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刘备自称汉中王，设坛场于沔阳（今陕西勉县东），陈兵列众，群臣陪位，宣读了准备送达皇帝的表文后，便“拜受玺绶”，戴上了王者冠冕（当然，玺绶和王冠都是自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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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中）》称：“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其文（李）朝所造也。”李朝，字伟南，广汉郪（今四川三台南）人，时为别驾从事。
同时，宣布立长子刘禅为王太子；提拔牙门将军魏延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以镇汉川，
然后，打起王者的旗号回到成都，并即宣布以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赖恭为太常，黄柱为光禄勋，王谋为少府，廖立为侍中，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另以赵云为翊军将军（次于前后左右将军的将军），其余人等“皆进位有差”①。一个同曹魏相对并立的独立王国的建制建立起来了。
据说，刘备回成都时，巴蜀之地举行了大规模的奉迎仪式。《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典略》说：“（刘）备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到白水关，四百余区”②。“四百余区”云云，大概说的是沿路有四百多个集中的奉迎据点。可谓是好好地风光了一番。
刘备称王建国后，立即派人上表汉帝，并派人把曹操所表授的左将军及宜城亭侯印退给朝廷。刘备的表奏说：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将之任，董督三军，奉辞于外，不得扫除寇难，靖匡王室，久使陛下圣教陵迟，六合之内，否而未奉，惟忧反侧，痰如疾首。晨者董卓造为乱阶，自是之后，群凶纵横，残剥海内：赖陛下圣德威灵，人神同应，或忠义奋讨，或上天降罚，暴逆并殖，以渐冰消。惟独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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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华阳国志•刘先主志》、《资治通鉴》卷66。按：只有《华阳国志》提到刘备自立为王时，封赵云为翊军将军。但据《三国志•赵云传》所谓“武都既定，以云为翊军将军”看，似在此前，所以《先主传》、《资治通鉴》均不载。
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典略》。
操，久未枭除，侵擅国权，恣心极乱。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陷害，臣播越失据，忠义不果、遂得使操穷凶极逆，主后戮杀，皇子鸩害，虽纠合同盟，念在奋力，懦弱不武，历年未效。常恐殒没，孤负国恩，寤寐永叹，夕惕若厉。今至群寮以为在昔虞书敦叙九族，庶明励翼，五帝损益，此道不废。周监二代，并建诸姬，实赖晋、郑夹辅之福。高祖龙兴，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卒斩诸吕，以安大宗，今操恶直丑正，实繁有徒，包藏祸心，篡盗已显，既宗室微弱，帝族无位，斟酌古式，依假权宜，上臣大司马汉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国厚恩，荷任一方，陈力未效，所获已过，不宜复忝高位以重罪谤。群寮见逼，迫臣以义。臣退惟寇贼不枭，国难未已，宗庙倾危，社稷将坠，成臣忧责碎首之负。若应权通变，以宁靖圣朝，虽赴水火，所不得辞，敢虑常宜，以防后悔。辄顺众议，拜受印玺，以崇国威。仰惟爵号，位高宠厚，俯思报效，忧深责重，惊怖累息，如临于谷。尽力输诚，奖厉六师，率齐群义，应天顺时，扑讨凶逆，以宁社稷，以报万分。谨拜章因驿上还所假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
可见，表文除复述以群下名义所上表文的基本内容外，更加着意突出了忧国效忠和“群寮见逼，迫臣以义”、“应权通变，以宁靖圣朝，虽赴水火，所不得辞，敢虑常宜，以防后悔”以及“辄顺众议，拜受印玺，以崇国威”的意境。这是封建时代诸多政治家，包括曹操、刘备在内的共有的权术特点：既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又把手段说得冠冕堂皇，从而隐蔽其幽龊的心态、不过，必须承认，既然曹操架空了皇帝、立国在先，那么刘备抓紧时机称王建国，于时于理，都是无可非议的。
二、授命关羽，出击曹军
历史表明，当曹操放弃汉中，率领军队后撤，返回长安时，刘备、诸葛亮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这一一形势，遂据有汉中，东西拓展地盘，很快进入今湖北境内，占领了房陵（今房县）、上庸（今竹山），营造东进之势，遥与关羽相呼应，给曹操南方重要据点襄阳以重大威胁；继而，刘备自称汉中王，退还了曹操所表授的印绶，表示彻底断绝同曹操所控制的朝廷的联系，进一步表明了他坚决抗操而谋取大业的决心，
大约就在同时，即刘备称王而颐指气使地回成都的时候，关羽在刘备、诸葛亮的授意下，向曹操的军队发动了进攻。
水淹于禁七军
史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关羽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士仁（姓士名仁。一作傅士仁）守公安，自率主力攻曹操的征南将军曹仁于樊城。
曹操遣左将军于禁“督七军三万人救樊”。
