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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69，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③ 《三国志•吴书•陆通传》注引《吴录》。
刘备在白帝，心情颓唐，渐悟用兵之误。十一月，染疾在身，不能自振。十二月，境内出现不稳，“汉嘉太守黄元，素（诸葛）亮所不善，闻先主有疾，虑有后患，举郡拒守。”① 同时，曹魏军队远临江汉，不仅严重威胁东吴，而且如果势成，对蜀亦将形成压力。诸此，都迫使刘备不能不重新考虑对吴策略。因此，他响应了孙权的请和行动、即遣太中大夫宗玮“报命”。从此，蜀吴边塌又获得了相对平静。
大败的原因
刘备失败的原因，他自谓：“吾之败，天也”②。这是不愿从自我检讨的角度去总结战争。很清楚，他的失败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而其主观方面又当是最为主要的。
（1）从战略上说。
第一，他早此支持关羽伐吴，构恶双方关系，即已违背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总的战略方针，在自己力量尚未丰实的情况下，促使孙吴在一段时间内改变策略，向魏称臣，提前了谋取荆州全境的行动；
第二，关羽失败，他没有预为防范和及时支援，遂使自巫以下沿江战略要地尽失，吴方控制了夔道及沿江地区，蜀军如果深入，自然便有被夹于狭窄地带和被切断后路之虞，因而他不得不连营向前；
第三，由于自己失误，孟达降魏，失掉荆州北三郡，从而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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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阳国志•刘先主志》。
② 同上。
可派另部自汉江而下、进而威胁武昌的军事态势；
第四，两面作战，兵力分散。这一点，他远不及孙权聪明。孙权为了对付刘备，不惜上书曹操“称说天命”，进而向魏称臣。而刘备却始终处在两面作战的态势中。此时，曹操虽从汉中撤兵了，但魏军仍控陈仓一线，具有再出汉中的威慑力量。因此，他不能更多地集中兵力，不敢把据守益州北部、汉中地区的骠骑将军马超、镇北将军魏延、偏将军吴壹所部调往荆州前线。
刘备发动讨吴战争犯有战略性错误，诸多蜀臣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便有了“先主东伐，群臣多谏，不纳”①和“先主既即尊位，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一不从”②一类的记载。诸如，前引秦宓进谏被执、赵云力谏被安置江州督军等都是实证。
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对于这场战争态度模糊，并没有强烈反对。战争失败后，诸葛亮不禁叹息：“法孝直（法正，字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乐行，必不倾危矣。”诸葛亮所以这样说，自然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到这一点，同时也透露了他对战争的态度。
法正为人，敢于死谏。据载，刘备与曹操争战汉中，“势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无敢谏者。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指备）亲当矢石，况小人（自谓）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遂退。”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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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阳国志•刘先主志》。
②《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③《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并注。
那诸葛亮为什么不能力谏呢？揣度之，第一，他对战争形势估计不足，未曾料到战争结局会如此之惨；第二，一时间他对战争首鼠两端．从根本上说，他一直主张“外结孙权”：况且，“群臣多谏”和老兄诸葛瑾时领吴国南郡太守直接与蜀军相持及其代表孙权向刘备求和的行动与意见，对他自然产生影响。因此，他不会积极主张东征，或有少谏，亦属可能。但早期史著，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可见影响不大。直到明清时代，为了树立诸葛亮的形象、开脱诸葛亮的责任，演义作品和官方史作才有了诸葛亮谏阻东征的内容。如：《三国演义》第81回记诸葛亮自言“苦谏数次不听”及上表救秦宓，其中有谓：“……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细品其文，托作之义甚明。这样说来，诸葛亮岂不是支持了刘备东征吗？窃以为，客观上的确是这样的。因为诸葛亮战略总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跨有荆、益以制曹魏。荆州既失，吴扼夔门，魏据三郡，蜀汉用兵只有北出秦川一途，诸葛亮的战略目标落空了。他深知，仅靠北出汉中，不可能制魏，更不可能灭魏。他试图能得荆州数郡之地，与魏接壤，以利待机东出击魏。所以，他虽知东击孙吴有危险，但却觉得稍有拓地以取吴数郡是可能的，更未想到惨败。所以，他既不赞成出兵，也不坚决阻谏、客观上默认、支持了刘备的错误决策和行动。因此，作为蜀汉丞相、军师将军，诸葛亮对于夷陵—猇亭战争的失败不能不负有一定责任。论者或谓刘备缺乏远略，不明诸葛亮隆中决策之远大，致有此败。这样分析，固然不错，但尚需看到诸葛亮在其“跨有荆益”的目标落空之后的思想感受和变化。所以，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也可以说，刘备东征，正是谋求对于诸葛亮隆中决策目标的实现。
（2）从战术上说，关键在于刘备不善指挥战争。陆逊给他“前后行军，多败少成”的评价是非常确切的。
