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失计，未能遽取成都
建安二十年七月，曹操陷阳平，入南郑，军势大振。下一步怎么办？既然已经夺关，锁钥在握，是乘势入蜀，抑或见好即收、留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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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② 同上。
③《三国志•蜀书•黄权传》。
据守而大军引还？我在《曹操评传》中作过长段评论，概述约为：
丞相主簿司马懿和刘晔都主张乘胜入蜀。司马懿对曹操说：“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可失时也。”① 刘晔也向曹操进言，说：“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量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慑海外，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入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② 司马懿和刘晔的主张很明确：一是刘备得蜀日浅，蜀人未附；二是刘备带兵离蜀，已“远争江陵”，去与孙权争荆州三郡，蜀境兵力有限；三是乘屡战屡胜之威和蜀人震恐之机，直捣成都，必可传檄而定。简而言之，一句话：机不可失，乘胜入蜀、曹操没有听司马懿和刘晔的意见，他感慨地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邪！”③七天后，有蜀降者说曹操克汉中以后，“蜀中一日数十惊，守将虽斩之而不能安也”。这时，曹操又有点动心了，问刘晔说：“今尚可击不？”哗说：“今已小定，未可击也。”④
曹操该不该乘胜入蜀，向有不同评论。南朝宋人裴松之注《三国志》时，认为曹操失掉一次大好机会。他说：“魏武后克平张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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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宣帝纪》。
②《三国志•魏书•刘晔传》。
③《资治通鉴》卷67，汉献帝建安二十年。
④《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
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刘晔之计，以失席卷之会。”另一注史者，元人胡二省注《资治通鉴》则为刘晔后来的话辩解，说：“七日之间，何以遽谓之小定？哗盖窥觇备之守蜀有不可犯者，故为此言以对操竭耳。”意思是说，所谓“小定”，不过是托辞，实际上刘晔也已看清楚不可入蜀，所以用此来回答曹操的问题。这就是说，胡三省认为，曹操不入蜀的决策是正确的。后人论此，大约亦不外这两种意见。近人多认为后--种意见是对的，归纳其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曹操很清醒地看到前进中的困难，蜀道之难更过散关之险，以疲惫之师越险攻蜀，怎得“席卷”；如果曹军深入，蜀军据险守要，会使曹军陷入进退两难之地；二，后顾之忧太重，江东孙权、荆州关羽均在窥伺自己的后路，如果大兵入蜀，必将授孙权、关羽以机，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三，陇右初平，羌人未附，汉中初定，根基不稳，遽然推进，后需难继。
其实还应加一条，即“内有忧逼”，曹操不愿长期在外。事实是最好的证明，曹操建安二十一年二月回到邺；三月亲耕籍田，行天子之仪；五月进爵为魏王；二十二年四月“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成为实际上的“天子”。毫无疑问，这才是曹操急于引军而还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因为当此之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权力，绝除对自己的不利因素，逐步把汉献帝的名义权力也剥夺净尽比什么都重要。
我认为，曹操“既得陇，复望蜀”是完全可能呢？
第一，当时双方的谋臣都看到了这一点。曹方，谋兵不亚于操、后迁大将军大都督而数败诸葛亮的司马懿认为“机不可失”；颇有军事才能、屡被曹操称许、在曹丕称帝后屡献大谋以应吴、蜀的刘晔亦认为，应该“因其倾而压之”，富有远见地指出如果不取，“必有后忧”、刘方，谋臣法正分析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这就是说，法正也认为，以曹操之智谋和势力，足可以“因此势以图巴、蜀”①。
第二，从军事态势看。曹操克汉中，入南郑，益州霞动。蜀臣杨洪说诸岛亮增兵刘备时说过：“汉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发兵何疑。”② 可见，曹兵驻扎南郑，实将益州北门控制在手，形势极为有利。不久，张鲁投降，巴郡内的七姓夷王、赉邑侯均降附，曹操因分巴郡为三，以夷帅分别担任巴东、巴西太守。这就是说，益州刺史部的北部，包括汉中、巴东、巴西郡等实已成为曹操的实际控制或间接控制之地。而刘备的主要军事势力，的确如司马懿所说正远争江陵。曹操建安二十年七月入南郑，刘备听到“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③的消息，才急于同孙权分荆州媾和，及至引军还江州，已是当年十一月间的事。可见，至少有四个月的时间，军事优势一直是在曹操一方。如果是大军继胜而进，那么蜀中就绝不会“小定”，而必是惊上加惊，也绝不会是一般的“斩之而不能安”，而必是惟恐逃命不及了。
