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闻南郡失守，不得不立即向南撤退。这就是说，孙权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南郡。
据说，曹操的将领们，深恐功劳被孙吴独占，大都认为应该乘关羽危惧之机，追而擒之。但赵俨甚得曹操之意，对大家说：“权邀羽连兵之难，欲掩制其后，顾羽还救，恐我承其两疲，故顺辞求效，乘衅因变以观利钝耳。今羽已孤进，更宜存之以为权害。若深入追北，权则改虞于彼，将生患于我矣。王必以此为深虑。”②正如赵俨所策，曹操听到关羽南走的消息，深恐诸将追击，果然急令曹仁勿追。曹操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让孙权去消灭关羽，从而使孙、刘势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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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②《三国志•魏书•赵俨传》。
吕蒙入据南郡之后，积极稳定局势，利用怀柔策略，大大瓦解了关羽的军心、其一，“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据说，有“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吕蒙亦汝南人），取民家--签，以覆官铠，官铠虽公，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其二，“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其三，“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其四，厚待关羽的人，"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入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①
不久，孙权带兵至江陵（南郡），刘备所置荆州将吏“悉皆归附”。据说，只有治中从事潘浚“称疾不见”，于是孙权“遣入以床就家舆致之，浚伏面著床席不起，涕泣交横，哀哽不能自胜。权呼其字与语，慰谕恳恻，使亲近以手巾拭其面。浚起，下地拜谢，即以为治中，荆州军事，一以之。”随后，潘浚为孙权带兵五千，平定了“武陵部从事樊伯”。当时樊伯正“诱导诸夷，图以武陵附汉中王（刘）备”。
十一月，刘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弃郡而逃，“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于（陆）逊”。陆逊即遣将军李异、谢旌等率领三千人，断绝险要，先攻蜀将詹安、陈凤，又攻蜀置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均大破之。据载，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等合夷兵数千人，声援蜀军，也被打败了：“（陆逊）复部（谢）旌讨破布、凯。布、凯脱走，蜀以为将、逊令人诱之，布帅众还降”。真可谓兵败如山倒。短短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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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与•吕蒙传》。
间之内，陆逊“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①。孙权因而加封陆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
至此，刘备、关羽在荆州，既失地盘，又失将吏，更失民心，一种难挽狂澜于即倒的危势形成了。
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② 或谓：“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假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余骑。”③这就是说，关羽已经众叛亲离了。
孙权料关羽必将逃走、先使朱然、潘璋在麦城周围设伏，“断其径路”。关羽士卒解散，孤城难保，不得已率领仅有的十余骑逃出麦城，结果在漳乡（一说走到临沮。漳乡、临沮均在当阳境内），被孙权的伏兵、潘璋的司马马忠等截获。关羽及其养子关平、都督赵累等均被斩首。
《三国志•关羽传》注引《蜀记》说：“权遣将军击羽，获羽及子平。权欲活羽以敌刘、曹，左右曰：‘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议徙都。今岂可生！'乃斩之。”南朝宋人裴松之认为这条记载不可靠，他说：“按《吴书》：孙权遣将潘璋逆断羽走路，羽至即斩，且临沮去江陵二三百里，岂容不杀羽，方议其生死乎！又云‘权欲活羽以敌刘、曹’，此之不然，可以绝智者之口。”揣度之，吴将“截获”关羽，没有权利擅杀，况且马忠只不过是一位低级将领，所以需经孙权批准而杀之的情节是合理的；就两地距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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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资治通鉴》卷68。
②《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③《三国忠•吴书•孙权传》。