第一、军未熟练，历史的时间表说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十一月，关羽失败被杀，刘备“忿孙权之袭关羽”，即要起兵东征，但当闻知曹丕称帝后，便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划并实施自己的称帝活动；章武元年（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四月，刘备登极为汉皇帝，并按汉代礼制设官立制，备后宫，立太子，改元，大赦，两三月间草草地完成了必要的诸多程式之后，便即移跸江州了；在江州，刘备迅速地调动军队，粗粗地按照一相情愿的原则做了初步的战争规划，任命了左右大督、先锋及各部将领，七月便出兵了。可见、他集中起来的以步兵为主的军队并没有经过认真的训练，特别是没有经过乘船水上作战的训练，从素质上说，虽非乌合，但乏机动作战的能力。
第二，将无英才。帅（指刘备）本不明，又加军谋乏人，将无良才，后果自然可知。法正已死，孔明留蜀，军中几乎无人能够对刘备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和战争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更不用说建设性的良计。只有黄权通达军谋，但得不到信任，难展其能。黄忠先此而亡①，张飞死难，赵云留守江州，马超、魏延北据魏军，竟然没有一位名宿大将随征，所用督锋诸将大都是一些名气不大或无名之辈。这些人是否能够服众，是否具有指挥作战的能力，姑且不论，但其自然为敌方所轻、反长敌人的志气。所以，负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至于小说家言关兴、张苞大展乃父雄风，兴斩仇人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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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忠死于建安二十五年。《三国演义》说黄忠于章武元年被任命为先锋，战死疆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璋，苞刃仇人范强、张达，二人护驾救主，均属无稽。因为张苞早夭，未及战争；关兴年少，未预战事；潘璋死于吴嘉禾三年（公元234年），那已经是战争十年以后的事了。
第三，自恃其力。刘备兵本不众，汉中必须布以重兵防魏，又失荆州北三郡，牵涉了一些兵力；本要张飞率巴西兵万人，自阗中会江州，张飞被杀，这万余人是否调到了夷陵前线，不得而知。权算其数，可用兵力，罄其所有，大约也只能调集四万余人，最多不超过五万人①．所以，仅就兵力而言，同陆逊都督五万人相比，并不占优势。况且陆逊守势待敌，兵力容易集中；刘备长驱而进，沿途设防，兵力自然分散。但刘备却自恃其力，少有自知之明，认为以此足以败敌复仇；既得武陵“蛮夷”愿为己用，遥为策应，更觉得胜利指日可待了。实际上，刘备可用于阵前的兵力是非常有限的。相反，陆逊在猇亭决战前，则已把所督诸将各部大都集中到作战前阵，相对兵力超过了刘备，具备了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能力。
第四，不善知彼。刘备出兵，只是激于义愤，没有对魏蜀吴三方基本形势作出应有的分析。他对魏吴能够达成谅解，暂时媾和，从而使孙权可以将主要精力和兵力用于对付蜀军的形势估计不足，此其一。其二，他没有认识到魏国曹丕仍在忙于巩固地位，特别是着力对付自己的弟弟曹植、曹彰等，暂时不可能在秦川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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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备出兵多少，记载不一。《三国志•魏帝•文帝纪》注引《魏书》载孙权上魏文帝书说“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稀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中国历代战争史》（四）和《中国军事史•兵略（上）》均取此说，谓刘备率兵四万人。《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说“权将陆议（逊）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亦可备一说。《三国演义》第81回说刘备有“川将数百员，并五溪番将等，共兵七十王万”，显然是个被非常夸大了的数字。
从而使自己不敢把备战于汉中的具有战争经验的将领和富有战斗力的主力部队调动一部到荆州前线。其三，最为重要的是，他没有把年轻的陆逊、孙桓等人放在眼里。他低估了孙吴的军事势力和军事指挥者的能力。时，吴名将鲁肃、吕蒙、甘宁先后死去，陆逊虽在打败关羽时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刘备眼里，年已38岁的陆逊仍被看做是不谙军旅的年轻人。这从前引“吾之败，天也”、“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以及“吾昔初至京城，（孙）桓尚小儿，而今迫孤乃至此也”的话语中，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最初的情绪。其四，他不善因时因地具体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错把劣势当优势，缺乏应有的应敌之变。
第五，舍船就步。蜀军居水上游，乘船作战，顺水而下，易于成势，是其有利条件。战争开始时，最使陆逊担心的也是蜀军“水陆俱进”。但刘备没有有效地利用这一条件，而是“舍船就步”，跋涉并屯兵于“苞原隰险”之地，其结果便是士卒疲敝，立营难固，最终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当然，有一点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即刘备并非完全不知“水陆俱进”的好处，但客观条件使他不得不如此。因为他急急调集起来的军队绝大部分是步兵，陆战犹未熟练，水战自然不行。况且，他已没有耐性去考虑筹建、训练水师的问题了。
