，不敢有违。臣请宣下奉行”等语不难看出，丧事是按照刘备的生前遗愿安排的，因此，诸葛亮所言，体现着刘备的简丧节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