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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赤乌十年(魏正始八年,公元247年),孙权派遣将军诸葛壹伪叛,试图引诱魏扬州刺史、镇东将军诸葛诞来降。诸葛诞“以步骑一万迎壹于高山(在今安徽滁州境)”。孙权“出涂中(今江苏六合境),遂至高山,潜军以待之”。诸葛诞在进入伏击圈之前发觉了吴军意向,随即收兵而退。权亦无果而还。②
同年末,孙权大集兵众于建业,扬言准备北犯扬州。魏扬州刺史诸葛诞让安丰太守王基规划应敌之策,王基认为,孙权两次至合肥,一次至江夏,继而全琮出庐江,朱然寇襄阳,皆无功而还,当时陆逊等已死,而权年老,内无贤嗣,中无谋主,他“自出则惧内衅卒起,痈疽发溃;遣将则旧将已尽,新将未信。此不过欲补定支党,还自保护耳”。③ 王基看得很准,孙权果然没有出兵。然而,另一面确实是真的,两年间,孙权始终在为同魏再战而积极准备着。
(7)赤乌十一年前后(约在公元247—249年间),派偏将军朱异掩袭魏庐江太守文钦于六安,是一小胜。《三国志•朱桓传》附《朱异传》说:“魏庐江太守文钦营住六安,多设屯寨,置诸道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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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朱然传》、《吴主传》。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③《三国志•魏书•王基传》。
招诱亡叛,为边寇害。异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钦七屯,斩首数百”。朱异因此被提升为扬武将军。
二、被动受敌
赤乌后期数年,东吴天灾人祸不断。废立太子的事,大伤元气;谋臣名将诸葛瑾、陆逊、步骘、全琮、朱然相继亡故;地震、洪水、雨雹、大风、山崩、江海涌溢、天文异象频频而至。再加数十年中,内外用兵不断,人力物力消耗极大。至此,年届古稀的孙权不仅缺乏主动出兵的能力,而且也没有了规划、指挥再次战争的精力。
与此同时,魏国政局发生了剧变,司马懿最终扳倒大将军曹爽,尽诛曹爽及其弟兄、亲信,自己做了丞相,独掌军政大权,重新调整军事人选,开始谋划新的军事行动以立威。
由此,历史开始了孙吴被动受敌的局面,除了几次小胜,大多战役是失利的。战略上,明显地表现出逐步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
(1)赤乌十三年(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冬十月,已经成为魏扬州刺史、前将军的文钦诈降,伪称要叛魏降吴,密书给朱异,引诱朱异出来接应。朱异把文钦求降书送达孙权,并且指出实为伪降,“不可便迎”。孙权有点犹豫,下诏说:“方今北土未一,钦云欲归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谲者,但当设计网以罗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于是,孙权加派偏将军吕据“督二万人,与异并力,至北界”。文钦见“异等持重”,不敢冒进,诈降之谋未能得逞。孙权的防范性军事调动,虽然没有收到实效,但不能不承认他是正确的。①
(2)同年,孙权开始重视防御工事的建筑。最明显的事例是,“遣军十万,作堂邑(在今江苏六合境)涂塘以淹北道”。②涂塘,即堤堰。修筑堤堰的目的,如唐人杜佑《通典》所说,“淹北道以绝魏之窥建业”。说得通俗点,就是魏如来犯,放水淹之。
(3)同年十二月,孙权遣将军朱绩、戴烈、陆凯等,往拒魏征南将军、都督荆豫诸军事王昶和荆州刺史王基。史载,是年王昶对魏帝说:“孙权流放良臣,嫡庶分争,可乘衅而制吴、蜀;白帝、夷陵之间,黔、巫、秭归、房陵皆在江北,民夷与新城郡接,可袭取也。”魏相司马懿接受王昶的意见,于是“遣新城太守(治今湖北房县)州泰袭巫、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诣夷陵,昶诣江陵”。王昶至江陵,“两岸引竹缅(音 geng,竹缅,用竹子做的大绳)为桥,渡水击之”。吴军急趋,夺得南岸阵地,“凿七道来攻”。王昶“使积弩同时俱发”。吴将“施绩(按:朱绩,朱然子,本姓施)夜遁入江陵城”,吴兵数百人被追兵所杀。历史记载,王昶想把吴军引到平地“合战”,于是制造假象,“先遣五军案大道发还(后撤)”,使吴兵“望见以喜之”,并将所获铠马甲首,在城外周围展示,以激怒吴军,诱其出城。实则“设伏兵以待之”。朱绩果然上当,出兵追袭魏军,大败。朱绩遁走,其将锺离茂、许曼被杀。王昶“收其甲首旗鼓珍宝器仗,振旅而还”。对于此一战役的失败,《三国志•吴书》的记载多有隐讳和曲护。《吴主传》说,诸军“皆引还”;《朱绩传》则把责任推到后被灭门的诸葛恪、诸葛融的头上,说战前朱绩与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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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朱桓传》附《朱异传》、《吕范传》附《吕据传》。
②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将军诸葛融约定:“昶远来疲困,马无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继,吾欲破之于前,足下乘之于后,岂一人之功哉,宜同断金之义。”诸葛融答应了,朱绩“便引兵及昶于纪南(在江陵西北),纪南去城三十里,绩先战胜而融不进,绩后失利”。①
