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得到了应有的重用，
善遇归降
刘备善遇归降和刘璋的部属，归降者大都甘为其用。但对蜀籍宫员、名上存有戒心，缺乏坦诚。其中得到任用的比较重要的人物有：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原为刘璋益州太守，以“清约”著称，并且善于处理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与蛮夷从事，务推诚心，南土爱而信之”。刘备授予他最为显赫的官职，“征（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献替可否，共为欢交”。董和积极配合诸葛亮处理政务，以至死后常常受到诸葛亮的怀念。诸葛亮曾对属下说：“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意为不能相互切磋），旷缺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蹻（破鞋）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庶）处兹不感，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又说：“昔初交州平（崔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可见，董和是一个头脑清楚，善于思考，曾向诸葛亮提供过许多好的建议的人：尤为可贵的是，董和始终保持清廉，居官食禄，“外牧殊域，内干机衡”，死之日“家无担石之财”①。
黄权，字公衡，巴西阆中（今四川阆中）人，曾是刘璋的重要幕僚——主簿，因为谏阻刘璋迎刘备入蜀而被降职为广汉长，而且是最后投降刘备的：“及先主袭取益州，将帅分下郡县，郡县望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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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董和传》。
附，权闭城坚守，须刘璋稽服，乃诣降先主”。刘备服其忠义，但恐其对已贰心，仪拜为偏将军。① 晋人徐众《三国评》对此作如下评论："（黄）权既忠谏于主，又闭城拒守，得事君之礼：武王下车，封比甘之墓，表商容之闾，所以大显忠贤之士，而明示所贵之旨。先主假（黄）权将军，善矣，然犹薄少，未足彰忠义之高节，而大劝为善者之心。”②
李严，字正方，南阳人，“少为郡职吏，以才干称”。曹操用兵荆州时，李严西入蜀，刘璋用为成都令，继拜护军，抵抗刘备于绵竹。投降后，刘备拜严为裨将军，“成都既定，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③。
许靖，字文休，汝南平舆（河南今县）人，是那位著名的预言曹操为“清平之奸雄，乱世之英雄”的许劲的从兄。汉献帝初年，官居御史中丞，后来避难交州；曹操迎帝都许后，曾欲北上依曹，因为“道路阻绝”而未得。后来刘璋派人招许靖入蜀，先后授以巴郡太守、广汉太守、蜀郡太守。刘备克蜀以后，以靖为左将军长史。长史，《通典》有谓：“众史之长，职尤不监”，可见是个重要职务。据说，开始时刘备不想重用许靖。因为许靖在刘璋危亡之际准备逾城投降，刘备薄其为人。法正从招徕人才的大局出发，对刘备说：“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诸葛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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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黄权传》。
②《三国志•蜀书•黄权传》注。
③《三国尽•蜀书•李严传》。
对刘备说：“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动宇内。”刘备于是乃厚待许靖。史列“宾友”之首①。
刘巴，字子初，零陵烝阳（今湖南衡阳西）人。本来与刘备嫌隙很深，史载，刘备在江南时，“荆楚群士从之如云”，而刘巴却“北诣曹公”，曹操辟为丞相府掾，受命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巴南赴三郡，“会先主（刘备）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远适交阻，先主深以为恨”。不久，刘巴又从交趾到蜀投靠刘璋，刘璋每遇大事，“辄以咨访”。他同黄权一样，也谏阻刘璋，试图拒刘备于国门之外，指出：“若使备讨张鲁，是放虎于山林也。”刘璋不听，刘巴因此“闭门称疾”。据传，刘备攻成都，下令军中说：“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可见其对于刘巴的重视。刘备定益州，“及得巴，甚喜”，刘巴主动“辞谢罪负”，刘备“不责”，又加诸葛亮数荐其能，遂授为左将军西曹掾。西曹掾，"领百官奏事"（《汉旧仪》），"主府吏署用"（《汉书•丙吉传》），官秩四百石，以刘巴的资历和能力论，算不上重用。从《零陵先贤传》的记载看出，这时刘备、刘已之间的疙瘩还没有解开。一次，张飞拜访刘巴，就宿其家，“巴不与语”，惹得张飞很不高兴。诸葛亮劝刘巴不要摆架子，说：“张飞虽实武人，（但）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刘巴傲慢地说："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刘备闻此，愤怒地说：“孤欲定天下，而子初专乱之。其欲还北，假道于此，岂欲成孤事邪？”诸葛亮再次对刘备说：“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若提枹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当与人议之耳。”刘备亦知其“才智绝人”。因而，不能不给予相应任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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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许靖传》，《诸葛亮集》卷二。
