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载，法正“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已者数人。”有人告诉诸葛亮：“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诸葛亮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史谓，诸葛亮素知刘备雅爱法正，“故言如此”①， 这是法外施恩，不按法律办事的生动例子。
但对彭羕却又是另一种态度。彭羕为治中从事，“形色嚣然”，“诸葛亮虽外接待羕，而内不能善，屡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亦稍疏，左迁羕为江阳太守。”既而，马超告发彭羕有大逆之言，刘备和诸葛亮便以谋反罪将彭羕捉起来。彭羕在狱中给诸葛亮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历述自己的功劳，尽白自己的冤枉，甚至把刘备比做“慈父”，称诸葛亮为“当世伊、吕”，最终还是不免一死②。这是依据自己的好恶，律外妄杀的生动例子。
另如，后部司马张裕晓占候，曾谏刘备说“不可争汉中”。刘备不用裕言，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结果打了败仗，“皆没不还”，据载，“初，先主与刘璋会涪，时裕为从事，侍坐，其人饶须，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县，特多毛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涿令称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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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②《三国志•蜀书•彭羕传》。
诸（猪）毛绕涿居乎'！裕因刘备无须，说了一个“潞（露）涿（豚）君”的故事，加以嘲讽。“先主常衔其不逊，加忿其漏言，乃显裕谏争汉中不验，下狱，将诛之。诸葛亮表请其罪，先主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裕遂弃市。”① 这完全是挟嫌杀人，毫无法制可言了。
较盐铁之利
蜀地产盐，历史悠久。历代统治者都将盐铁之利视做重要的经济来源。秦时已置盐铁官管理盐铁交易。李冰为蜀守，“识齐（察）水脉，穿广都（今成都东南）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矣。”② 西汉临邛（今四川邛峡）人卓王孙以冶铁煮盐致富，家赀数千万，僮仆上千人③。
两汉政府都重视蜀地盐业的管理和开发。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政策，“是以县官（指朝廷）用饶足，民不困乏”、“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④。东汉虽弛盐铁之禁，但加强了盐铁税赋的管理和征收。汉末军阀混战期间，曹操用治书侍御史卫觊的建议，实行盐铁“监卖”政策。
刘备、诸葛亮自然也看到了盐铁对于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所以，入蜀之后，虽然没有迅即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严厉的官营政策，但立即建立和健全了盐铁的管理机制，控制了盐铁之政，从而收到了实际上的盐铁官营效果。
《三国志•王连传》载，“及成都既平，以（王）连为什邡令（治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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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周群传》。
②《华阳国志•蜀志》。
③《史记•货殖列传》。
④《盐铁论•轻重篇》。
四川广汉南），转在广都，所居有绩。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于是简取良才以为官属，若吕乂、杜祺、刘干等，终皆至大官，自连所拔也，”《吕乂传》亦谓：“初，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后校尉王连请（吕）义及南阳杜祺、南乡刘干等并为典曹都尉。”后来王连升官蜀郡太守、兴业将军，仍然“领盐府如故”。
可见，刘备初定益州，便把盐铁之利放到了重要地位，而且非常用心去配备和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稳定的、有效的盐政管理机构。
盐政的最高主管官为司盐校尉，属官有典曹都尉等。校尉、都尉均属武职，说明盐政管理不属地方，而是由中央统一管理，属于军事管制性质。校尉、都尉的官秩分别为二千石和比二千石，位当列卿，说明盐政管理在国家部门中地位的重要。“简取良才以为官属”云云，说明盐政管理系统对于管理人员的严格要求和任用。司盐校尉的属官最终大都做到“大官”，更加证明了当政者对于选拔盐政人员的重视。据载，都尉吕乂后来官至尚书令（丞相）；杜祺历任郡守、监军、大将军司马；刘干官至巴西太守。
蜀地并盐资源丰富。近入研究认为，四川境内，魏晋时期，东起朐忍（今云阳），西至临邛（今邛崃），北到汶山（今汶川），南至越高（治今西昌），都分布井盐产区。①