说，孙权既临前线，就在南郡（按，当阳属南郡），沮漳水到孙权本营（汇陵）不会超过50公里，所以先请示而后杀之是不困难的。况且，《三国志•吴书》诸传实际都没有裴松之所谓关羽被捉后即为马忠或潘璋斩首的记载，如《吴主传》说，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轶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遂定荆州。”《潘璋传》也仅说：“权征关羽，璋与朱然断羽走道，到临沮，住夹石。璋部下司马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赵累等。”前者用“获”字，后者用“禽”字、均无“即斩”一说。而《吴范传》更是反映了孙权离前线不远而焦急等待消息的心情：“权使潘璋邀其径路，战候者还，白羽已去。范曰：‘虽去不免。’问其期，曰：‘明日日中。’权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权问其故，范曰：‘时尚未正中也。’顷之，有风动帷，范拊手曰：‘羽至矣。’须臾，外称万岁，传言得羽。”所以，“羽至”，而最终由孙权决定斩杀的记载是正确的。
关羽被杀是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的事。孙权为了表示对刘备的不承认，即以被刘备废逐的原益州牧刘璋再为益州牧①。
关羽死后，孙权既感除掉大患，又感问题严重。从战略上考虑，他不能不把曹操拉上。他要制造假象表明自己是奉曹操的命令而袭杀关羽的，据《三国志•关羽传》注引《吴历》说：孙权把关羽的首级送给了曹操，而以“诸侯礼葬其尸骸”。
关羽既已授首，曹操加紧了对孙权的笼络，即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孙权因知孙、刘之战势不可免，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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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刘璋传》：“先主迁璋于南郡公安，尽归其财物及故佩振威将军印绶。孙权杀关羽，取荆州，以璋为益州攸，驻秭归。”不久，璋卒，孙权“复以璋子阐为益州刺史，处交、益界首”。
亦主动上书向曹操称臣。
关羽失荆州，刘备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关羽失败被杀，失掉荆州，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客观上，第一，吴魏暂时联合所形成的合力，很快使荆州局域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二，曹操的包围与反包围策略的运用，使关羽很快由外线作战变为内线作战；第二，孙权及其重将陆逊、吕蒙久所筹谋的计策突然付诸实施，陡然使关羽面临两面作战的局面。
主观上，固然有关羽本身的原因，这就是：第一，不善谋略，心无全局，遣兵部将不留后路，行动跟着感觉走；第二，不谙兵法，使自己陷入两面作战之中；第三，缺乏自知之明，刚愎自用；第四，缺乏应变之智，身为军帅，而不知"知己知彼"之要，数万之众竟猝然败于“诈谋”和“奇袭”；第五，不恤部众，威以待下，常使部属处于畏惧之中，一旦有变，十心自解。
但是，必须看到，关羽是按照刘备、诸葛亮的总的战略部署行事的。因此，我们让关羽承担主要的历史责任是不公平的。
跨有荆、益，是刘备、诸葛亮的既定目标。“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是在《隆中对》中说明白了的。刘备取得汉中后，又取得了上庸、房陵，控制了沔水上游，而关羽北上取襄阳，正是刘备试图有效控制荆州北部的战略组成部分。事实上，在没有处理好同孙权的关系时，贸然大举振兵襄樊，自然就引起了孙权的紧张，促成了曹操与孙权的联合，进而使孙权觉得不打败关羽不足以自安，此其一。其二，如此大的军事行动、为了确保其成，应该预为北自河（汉）水、西由长江顺流而下大举声援之谋，至少应该授予关羽调动汉河住兵的权力，以应急需 而刘备、诸葛亮同关羽一样，已经陶醉于“自许以南，望风景附”和关羽“威震华夏”的神话中，根本没有虑及失败、甚至残败的问题，便放手让关羽独自去做了。其三，刘备、诸葛亮均知关羽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及其刚愎自用的性格缺点，在行动之前竟然不为置伤。所以，失荆州，刘备、诸葛亮不能辞其咎、从国之大计和战略上说，他们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卢弼《三国志集解》注引黄恩彤的话说得很对：“……自许以南，望风景附，史称其（关羽）威震华夏，此破竹之势，千载--时也。乃蜀之君臣但喜其胜，不虞其败。权以陆逊屯漳口、吕蒙用奇兵而蜀不防；操以徐晃为将军将殷署等十二营之兵以救樊城，而蜀不闻遣一将增一旅以援羽，致使徐晃掩之于前，吕（蒙）、陆（逊）蹑之于后，首尾狼狈，势遂不支，岂非失事机也哉。”
失掉荆州深深地制约了蜀汉以后的发展。从而，基本注定了蜀汉只能偏安一隅的历史局面。对此，前引同书中黄恩彤的分析也是对的：“厥后武侯（诸葛亮）北征，屡出祁山，功卒不就，则以荆州既失，宛洛路梗，不克别遣一军，两道并进以分敌之势而张我之气也。以武侯之才，措置荆州乃不能如其隆中之初计……。”
四、用人欠思虑，再失三郡地
关羽败死以后不久，刘备又把刚刚取得的可由汉中东击曹魏、南趋江陵的战略要地房陵、上庸、西城二郡丢失了，这件事，追其根源，刘备、诸葛亮也要承担上要责任。
前文述及，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命宜都太守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并取上庸、西城地。这在战略上，不失为一项重大的决策。
但是，正当孟达自我感觉甚好、谋取上庸的时候，刘备却表现出了对孟达的不信任，“阴恐（孟）达难独任”，又遣养子、副军中郎将刘封自汉中顺沔（汉）水而下，“统（孟）达军，与达会上庸”，从而夺了孟达的军事统制权。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导致了孟达、刘封不和，伏下了孟达叛归曹魏的危机。