(4)太元元年(魏嘉平三年,公元251年)正月,随王昶南征的魏荆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州泰等别袭吴抚军将军步协于夷陵,步协“闭门自守”。王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在今湖北宜昌境)邸阁(按:囤积粮食的处所),收米三十余万斛,虏安北将军谭正,纳降数千口。于是移其降民,置夷陵县。”②孙权再次遭到大的失利。
三十年前,孙权在夷陵大败刘备(公元223年),刘备郁愤死去;三十年后,孙权守将在同一地区败于被司马懿控制下的曹魏政权,失败以后的第二年,神凤元年(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四月,孙权便死去了。
孙权死后,新皇帝年少,宗室孙峻、孙綝相继专权,起用少壮派,又曾抵抗或主动发动过对魏战争,并且取得些许胜利。诸葛恪执政,一度打败魏将王昶、册丘俭、诸葛诞的来犯,但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继而以二十万之众(按:实数不会有这样多)进犯淮南。结果连一个仅有三千人把守的合肥新城也没有打下来。当其不得不撤兵的时候,“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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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朱然传》附《朱绩传》,《三国志•魏书•齐王纪》、《王昶传》。
②《三国志•魏书•王基传》。
亡忿痛,大小呼嗟”,其状惨不忍睹。总的来说,基本上是胜少败多,没有取得什么新的进展。及至蜀亡,晋兴,孙吴内讧不断,末日便到了。此是后话。
第十四章 巩固权力
孙权年未弱冠而统事东吴,封王称帝,直至弥留,自专军政,未尝稍懈。他善于用人,既乐从谏,又固己见,重用宗室,优赏武将,峻刑苛法,果于杀戮,不容任何人对于自己的权力挑战。因此,他的地位是巩固的。但他始终保持警惕,从未松懈或放弃过巩固权力的斗争。尤在后期,吴魏战争渐少,吴蜀联盟关系平稳,他更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内部和巩固权力上。
一、自专军政,不给丞相实权
孙权于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被曹丕封为吴王,次年自改年号为黄武,并且按照汉初制度自置丞相。
丞相之制,始自于秦。汉承秦制,并在王侯封国置相。丞相的职责是“掌承天子,助理万机”。① 汉初,丞相权力很大,《史记•陈丞相世家》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及至汉武,权力自专,丞相既是最高官职,又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差使。据载,汉武帝时十三相,或罢或杀或自杀,善终病死者仅四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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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百官公卿表》。
帝时,为了削弱丞相的权力,“改御史大夫为司空,与大司马、丞相是为三公,皆宰相也。”(《通典•职官一》)丞相的职权被一分为三。东汉初年延用西汉官制,但“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三公之职,备名而已”(《后汉书•仲长统传》)。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罢三公,复置丞相、御史大夫,而且自为丞相,把仅有一点名义权力的三公罢置,而成为独揽大权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蜀汉,刘备称帝,用诸葛亮为丞相,但国之大事的决定权,仍由刘备说了算;不久,刘备死了,情况大变,诸葛丞相“开府治事”,“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孙权设相,不同于曹操,也不同于诸葛亮。用现代语言做个不尽恰当的比喻:曹操、诸葛亮搞的是“内阁制”,君主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甚至是丞相股掌之中的傀儡;孙权搞的是独裁“君主制”,大事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丞相职掌仅在“助理”而已。
不用鲠臣为相
孙权的第一位丞相叫孙邵。孙邵名不见《三国志》列传,姓孙,但非宗室。《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张勃《吴录》说,孙邵,字长绪,北海(治今山东寿光东南)人,曾为汉末北海相孔融的功曹,孔融很欣赏他,称其为“廊庙才也”。后来,跟随扬州刺史刘繇到江东。刘繇死后,附孙策,孙权统事以后,他“数陈便宜”,提过一些好的建议,例如劝孙权向曹操控制的朝廷“应纳贡聘”,对孙权的战略决策产生过重要影响。被授庐江太守,继为车骑长史,成为孙权的近臣。黄武初年,孙权遽拔他为丞相,威远将军,封阳羡侯。为相数年,史籍除记其因受张温、暨艳案(按:后详)牵连而主动“辞位请罪”和曾参与“撰定朝仪”及孙权曾打算派他陪儿子为质于魏外,寸功未及,足见他没有做出过有什么重大影响的事情来。