第六，连营向前。刘备长驱深入数百里，连营数十座，声势虽然很大，但却伏下了严重的危机。善治兵者皆知其误。陆逊既知刘备舍船就步、处处结营，便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察其布置，必无他变”。的确，这样布兵是没有办法变化应敌的。所以，他便觉得胜券在握了，满有把握地给孙权上书：“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三国志•文帝纪》载，曹丕“闻（刘）备兵东下，与（孙）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后七日破备书到。”连曹丕这种略通兵法但并不深知治军用兵之要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而刘备却如此布兵，一是七百里连营大大分散了兵力，二是“苞原隰险阻而为军”，将军队驻扎在不利作战的地方，三是树栅成营易被火攻。由此可见，刘备之失，失在制军之误．但是，客观地说，还应该看到刘备如此布兵亦属大势使然。他长驱深入，只控长江沿线，两厢大都为敌方领地，不能不担心敌人断其后路。连营向前，正是为此。
第七，师老不振。蜀军东出，利在速决。但陆逊大步后撤，避免接触，以待敌疲而战的方针，使刘备无法得到这种条件。刘备曾试图诱致吴军出战，但所用之法，形同儿戏，善用兵者一看便知，所以始终不能成功。因此，“自正月与吴相拒，至六月不决”。正如前引陆逊所分析的那样“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师老兵疲，刘备熟视无睹，抑或虽知而乏复振之策，客观效果都一样。因此一败涂地，不堪收拾。
第八，不虞后路。说刘备完全没有考虑后路，自然不是这样。他沿江设营四五十座，目的不外：一保军需可继；二御两厢敌人，防断后路；三利大兵进退。但他没有考虑战争或有大失的可能，因此也就没有虑及战略退却和撤兵安全的问题。所以，其一，他立营虽多，但却没有选择有利地势建立几个可资战守的据点；其二，由于自上而下没有兵败退却的思想准备，设营不固，入员分散，不能形成有战斗力的独立作战单位。俗谓“兵败如山倒”。预为战败之谋尚且如此，况无如此准备者。
战争是双方的，胜败自有主体和客体两方面的因素。因此，讨论刘备的失败原因，不能不谈及孙权的用兵之得。
第一，战备充分。孙权击杀关羽以后，深知刘备必然发兵复仇，虽然试图谋和，但不抱幻想，因此在战备上做了充分的准备，已如前述，不赘。
第二、战略正确。窃以为孙权最为得计的战略决策莫过于同魏修暂时之好，避免两面作战，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刘备，非如此，他不能，也不敢将其主力部队和诸多重要将领置于夷陵前线。也正为此，刘备兵有后顾，既要置兵汉中，又要防魏侧击，兵力本来不多，竟然又需遣黄权率八千兵防魏，大大分散了兵力，削弱了战斗力。其次便是先取战略防御，不惜大步后撤，迫使刘备拉长战线、分散兵力、从而使战斗力量的对比不断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时机成熟，一举歼敌。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所指出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①
第三，选帅得人。孙权重用陆逊，足见其很有知人善任之明。当时，历有战功、且职爵高于陆逊的宿将如朱然、吕范、韩当、凌统、徐盛等俱在，但是不三年，却将相对年轻的陆逊由校尉遽拔为偏将军，抚边将军，右护军，镇西将军，封侯，进而临变受命为大都督，假节，督兵抗敌。升迁之快，世所少有。因而诸将多有不服者。实践证明，陆逊是当之无愧的帅才。一是打败关羽以后，他在不长的时间里有效地控制了新得荆州之地；他领宜都太守，迫使刘备的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并致“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他从孙权那里请得权力，可以代表孙权以金银铜印“假授初附”，从而很快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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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入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敌为友，稳定了地方秩序；他遣将军李异、谢旌等率三千人继破蜀将詹晏、陈凤，“又攻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大破之”，又破降已经归蜀为将的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等，“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他连打胜仗，拓展了土地，获得了地方势力和“蛮夷”君长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下级将吏的信任和爱戴。二是他熟悉兵法，甚通谋略，能屈能伸，善知制敌而不制于敌的策略。屈能卑辞而下之，麻痹敌人，蓄势待发，被人视为畏进怯敌；伸能统兵长驱，“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前后不及两月，即全收失地，把刘备赶回到了东征的出发点上。三是他尤知御将之要，刚柔相济，最终能够把资深老将团结在自己周围，全力对敌。陆逊大步后退、坚守不出的方针，被部下诸将视为怯敌，纷纷表示不满。据载，“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恃，不相听从。逊案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剪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备，计多出逊，诸将乃服，”后来，孙权听说这件事，因问陆逊：“君何以初不启诸将违节度者邪？”陆逊回答：“受恩深重，任过其才。又此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虽驽懦，窃慕（蔺）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表现出了一位智勇兼备的统帅的风范：容众、果断、知己知彼、刚柔相济、善谋大局。孙权对于陆逊的回答非常高兴，“大笑称善，加拜逊辅国将军，领荆州牧，即改封江陵侯”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