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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见《三国志•吴书•吕岱传》、《吴主传》。
陆逊讨彭旦、吴遽
嘉禾六年(公元237年),鄱阳地方爆发了分别以彭旦和吴遽为首的叛乱。是年二月,“陆逊讨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其中吴遽叛乱完全是因为强征兵役所致。《三国志•陆逊传》说:“中郎将周祗乞于鄱阳召募,事下问逊。逊以为此郡民易动难安,不可与召。恐致贼寇。”然而,周祗不听,强行征召,“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祗,攻没诸县”,邻近豫章、庐陵两郡“恶民”,起而响应,“应遽为寇”。陆逊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吴遽等力所不敌,相继投降,“逊料得精兵八千余人,三郡平”。
周鲂诱杀董嗣
嘉禾六年,山民董嗣率众暴动,“负阻劫钞,豫章、临川(按:临川郡是孙亮在太平二年时所设,此时仍属豫章)并受其害”。昭义中郎将吾粲、左将军唐咨曾经合力“以三千兵攻守,连月不能拔”。武力攻伐不能奏效,鄱阳太守加裨将军周鲂上表,请求罢兵,让自己相机而动,“得以便宜从事”。据载,“鲂遣间谍,授以方策,诱狙杀嗣”。董嗣被杀后,他的弟弟害怕了,跑到武昌向陆逊投降,“乞出平地,自改为善”。从此,数郡平静,“无复忧惕”。①
锺离牧平五郡
赤乌年间,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锺离牧先后为南海太守、丞相长史、中书令。他在南海(今广东广州)任上,“越界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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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周鲂传》。
讨”,先后平息高凉(今广东阳江西)、揭阳(广东今市)两股“叛乱”。《会稽典录》记载:“高凉贼率(帅)仍弩等破略百姓,残害吏民,牧越界扑讨,旬日降服。”又,“揭阳县贼率(帅)曾夏等众数千人,历十余年”,朝廷“以侯爵、杂缯千匹,下书购募,绝不可得”,锺离牧“遣使慰譬”,曾夏等人“皆首服,自改为良民”。在任职中枢期间,建安(今福建福州境)、鄱阳(今江西波阳)、新都(今浙江淳安)三郡“山民作乱”,牧为监军使者,一举平定,“贼帅黄乱、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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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锺离牧传》。
第十三章 吴魏边境的攻防战争
孙权称帝,迄止辞世,历时二十二年。二十多年中,吴魏之间没有发生过如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黄武元年(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顽抗曹丕三路兵和黄武七年(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大战曹休那样的大规模的战争,但中小规模的军事接触和边境的攻防战役始终不断。有史可稽的战役,约近二十次。其中有些战例也是非常精彩的。
一、主动进攻
孙权称帝后吴魏的军事冲突和边境战争,大都是吴方发动的。他所以在此期间屡屡发动对魏战争,原因有四:一是蜀汉丞相诸葛亮屡出汉中,对曹魏西北边防构成了威胁,吴蜀协同,易获成功;二是边境紧张,使军旅时常处在备战、待战状态中,利于边境巩固和向敌示兵;三是武将在边,关注边防战争,利于内部统治的稳定;四是他已拥有了一支可资发动局部军事行动的军事力量。正如《三国志•齐王纪》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说:“孙权自十数年以来,大政江北,缮治甲兵,精其守御,数出盗窃,敢远其水,陆次平土”。
然而,孙权发动的战役大都收效不大,甚至是严重失利的。
黄龙、嘉禾年间的战役
(1)黄龙三年(魏太和五年,公元231年)二月,孙权派中郎将孙布诈降,试图诱致魏建武将军、扬州刺史王凌。王凌其人,甚知用兵之要,但他上了孙权的当,准备派出军队迎接孙布来降。是年十月,孙权将大量兵力潜伏在阜陵(今安徽全椒东南),试图在王凌军队经过的时候一鼓歼之。结果,王凌在即将进入伏击圈之前发觉了孙权的意图,迅即将军队撤回。孙权无获而罢。这是孙权作为吴国皇帝第一次向魏示兵,也是向魏传达的一个新的即将开始军事周旋的信号。
(2)嘉禾元年(魏太和六年,公元232年)三月,孙权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等由海路到辽东。是年九月,回来路上遭到魏将田豫伏击,周贺被杀于成山,所部全军覆没。(已详前章)