以后来得由尚书而代法正为尚书令。然而，刘巴的惶惧之心，始终未曾平静，史谓，刘巴“躬履清俭，不治产业，又自以归附非素，惧见猜嫌、恭默守静，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影响了其才能的充分发挥
彭羕，字永年、广汉（四川今市）人，“姿性骄傲，多所轻忽”，原仕刘璋不过书佐，后“又为众人所谤毁”，被刘璋“髡钳为奴隶”。刘备入蜀，彭羕往见庞统，共语经日，庞统“大善之”，遂与法正一起向刘备推荐。刘备“亦以为奇，数令羕宣传军事，指授诸将，奉使称意，识遇有加”。成都既定，刘备遽拔兼为治中从事。治中从事是州牧的重要佐官，因而被时人称为“羕起徒步，一朝处州人之上”②。自然，这与庞统、法正的称誉和推荐有很大关系。
费观，字宾伯，江夏鄂（今河南罗山西）人，史载，“刘璋母，观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观”。是刘璋的双料亲戚，既是表侄，又为女婿，关系不可谓不密，曾为李严参军（官名），“拒先主（刘备）于绵竹，与严俱降”。投降后，刘备以为裨将军，后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③。
吴壹（一作懿），字子远，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随刘焉入蜀，刘璋时为中郎将，曾受命带兵拒刘备于涪。投降后，刘备用为护军讨逆将军，并且娶其妹（刘璋兄刘瑁的遗孀）为妻。费观、吴壹都是刘璋的亲戚、刘备坦然用之，因而受到陈寿的好评。
王谋，字元泰，汉嘉（今四川雅安北）人，刘璋时为巴郡太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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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刘巴传》并注《零陵先贤传》。
②《三国志•蜀书•彭羕传》。
③ 《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又，《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载，费祎“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刘璋之母也”。
中从事。刘备用为别驾。
何宗，字彦英，蜀郡郫（四川今县）人，“通经纬、天官、推步、图谶”，刘璋时为犍为太守，刘备用为从事祭酒。
张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刘璋帐下司马，先是拒张飞于德阳，军败，退还成都，既而作为刘璋的使者向刘备联系投降事。刘璋投降后，刘备以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继而又做益州那太守（治今云南曲靖境），
费诗，字公举，犍为南安人，刘璋时为绵竹县令，刘备兵临城下，举城投降，刘备授予督军从事，出为牂牁太守，还为前部司马。
秦宓，字子勑，广汉绵竹人，蜀地名士，“少有才学，州郡辟命，辄积疾不往”，刘备征为从事祭酒①。
李恢，字德昂，建宁俞元（今云南曲靖境）人，刘璋时为郡督邮，受人牵连，已被免官，“恢知璋之必败，先主必成，乃托名郡使，北诣先主，遇于绵竹”。刘备嘉其来从，特命北迎马超来归，事成，被授功曹书佐主簿②。
杨洪，字季休，犍为武阳（治今四川彭山东）人，刘璋时“历部诸郡”，刘备定蜀，用为蜀部从事。不久，蜀郡太守法正随刘备北争汉中，诸葛亮表荐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又不久，转为益州治中从事③。
又，刘璋属下，巴西太守庞羲被命为营司马；长史射坚，先后被任命为广汉、蜀郡太守；坚弟射援被任命为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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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秦宓传》。
②《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③《三国志•蜀书•杨洪传》，
郎将，等等，
可见，刘备既定益州，主要使用了两方面的人，一是自己的原有荆州的班底及其心腹。这些人或掌枢要，或统重军而兼治地方重郡。部分文官属吏，如麋竺、简雍等也授以将军之职，过问军事。二是原益州牧刘璋的重要部属引刘备入蜀者固然得到重用，其他不管是主动出降，或宣布归附的，还是兵临城下被迫投降，甚至是拥兵抵抗、败而后降的，也大都被量才录用或得到适当安排。
根据历史资料分析，刘备得益州，原有属郡，经过调整和分置，共设郡二十余个，除了很少儿个，如益州、蜀郡、汶山、巴东、巴西等重郡外，大都是拔用或继续以刘璋的旧官为郡守的。
同时，刘备对于新投名士和刘璋的中下级官吏，如书佐、令长等，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刘备重用旧部、善待归从和遽拔能者，说明他颇知用人之要。但是，同时必须提及，刘备在用人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远远不及曹操和孙权，心存疑虑，常有挟嫌抑用之事，尤其对于蜀益人士的重视很不够，征辟甚少，以至后继乏才，贻误军国后事。对此，后面还将专论。