孙权为什么要启用车骑将军府(按:孙权时为车骑将军)的这位“秘书长”而不用“众议所归”的张昭呢?除了第十二章讲到的政治原因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了免用鲠臣,防止掣肘。据载,“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曾以直言逆旨”,常常使得孙权很不舒服。例如,孙权喜欢狩猎,“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尝突前攀持马鞍”。张昭“变色而前”说:“将军何有当尔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于原野,校勇于猛兽者乎?”孙权考虑到张昭的辅政地位,不得不当即检讨:“年少虑事不远,以此惭君。”孙权喜欢饮酒,在武昌钓台与群臣共饮,令群臣说:“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张昭怒气冲冲,“正色不言,出外车中坐”。孙权派人把张昭叫进来,对他说:“为共作乐耳,公何为怒乎?”张昭当即将其比做商纣,说:“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当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也。”孙权无言以对,“有惭色,遂罢酒”。因此,孙权考虑到自专权力的需要,便把张昭排斥在丞相的人选之外。然而,群臣共议,认为丞相之职应该“归昭”。孙权诡称,丞相责任繁重,不忍心给老臣压这样重的担子。不久孙邵死了,“百寮”再次推举张昭,孙权不得不对大家说实话:“孤岂为子布(张昭字)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①于是启用了太常顾雍为丞相。
为什么选顾雍为丞相呢?学界有一种观点似乎认为,这是孙权由依靠北方世族支持向依靠南方世族的重大转变。诚然,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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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张昭传》。
统治时期;江南本土世族势力得到了发展,如《吴录•士林》所说:“吴郡有顾、陆、朱、张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①而且自顾雍以后为相者除步骘为江北淮阴人外,都是江南吴郡人。实则不能这样分析问题。固然,随从孙权打天下的江北名将周瑜、鲁肃、吕蒙等人的后代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得到很好的重用,但诸葛瑾、诸葛恪父子、张昭儿子,以及吕范等江北来的许多人还是得到相当重视的。因此,我认为主要是顾雍有几个很突出的特点,一是“不饮酒,寡言语”。不饮酒,孙权不太喜欢。因为宴饮欢乐的时候,大家都怕有“酒失”被顾雍看见而“不敢肆情”。场面不热闹,所以孙权常说"顾公在坐,使人不乐"。"寡言语",则正是孙权所需要的。话说得少,就容易说到点子上,容易符合孙权的心意,因此孙权高兴地说:“顾君不言,言必有中。”二是不争己功,善于维护皇帝的威信。史载,顾雍“时访逮民间,及政职所宜,辄密以闻。若见纳用,则归之于上,不用,终不宣泄。权以此重之。”三是不做出头的椽子,很会顾及孙权的面子,"于公朝有所陈及,辞色虽顺而所执者正”。有一次,孙权“咨问得失”,顾雍不言,张昭“因陈听采闻,颇以法令太稠,刑罚微重,宜有所蠲损”。权问顾雍:“君以为何如?”雍即回答:“臣之所闻,亦如昭所陈。”于是孙权“乃议狱轻刑”。《江表传》载,顾雍遇事从不轻易表示自己的意见,“军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见,口未尝言之”。孙权有事,常令中书郎到顾雍家里“咨访”。所谈事情,顾雍如果觉得合意,“事可施行”,便即“与相反覆,究而论之”,并且设酒食招待来者。如不合意,便“正色改容,默然不言”,自然也不设酒招待,来者一无所获,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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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说新语•赏誉篇》刘孝标注。
回去报告。孙权根据顾雍的态度,即可做出判断,说:“顾公欢悦,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当重思之。”可见,顾雍是一个非常善于保护自己的顺臣,不争权,不凌主,甚得孙权放心、欢心,所以平平安安地做了十九年的丞相。①
赤乌六年十一月,顾雍卒。次年正月,孙权用上大将军陆逊为丞相。陆逊战功显赫,又是文武全才,时在武昌,受命"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历史记载,陆逊“虽身在外,乃心于国”,经常上疏陈述时事利弊,孙权谋划重大的军事决策时,也常征求陆逊的意见。陆逊的许多意见被孙权采纳了,比如谏阻孙权亲征公孙渊等;有些意见,因为不合孙权之意,如不同意派兵取夷州和朱崖,以及劝孙权"施德缓刑,宽赋息调"等,不被采用,陆逊也从不坚持。无疑,这样既有能力,又很谦逊的人,是专权君主非常喜欢的人才。启用陆逊为丞相时,孙权特别下达了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