第三，从地理形势看，凡认为曹操退兵的决策是正确的，大都强调蜀道之难。曹操既履散关之险，必惧蜀道之难。事实上，蜀道难固难矣，但并不是曹操之根本所虑。当时，汉中郡属益州刺史部，是益州的北部屏障和门户，阳平关既是南郑的关隘，又是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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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②《资治通鉴》卷68，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
③《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的关隘。克阳平，取汉中，实际便扼住“益州咽喉”，然后即可避过米仓山、大巴山艰难之处，沿嘉陵江谷地南进入蜀。事实上，张郃不是随后便进入了益州腹地吗（详后）！
第四，后顾之忧虽有，但不可怕。曹操征张鲁之时，亦是孙权、刘备矛盾日趋明朗化之时。曹操毅然用兵汉中，也正是由于看准了这一点。同时他也早已料到谋兵汉中以后，孙权会有动作，所以才有“贼至乃发”的密教给张辽等。曹操将攻汉中，本已剑拔弩张的孙、刘两家“更寻盟好、遂分荆州”；七月曹操陷阳平、取南郑，八月间孙权即率众十万围合肥，结果惨败于曹操的预谋之下。应该说，孙权、关羽等的确是后顾之忧，不可不预。但就当时的情势看，并不可怕，一是孙权新败，余悸未平，短时间内不可能组织大的进攻；二是孙、刘矛盾依然存在，不可能形成可靠的联盟；三是孙、刘两家当时均无进取中原之谋。事实也证明，从建安二十年七月曹操拔汉中，到二十一年二月曹操还邺，以至二十二年正月曹操主动攻孙权，前后一年半，孙权均无大的行动。因此，不能把后顾之忧看得太重；事实上，曹操也没有把它看得太重。
第五，羌人新败未必尽附，但一时尚不构成后方的威胁。论者或谓羌人新附、关陇不稳亦是曹操不敢贸然入蜀的原因之一。实则从历史记载看，当时的羌、氏诸部虽不内附，并曾助马超、韩遂抗操，但极少主动攻击中原，每有战事，多系被动受兵。夏侯渊受命讨伐马超、韩遂，因势击其辅助势力，于是有了攻击兴国氐、长离羌和围咆罕斩宋建，以及张郃兵入湟中，降服诸羌之举。当时韩遂已死，马超已奔，诸羌虽众，但诸部多附于曹，并未形成什么统一的反抗力量。所以，就当时之大势看，诸羌不会贸然行动，曹操也不该因此而影响对于大局的考虑。
总之，曹操既取汉中而不入蜀是其一生中不亚于赤壁之败的又一次历史性错误。造成这次错误决策的根本原因是曹操急于巩固和发展朝中权力、急于回朝筹划进爵为王（回邺三个月后），进而“设大子旌旗，出入称警跸”（一年后）和戴上“十有二旅”的天子才能戴的冠冕，“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一年半后）。
果如司马懿所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自此之后，刘备、诸葛亮自始至终都把汉中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紧紧地扼住了益州的出入门户；曹操则从此陷入被动挨打局面，从外线主动进攻转为内线被动御敌，以至不再有谋夺益州的机会。
张飞有胆，大破张郃入巴军
张鲁投降后，曹操率领大军取道长安而归，留下夏侯渊，行护军将军，假节，督领平狄将军张郃、平寇将军徐晃等守汉川，相机平定巴郡。
张郃按照曹操的意图，约在建安二十年十二月间，率领部分军队进入四川，“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汉中”，一直打到宕渠、蒙头、荡石①。宕渠为今之四川渠县，蒙头、荡石均在渠县境内，属巴西郡，地处现今川东达县地区西南部。可见，张郃的部队已经到达益州腹地。
根据历史的记载看，曹操留下夏侯渊、张郃屯守汉中，并未授以进攻和御敌之策；北还之前，令“张郃督军徇三巴”的决策，从根本上来说，是完全不恰当的。因为这是孤军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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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张飞传》、《张郃传》谓“郃别督诸军，降巴东、巴西二郡，徙其民于汉中”，作完成式表述，不确。
张飞时领巴西太守。张郃到达宕渠时，刘备尚在江州（今重庆）、遥令张飞率兵抵抗。两军相拒五十余日，不分胜负。但相对而言，第一，张飞的军队入蜀扩编以来一直是打胜仗的，兵为胜兵，锐气甚盛；第二，张飞军队由于更熟巴西地理环境，而且是以逸待劳，有利条件较多；第三，张郃兵力不会超过五千，张飞的兵力大超过张郃，势力对比上，张飞具有更多优势，
所以，局势很快急转，张郃的部队由攻势转为守势，不得不据守于个别据点，失去了主动发动进攻的能力。
最后，张飞想出办法将张郃引出据点，战于宕渠之瓦口。史载，“飞率精卒万余人，从他道邀郃军交战，山道迮狭，前后不得相救，飞遂破郃。郃弃马缘山，独与麾下十余人从间道退，引军还南郑，巴土获安。”①
关于张飞与张郃此次战役的地点，记载不同。另，《华阳国志•刘先主志》说，“飞从他道邀郃战于阳石（按：即荡石），遂大破郃军。”《方舆记要》卷68说：“八濛山在渠县东北七里，八峰起伏，其下平旷十余里，江水环之不匝者一里，常有烟雾濛其上。……山下有勒石云：‘汉将张飞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飞所自题也。”八濛山疑当蒙头所在之山。因此，窃以为，记载不同，其地实一。