刘封受命统领孟达所部，与孟达会攻上庸，曹魏所置上庸太守申耽率众投降。申耽“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刘备加封耽为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员乡侯如故”，同时以耽弟申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刘封由副军中郎将升迁为副军将军。孟达虽然在攻取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地时不无战功、但无所进阶。
房陵诸郡，地近襄阳，计程不过一二百公里，最便出兵东向，因此关羽围攻樊城、襄阳时，情势紧急，“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但刘封、孟达正处在统制与反统制的斗争中，而且也没有得到刘备的直接号令，所以不愿东出，自然也有理由不听关羽的调遣，因而“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
关羽失败被杀后，刘备极恨刘封、孟达不救关羽。不久，后台很硬的刘封完全剥夺了孟达的兵权。孟达既惧罪，又忿刘封夺其“鼓吹”（兵权象征），遂表辞刘备，率其所部投降了曹魏。①
孟达在其给刘备的长长的辞表中谈到自己的心情：“……臣委质以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于君乎！今王朝以兴，英俊鳞集，臣内无辅佐之器，外无将领之才，列次功臣，诚自愧也。臣闻范蠡识微，浮于五湖，咎犯谢罪，逡巡于河上。夫际会之间，请命乞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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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二国志•蜀书•刘封传》。
何则？欲絜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无元功巨勋、白系于时，窃慕前贤、早思远耻、昔申牛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干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圣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举。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臣每闻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干君子，愿君王勉之也。"①
可见，孟达是在满腹疑虑、自知难容的情况下，与其如申生（春秋时晋献公长子，被骊姬陷害，自杀）、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有战功，因谏阻夫差接受越王勾践投降，见疏，最后被赐死）、蒙恬（秦始皇大将，率三十万兵戍长城，被赵高、秦二世矫诏赐死）、乐毅（春秋时燕国大将，统五国军，攻下齐国七十余城，被疑，惧诛，逃亡赵国）那样等待悲惨的下场，还不如学习范蠡（春秋时越国大夫）、咎犯（春秋时晋国大夫）及早离开，另谋出路。就当时的情势言，为了生存计，他不得不选择投降他邦的道路。
由孟达降魏事可以见到，刘备、诸葛亮颇乏知将之明，亦乏御将之策，特别是不善处理危机关头将帅自疑的问题。
曹丕对于孟达来降非常高兴。《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说：“达以延康元年（公元202年）率部曲四千余家归魏，文帝时初即王位，既宿知有达，闻其来，甚悦，令贵臣有识察者往观之，还曰‘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钦达。”曹丕数与孟达书，言其欲见之情。孟达至谯见丕，史谓“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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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刘封传》注引《魏略》。
属目”。《三国志•刘封传》说，曹丕“善（孟）达之姿才容观，以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那，以达领新城太守，”并亲自笔书令文说：“吾前遣使宜国威灵，而达即来。吾惟《春秋》褒仪父（按：仪父，春秋期间邾娄之君，归盟于鲁），即封拜达，使还领新城太守。近复有执老携幼首向王化者。吾闻夙沙之民自缚其君以归神农（按：夙沙，古部落名。《吕氏春秋•用民》记谓：“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豳国之众襁负其子而入丰、镐（按：《史记•周本纪》说，周先祖古公亶父为避戎狄进攻，离开原住地豳【今陕西彬县】南下，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斯岂驱略迫胁之所致哉？乃风化动其情而仁义感其衷，欢心内发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将万里无外，（孙）权、（刘）备将与谁守死乎？”①
随后，曹丕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孟达联兵共袭刘封。孟达给刘封送去了一封劝降信，出于离间的目的，讲述了刘封的危险处境，指出“势利所加，改亲为仇，况非亲亲乎！”并说：“智贵免祸，明尚夙达，仆揆汉中王（指刘备）虑定于内，疑生于外矣。虑定则心固，疑生则心惧，乱祸之兴作，未曾不由废立之间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见，恐左右必有以间于汉中王矣。然则疑成怨闻，其发若践机耳。今足下在远，尚可假息一时。若大军遂进，足下失据而还，窃相为危之。”进而从思想感情上刺激刘封，指出：“今足下弃父母而为人后，非礼也；知祸将至而留之，非智也；见正不从而疑之，非义也。自号为丈夫，为此二者，何所贵乎？以足下之才，弃身来东，继嗣罗侯（按：刘封本罗侯寇氏子），不为背亲也；北面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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