以上是《三国志•关羽传》、《华阳国志•刘先主志》和《资治通鉴》的记载，说明战争是刘备、关羽主动发起的。但《三国志•于禁传》和《武帝纪》关于战争的发动，记载不同，分别称：“太祖（曹操）在长安，使曹仁讨关羽于樊，又遣（于）禁助（曹）仁”；曹操“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徐晃传》也说：曹操“复遣晃助曹仁讨关羽，屯宛。”这些记载说明，战争则是由曹操首先发动的。根据当时的情势看，曹操刚从汉中撤兵回到长安，孙权正调动兵马戍驻淮南，谋攻合肥、刘备、关羽的土气正盛，曹操在战略上暂取守势。因此，战争不可能是曹操主动发动的，当以《三国志•先主传》和《华阳国志•刘先主志》为是。
据载、曹仁使左将军于禁和立义将军庞德，驻屯于樊北，成椅角之势，布兵不谓有误。但应了一句俗话：人算不如天算。
两军相交，已进入大雨季节、八月、大雨连绵十余日，汉水泛滥，平地水五六丈，于禁等“七军皆没”，于禁与诸将“登高望水，无所回蹬”，关羽乘大船因水势而攻于禁。于禁穷迫，为保数万士兵的性命，不得已，投降了关羽①。
庞德则表现了宁死不降的精神。庞德在堤上，披甲持弓，箭不虚发，自平旦战至日过中矢尽，以短兵相接，“战益怒，气愈壮”。由于水势不断上涨，吏士们穷迫皆降，不得已庞德与麾下三人“弯弓傅矢，乘小船欲还（曹）仁营”，不幸小船被洪水打翻了，“水盛船覆，失弓矢”，庞德落水，“独抱船覆水中，为关羽所得。”关羽劝其投降，说：“卿兄在汉中（按：庞德从兄庞柔在蜀），我欲以卿为将，不早降何为？”庞德立而不跪，厉声大骂说：“竖子，何谓降也！魏王带甲百万，威震天下；汝刘备庸才耳，岂能敌邪！我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关羽遂将庞德杀死②。
于禁是曹操的名将，一直与张辽、乐进、张郃、徐晃等齐名，每有征战，曹操都是以他们“行为军锋，还为后拒”。庞德本是马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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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于禁传》。
②《三国志•魏书•庞德传》。
部属，马超被曹操打败，庞德随马超奔汉中，投靠张鲁，曹操定汉中，庞德随众降操，操“素闻其骁勇，拜立义将军”。据载，樊下诸将因为庞德从兄庞柔在蜀、又是马超的部将，对其不放心，庞德为了表白自己，因而常说：“我受国恩，义在效死。我欲身自击羽。今年我不杀羽，羽当杀我。”据说，庞德曾亲与关羽交战，“射羽中额”，差一点取到了关羽的性命、当时，庞德常乘白马、“羽军谓之白马将军，皆惮之”。曹操得知于禁投降关羽而庞德死节时，哀叹久之，并为庞德流涕，因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如庞德邪！”遂封庞德二子为列侯。后来，曹丕即位，特派使者到庞德墓上赐谥，策文说：“……惟侯（指庞德）式昭果毅，蹈难成名，声溢当时，义高在昔，寡人愍焉，谥曰壮侯。”①
水，特别是大水，给关羽水军带来了极大方便。汉水泛溢，平地数丈，大水灌入城内，“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坏，众皆失色”。有的主张弃城而走，对曹仁说：“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围未合，乘轻船夜走，虽失城，尚可全身。”汝南太守满宠当时受命协助曹仁，住在城内，竭力劝阻大家。满宠说：“山水速疾，冀其不久。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下（今河南郊县境），自许（昌）以南，百姓扰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掩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指黄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君宜待之。”②曹仁听从了满宠的建议，曹仁、满宠等于是沉杀白马与军人盟誓，同心固守。当时，城中人马才数千，大水不断上涨，"城不没者数板（胡二省注通鉴云：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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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走德传》，附录：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引王隐《蜀记》说，庞德的儿子庞会跟随掠将钟会、邓艾伐蜀，蜀破，庞会授仇，“尽灭关氏家”。
②《三国志•魏书•满宠传》。
二尺为一板）“关羽”乘船临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粮食欲尽，救兵不至"；同时，关羽又遣别将包围曹操将军吕常于襄阳 曹操所授之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治今河南浙川西南）傅方都投降了关羽①
“群盗”响应，对曹操形成了严重威胁
水淹七军前后，关羽在南阳、镇川、弘农诸郡、招附纳降，大大发展势力，使曹魏在此地区的统治很不稳固，正如满宠所说，“自许以南，百姓扰扰”。
先是南阳民苦于供给曹仁徭役，宛守将侯音、卫开等以宛反，曹操命曹仁，讨侯音等，曹仁与庞德--起破宛而屠之，斩侯音、卫开。侯音等反，即使参与镇压的人，如功曹宗子卿也承认造反者“顺民心，举大事，远近莫不望风”②。曹仁屠宛，显然是不得人心的。继而是陆浑（今河南嵩山境）民孙狼等反，杀县主簿，南附关羽。“羽授狼印，给兵，还为寇贼”②。