由于官府的重视，食盐生产技术，特别是“官灶”的煮盐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昔时一灶五锅，蜀汉时期已有一灶十四锅者。例如，《太平寰宇记》卷85“贵平县”条引《益州记》说：“官有两灶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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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八镬，一日一夜，收盐四石，（色白）如霜雪也。”而且已知使用“井火”（天然气），因而大大提高了产量。晋人刘逵《蜀都赋》注称：“取井火还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盐，家火煮之，不过二三斗。”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临邛县“有火井，夜时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井有二，[一燥一]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①
对于冶铸方面的政策，大抵实行了如同盐政一样的管理体制，甚或更多官营性质。《三国志•张裔传》载，刘备人成都，“以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铁器之用，无非农战，“典作农战之器”云云，实质就是把冶铁业控制在官府手里。中郎将本武官，官秩比二千石，以武官主管冶铸，称司金中郎将，如同以校尉主管盐政一样，表明了它的军事管制性质。
刘备用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如同曹操用韩暨为司金校尉、王修为司金中郎将用意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看重了他们的能力。韩暨发明水排，“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二倍于前。在职（监冶谒者）七年，器用充实。”因此，曹操“制书褒叹，就加司金校尉，班亚九卿。”② 王修，曾为袁绍别驾，降曹后被授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将。授职后，王修自谦“力少任重，不堪而惧”；议者则认为大材小用，应当授予更显要的位置。几年后，曹操在给王修的信中说明了用意：“察观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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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注“以竹简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谓：并非接其光，而是取其气，通过小孔放出点燃。当是。
②《三国志•蜀书•韩暨传》。
官，念非屈君，余无可者。……自是以来，在朝之士，每得一显选，常举君为首，及闻袁军师（按：袁涣为军祭酒）众贤之议，以为不宜越君。然孤执心将有所厩，以军师之职，间于（按：意为近于）司金，至于建功，重于军师。……但恐旁人浅见，以蠡测海，为蛇画足，将言前后百选，辄不用之，而使此君沉滞冶官。张甲李乙，尚犹先之，此主人意待之不优之效也。孤惧有此空声冒实，淫蛙乱耳。"①曹操的表白，生动地说明了他对冶铁和铁业主管的重视：无疑，刘备也是出于同种考虑。张裔对于刘备和平人城做出了贡献，能力很强，人们将他同魏国名相钟繇相提并论，称“干理敏捷，是中夏钟元常（繇）之伦也”②。
历史上留下了不少有关刘备入蜀以后冶铸方面的记录，证明了他对于冶铸业的重视，以及蜀汉冶铸业所达到的水平。
陶弘景《刀剑录》载，蜀章武元年辛丑，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一先主自佩，一与太子，一与梁王理，一与鲁王永，一与诸葛孔明，二与关羽、张飞，一与赵云。各剑之上，都铸上了诸葛亮的题词，内容为“书作风角处所”。“风角”为古时占候之术，《后汉书•郎题传》有李贤注说：“风角谓候四方四隅之风，以占吉凶也”。可见，刘备铸长剑和曹操作百辟刀目的都是一样的，尽管质地上乘，可做武器使用，如曹植得到百辟刀后特作《宝刀赋》，其中有谓“故其利：陆断犀革，水断龙角，轻击浮截，刀不纤削”。但主要不是用来器用，而是用来趋吉避凶。曹操在《百辟刀令》记载了百辟刀事：“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与五官将（按：当时曹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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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王修传》注引《魏略》。
②《三国志•蜀书•张裔传》。
为五官中郎将）。其余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将以次与之。”（《艺文类聚》卷60）曹操在《内诫令》中义说道：“百炼利器，以辟不祥，摄服奸宄者也。”（《御览》卷345）“百炼利器”指的就是曹操制做“百辟刀”五把。他把五把经过千锤百炼的宝刀分给儿子们，用以除凶避邪，震慑奸人：刘备把铸好的宝剑，分赐儿子和心腹，自然亦取"百炼利器，以辟不祥"之意。
《古鼎录》说，刘备章武二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丙穴，地名，在今陕西略阳县东南）；又铸一鼎，沉于永安（今重庆奉节东）水中；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曰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口山，名曰剑山鼎。
《书苑》说，蜀先主常（尝）作三鼎，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鼎录》说，“龙见武阳（今四川彭山东）之水九日，因铸一鼎，像龙形，沉水中。”
《鼎录》又说，“章武三年，又作二鼎，一与（儿子）鲁王，文曰：‘富贵昌，宜侯王'；一与（儿子）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①