瓦口、阳石、蒙头当在宕渠东、八潆山同一地区，抑或同地而异名。
谋定汉中，初战多失利
张郃收兵北还，刘备也从江州回到成都。自此，刘备开始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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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张飞传》。张郃“引军还南郑，巴土获安”云云，讲的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不是当即回到了南郑。
主动出击的军事部署；曹操则忙于整顿内部，巩固权威，加快进爵为王的步伐，进而“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并且一度向孙权耀兵，败孙权于濡须口。所以，从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春到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刘备同曹操在汉中、以及益州北部的其他地区没有大的军事接触。相安近两年。历史证明，是刘备主动打破了这种暂时相安的局面。
建安二十二年十月，就在天子让曹操“冕十有二旋，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的时候，刘备决定出兵了。他是在法正的激励下决策的。前面提到，法正曾对曹操收降张鲁、平定汉中，而不因势图巴蜀做过分析，指出，“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法正认为机会到了，便劝刘备乘机出兵，对刘备说；“今策（夏侯）渊、（张）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①
据说，刘备一时拿不定主意：儒林校尉周群和后部司马张裕等人都出面阻军。周群说：“当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军，必不利，当戒慎之！”张裕更直截了当地说：“不可争汉中，军必不利。”② 周群、张裕二人以善观天象、晓知“占候”著称，他们的话，都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书生之见。
刘备没有为周群、张裕的言语所惑，听从了法正的计策。建安二十三年春，刘备安排诸葛亮“居守”成都，主持后勤，“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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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②《三国志•蜀书•周群传》。
食足兵”①，以保障前方之需：随即两路出兵，一是自己在法正的辅佐下，亲率赵云、黄忠、魏延等诸将，出东路，向汉中进兵；二是派遣张飞、马超、吴兰等、出西路，攻取曹操西北驻军重地下辩（今甘肃成县西）。
曹操闻刘备来犯，即派心腹战将、厉锋将军曹洪督军前去武都（治下辩），加强防御，迎战张飞、马超、吴兰等。并以骑都尉曹休和议郎辛毗参曹洪军事。建安二十三年三月，曹休建议曹洪乘张飞等未集之机，“促击”吴兰：史称，“备遣张飞屯固山（今甘肃成县北），欲断（曹）军后”，曹军众议狐疑，曹休对曹洪说：“贼实断道者，当伏兵潜行。今乃先张声势，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击兰，兰破则飞自走矣。”曹洪听从了曹休的意见，进兵突袭吴兰，大破之，斩吴兰将任夔等，吴兰逃亡中被氏人杀死，张飞、马超败走汉中方向，试图与刘备主力会合。西路军失败了②。
刘备自己直接指挥的军队，屯驻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曹操诸将夏侯渊、张郃、徐晃等与之相拒。当时，根据曹操的部署，夏侯渊、徐晃屯阳平，张郃屯广石（似在今四川广元市境内③），为掩角之势。刘备错误地低估了曹操军队的力量，试图“断绝外内，以取汉中”。因而遣陈式等十余营兵力去切断马鸣阁栈道（在今四川昭化县境）。徐晃即率别部急趋，大破陈式等部，蜀兵“自投山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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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阳国志•刘先主志》。
②《三国志•魏书•曹休传》、《武帝纪》。
③ 胡三省说，广石在巴、汉之间。《三国志集解》注引《方舆纪要》卷56 说，广石戍在陕西勉县西（当代著作多取此说）。愚度当时军事态势，张郃部可能尚未回到汉中，刘备想断马鸣阁栈道就是为了断张郃归路，所以胡三省的意见是对的，以广石在今四川广元市境内比较合理。
死者”。本来处于进攻势头的刘备军队反而为敌反包围，失掉主动权，吃了败仗，曹操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授徐晃符节，以示优宠，兴奋地说：“此阁道，汉中之险要咽喉也。刘备欲断绝内外，以取汉中。将军一举，克夺贼计，善之善者也，”①
刘备的主力部队攻张郃于广石，虽然形成了包围形势，但也未能克敌制胜。据说，刘备"以精卒万余，分为十部，夜急攻命。邻率亲兵搏战，备不能克。”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