是年十月，曹操自长安回到洛阳。时之大势对于曹操很不利，既弃关中，失利于西；又值梁、邦、陆浑“群盗”并起。不管是叛将，还是反民，又大都遥受关羽印号，为羽支党，与羽相呼应。历史记载说，这时自许以南，“群盗”遥应羽，囚而关羽“威震华夏”，竟使曹操被迫召集重要的政治军事会议，讨论了要不要"徙许都以避其锐”的问题④。在此关键时刻，丞相军司马司马懿和西曹属蒋济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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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
②《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
③《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
④《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出了联吴的谋略、他们对曹操说：“丁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人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 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白解。”① 曹操接受了司马懿和蒋济的意见，做出了联吴击关羽的正确决策。
在三足鼎立的形势下，如何更有利地发展自己、战胜敌人，实是曹孙、刘各方无时不在思考的战略大计。以一抗二，还是合二对一，利害得失，道理浅显，但表现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却是各有不同， 即使固定的某一方对另一方，联合抑或对抗，前后决策亦不相一。
对比起来，曹操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赤壁战后虽然有所觉悟，也曾试图挑拨孙、刘关系，鼓励孙权把刘备赶出荆州，但远不及诸葛亮、鲁肃的认识深刻。这是因为曹操低估了孙、刘的力量，尤其是低估了孙、刘联合所形成的合力，自以为中原大军数倍于孙、刘，总有一天会把他们通通收拾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始终按照两面作战的战略布兵。因此，对吴用兵，不能不顾及两北方面的形势；对西北或刘备用兵，又不能不顾及孙权屡屡犯边的事实。现在形势起了变化，西北军事不利，刘备益张；荆宛关羽构难、吏民为乱；襄樊受困，许都临险。在此形势下，经司马懿、蒋济一点，以曹操之聪明自然顿时彻悟。于是他立即作出了联吴击关羽的正确的军事决策。
三、关羽失荆州，败死麦城
我在《曹操评传》一书中，曾对曹、孙、刘三方关系做过一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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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蒋济传》。
析，其中讲到孙吴对于曹、刘的策略，最富变化，起初鲁肃坚决主张联刘抗曹，认为“以曹操尚存，宜且抚辑关羽，与之同仇，不可失也。”及至日蒙代鲁肃为督，“以为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因而向孙权献计说：“今令征虏（孙皎）守南郡，潘璋住白帝，将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卡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日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孙权很同意吕蒙的意见，但因谋取徐州而一时拿不定主意，吕蒙认为：“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① 对此两种主张，论者大都褒鲁肃而非吕蒙，认为天下大势，孙刘非联合不足以抗操，如果孙刘相争，必给曹操以渔利之机。从谋划打败曹操的角度说，此说不无道理，但却明显地表露出一种非历史的观点。这在客观上是把曹操置于非正义一方，立论完全着眼于如何打败皙操。事实上，曹操、孙权、刘备三方是相对独立的三个实体，各自决策的出发点，均在于权衡三方关系，进而考虑自已的利益所在。三角的关系，对任何一方来说，其他两方都是自己的敌人或潜在敌人。联合一方对另一方，有力地抗击或抑制、削弱了另一方，于已是有利的。但如果致使临时联合的一方，实即潜在的敌人乘机大大发展起来，也是于己不利的，由此看来，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就东吴的利益说，没有孙刘联合便没有赤壁的胜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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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后来情况不同了。所以，起初鲁肃劝孙权联刘抗曹是正确的；后来孙权、吕蒙一变而为取援曹操、进攻关羽，亦是对的，刘备的势力正趋迅猛发展，自从取得房陵、上肩以后，益州与荆州便在地理上从北到南联在一起，而关羽尔在荆州诸郡坐大，实际上，关羽攻樊城的最终日的也完全是为了解除控江而下的后顾之忧。不难看出，就当时的军事形势言，关羽对吴的威胁远远超过了曹操对吴的威胁。
任何军事上的联盟，都是利益的联盟。当此之时，曹操要解除关羽的威胁，孙权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因为有利益上的共同点，自然就比较容易地暂释前嫌而联合起来了。
战略失当，促进了曹操与孙权的联合
必须指出的是，刘备、诸葛亮在没有其他更好人选的情况下，授关羽以重任，使之镇守荆州，虽然不能过责他们决策失当，但也不能不承认其缺乏知人善任之明。
关羽其人，高傲自负，轻视他人，都督荆州事以后，这种致命的缺点，更有了新的发展。对此，刘备、诸葛亮都是非常清楚的。但他们都没有对其施之以教，更不敢行之以约束，反而采取了放任纵容的态度。下面几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