刘备实行的盐铁管制政策收到了多大的经济成效，史无明记。仅就王连为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人甚多，有裨国用”一语，即不难看出，盐铁收人当是刘备入蜀建国初期的重要经济来源，而且确实收到了成效。
后来，诸葛亮继承、发扬了同刘备一起推行的盐铁政策，因而留下了更多的盐铁记录和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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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转自《诸葛亮集•故事•制作篇》。
四、东拒孙权，割让荆州三郡
汉末建安期间，诸侯割据、他们之间的战争态势，总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赤壁战争以后，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三月，曹操在谯重新集结军队；孙权试图向北推进，拿下曹操的重要据点合肥，久围而不下。七月，曹操率领水军自涡河入淮河，出肥水，军驻合肥，开芍陂屯田、十二月、曹操遣荡寇将军张辽和折冲将军乐进、破虏将军李典率领七千人屯驻合肥。
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的主要精力放在整顿内部、巩固权力上，未谋向外用兵。
十六年（公元211年）以后的几年里，曹操把用兵重点放在西北。三月，曹操遣司隶校尉钟繇讨张鲁，同时使征西护军夏侯渊等将兵出河东，与钟繇会师共进。七月，曹操亲自率军征讨马超、韩遂和关中诸将。十月，战斗结束，歼敌关中诸将十部，马超、韩遂西走，取得辉煌胜利。
十七年（公元212年）正月，曹操自长安回邺。他在积极为封公建国忙活了一阵子之后，十月间再次出兵，东征孙权。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以号称步骑四十万之大军进军儒须口，攻破了孙权江西大营，俘获其都督公孙阳。孙权亲率众七万御操，并以甘宁领三千人为前部督，径至曹操营下，“拔鹿角，逾垒入营，斩得数十级"。双方相持月余，曹操始终没有把军事上的主动权控制到自己手里。不久，便再次遭到袭击，损失相当严重。曹操吃了败仗，“坚守不出”，见孙权“舟船器仗军伍整肃，不禁
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①。怅然而返。
可见，此一时期，曹操主要致力于内部，在军事上向南取守势，受到孙权的遏制，向西北取攻势，形成了对益州北部的威胁。
无疑，这种形势，在客观上为孙权巩固合肥一线的防御，并乘势向西扩展进而控制判州全境提供了条件、同时，曹操向汉中进军，使得刘璋很紧张。刘璋“内怀恐惧”，遂受张松、法正蛊惑，让刘备入川。刘备入川，转战巴蜀，又为曹操敢于调动襄樊一线驻军北上而用于关中战场准备了条件；同时也为孙权从刘备手中夺回荆州提供了更多希望。
曹操在得知刘备已经取蜀的消息后，加速了攻取汉中的步伐。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亲征张鲁；四月，自陈仓（今陕西宝鸡县）出散关（陈仓西南）入河池（今陕西凤县西北之凤州）；七月，军至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九月间，巴七姓夷王朴胡、赉邑侯杜率领巴夷、赉民归附；于是，分巴郡为三，以朴胡为巴东太守，杜漫为巴西太守，袁约（一作任约）为巴郡太守。十一月，张鲁在巴中尽携全家及其余众出降，曹操封鲁及五子皆为列侯。十二月，曹操出自巩固权力和谋划大的政治行动的需要，自南郑还，同时任命夏侯渊为都护将军，督张郃、徐晃等守汉中；命丞相长史杜袭为驸马都尉，留督汉中事。
孙权在刘备取得蜀地以后不久，则即利用曹操用兵西北对益州形成压力之机，向刘备提出了“欲得荆州”的要求。
至于刘备，起初对于益州北部锁钥——汉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并且高估了张鲁的力量，以为有张鲁在，总可以对曹操抵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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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吴历》。
阵子。至此，刘璋既败，张鲁已降，汉中落入曹操之手，刘备只有直面曹军临境的压力了，
北有曹操逼境，东有孙权夺荆之忧。面对此种新的战局，刘备权衡利弊，在战略战术上、不得不做一些调整。
返兵拒吴，保三郡
前述孙权曾经想同刘备一起西取已蜀，刘备以“放发归于山林”为词加以拒绝。及至刘备西图刘璋，据有巴蜀，孙权甚感受到愚弄，愤谓：“猾虏乃敢挟诈！”①
同时，留守荆州的关羽与孙权屯驻陆口的横江将军鲁肃相邻，“数生狐疑，疆域纷错”，常常发生摩擦。据说，“（鲁）肃常以欢好抚之"②。但对孙权、吕蒙等一些谋夺荆州的人来说，心理自难平衡。因此，夺取荆州的既定决策，便随着形势的变化，提到了实施的日程上。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五月，孙权第一次命令中司马诸葛瑾奉使去成都，“通好刘备”，试图先用外交手段谋得荆州三郡。
诸葛瑾（174—241），字子瑜，琅邪阳都人，是诸葛亮的兄长，也是吴蜀交际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其人生平略谓：汉末，避乱江东，与鲁肃等并受孙权“宾待”，为权长史，转中司马。后因从讨关羽有功，封宣城侯，领南郡太守。刘备伐吴期间，瑾数为吴使，往来吴蜀之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又因抗蜀和解除魏将曹真、夏侯尚围困江陵的战争之功，升迁为左将军，督公安，假节，封宛陵侯。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