三、安定社会秩序
用刘巴之策，“平诸物贾（价）”
由于决策不当，原来刘璋“殷富”的府库被入城的军队洗劫一空，顿使刘备陷入经济困境。富入的金银虽然被取走了不少，但“还其谷帛”，因而能够囤积居奇；穷人则生无所依，食不果膻，惶难以终日。
对于此种情形，再加"军用不足"，刘备甚感忧虑：为了解决燃眉之急，西曹掾刘巴给刘备出了个主意，说："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这种由官府专断的大面值货币政策，实是对老百姓的一种掠夺政策、为了尽快将这一政策付诸实施，刘备身体力行，“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①。史载，“数月之间，府库充实。”②
这里，反映了刘备尚能重视经济问题，反映了刘巴、刘备四个方面的重要思想：
第一，他们甚知钱币之用和钱币政策对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指导意义；
第二，他们认识到平抑物价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
第三，他们已经觉察到官营经济在一定情况下平抑物价的特别作用；
第四，他们稳定经济、增殖财富的出发点和手段，明显脱离了“重本抑末”的桎梏，不在发展生产，而重在通过活跃、稳定经济流通领域的秩序，从而达到剥夺百姓的目的。
关于铸钱的情况，根据清人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引洪遵《泉志》看，确有相当规模。就其形制言，约为三种，一是四铢重量的直百钱，二是八铢重量的直百五铢钱，三是变种五铢钱。从洪遵所说的话推测。三种钱不仅形制重量不同，而且当有时间的先后："蜀直百钱，建安十九年刘备铸：旧谱云：径七分，重四铢。又直百五铢钱，径一寸一分，重八铢，文曰：五铢直百。又有传形五铢钱。顾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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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史•崔祖思传》。
②《三国志•蜀书•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曰：‘传形五铢，今所谓蜀钱，时有勒为直百者，亦有勒为五铢者。大小称量如一，三吴诸县行之。’”三吴非蜀地，可见通行之广，竟然遍及江南。
听诸葛亮之议，“刑法峻急”
《三国志•伊籍传》载，昭文将军伊籍、“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科，即律令。这说明，刘备定蜀之初，即让诸葛亮、法正等人针对社会现实，研究刑法方面的问题，并且已经制定出成文的法律条文。可惜久已失载，后世不传，难详其具体内容。
近人卢弼《三国志集解》认为，“《诸葛亮集》有《科令篇》（按：现行本无此篇名，内容分见他篇），当为当时涉于科令之文。”可备一说，但非常明显的是，《诸葛亮集》所载，特别是现存《便宜十六策》和《将苑》中有关内容，大都是伪托之文，很难断定哪些是刘备、诸葛亮曾经说过或实施过的。窃以为，既属伪托之文，其言自然不可据引，但总的精神似亦非伪，不会过于离谱；另，诸葛治军，严律峻法，亦可为之佐证。
现存的一些记载表明，蜀科之制，虽由五人，但起主导作用的是诸葛亮。当时，五人的思想很不统一，其中法正同诸葛亮的分歧尤大。最终，诸葛亮的峻法思想占了上风，成为主导思想。
裴松之在注《三国志•诸葛亮传》时驳晋人郭冲所说五事时提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晋人袁宏《后汉纪》也说：“（建安）十九年夏五月，刘备克成都，诸葛亮为股肱，乃峻刑法，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法正因而对刘备进谏：“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诸葛亮不同意法正的意见，反驳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刘）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这里反映了对于当时社会形势的两种不同认识。法正的“缓刑弛禁"思想，确实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认识片面，自然不足以治乱世。诸葛亮善于度势制法，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威之以法，限之以爵”的思路。这是一种“法无定制，因时而异”和“法爵相辅，恩荣并济”的思想，是一种以峻法为主的恩威并施的两面性政策，自然更适合当时的社会现实。
刘备同诸葛亮的思想一致，所以他同意了诸葛亮对于社会的分析及其以峻法为主的两面性政策，并且付诸实施。
有一个生动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三国志•简雍传》载，“时大旱禁酒，酿者有刑”。吏人在老百姓家里搜索到酿酒的工具，不管其在禁令颁布后有没有继续酿酒，“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昭德将军管雍陪同刘备外出“游观”，见一对男女同行，为了说服刘备轻刑，便对刘备说：“那对男女想通奸，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刘备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简雍说：“因为他们都有生殖器，这与家里有酿酒工具想酿酒是一样的。”刘备听了简雍的话，不禁大笑，知其用意，因而赦免了家有酿酒工具而没有酿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