(3)同年,孙权以陆逊“引兵向庐江”。此举在魏引起震动,朝臣大都以为应该急救,征东将军满宠则认为,“庐江虽小,将劲兵精,守则经时。又贼舍船二百里来,后尾空县(悬),尚欲诱致,今宜听其遂进,但恐走不可及耳。”满宠遂“整军趋杨宜口(今安徽霍丘境)”,陆逊闻魏“大兵东下,即夜遁”。①
(4)嘉禾二年(魏青龙元年,公元233年)正月,孙权向合肥新城示兵(按:魏于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建合肥新城),“权自出,欲围新城,以其远水,积二十日不敢下船”。魏将满宠“潜遣步骑六千,伏肥城隐处以待之”。孙权上岸耀兵,满宠“伏军卒起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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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满宠传》。
斩首数百,或有赴水死者”。①吴兵失利,“不克而还”。
(5)嘉禾三年(魏青龙二年,公元234年)五月,孙权再次亲自挂帅,率众十万“围合肥新城”。同时派上大将军陆逊、大将军诸葛瑾等分别屯兵江夏、沔口,示兵北取襄阳,遥为声援;派镇北将军孙韶、奋威将军张承等分别向广陵、淮阳,以为掩角之势。当时,诸葛亮兵出武功,孙权认为,魏西北军事紧张,魏明帝曹叡不能远出,是攻取合肥新城的好机会。然而,曹叡把西北战事交给了司马懿,居然亲率水军“东征”。曹叡的行动,出乎孙权意外。孙权知难相抗,便在曹叡尚未到达寿春的时候,即把军队撤了回来,孙韶也罢军而回。围城时,魏将满宠“驰往赴,募壮士数十人,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毁了吴军的攻城器具,射死了孙权的侄子(四弟孙匡的儿子)、长水校尉孙泰。②
曹叡对于此次战役的胜利,颇为自得。《三国志•明帝纪》作如下记述:“五月,孙权人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将陆议(逊)、孙韶各将万余人入淮、沔。六月,征东将军满宠进军拒之。”满宠建议放弃新城,把敌人引到寿春消灭之。曹叡不听,说:“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纵权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诸将坚守,吾将自往征之。”七月,曹叡“亲御龙舟东征”,孙权攻新城,魏将张颖等“拒守力战”。但当曹叡大军距离合肥新城还有数百里的时候,“权遁走,议、韶等亦退”。曹叡“遂进军幸寿春,录诸将功,封赏各有差。八月己未,大曜兵,飨六军,遣使者持节犒劳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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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满宠传》。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三国志•魏书•满宠传》。
寿春诸军”。
(6)嘉禾四、五年(魏青龙三、四年,公元235—236年),魏吴间虽有小的战事,如孙权北征,未至而还,派遣陆逊、诸葛瑾攻襄阳,取得小胜,但基本上是一段不长的平和时期,甚至还有官方交易发生。《三国志•吴主传》载,“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玳瑁”,有人主张不与交易,孙权说:“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两年间,双方都把主要精力转向内部。孙权开始注意域内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越民的再反抗。魏则想乘诸葛亮死后,蜀军后退,西北战场缓和之机,大兴土木,新建洛阳宫,起昭阳殿、太极殿和总章观等。一时间搞得“百姓失农事”,群臣纷纷进谏。殡葬皇太后、立太子的事也都切实忙了一阵子。
(7)嘉禾六年(魏景初元年,公元237年)战事又开始了。七月,孙权派遣车骑将军朱然率领二万余人围魏国江夏郡(按:当时吴江夏郡治鄂城,魏江夏郡治樊城),魏荆州刺史胡质等“击之”。《三国志•胡质传》说:“吴大将朱然围樊城,质轻军赴之”。许多人认为“贼盛不可迫”,胡质认为:“樊城卑下,兵少,故当进军为之外援;不然,危矣。”胡质“勒兵临围”,朱然不战,主动退走。
赤乌年间的战役
赤乌年间,孙权试图军事大为。《汉晋春秋》记载,一位名叫殷礼的零陵太守分析形势,上书为孙权划策:“今天弃曹氏,丧诛累见,虎争之际而幼童莅事(按:曹叡死,年幼的养子齐王曹芳继位)。陛下身自御戎,取乱侮亡,宜涤荆、扬之地,举强羸之数,使强者执戟,羸者转运,西命益州军(指蜀军)于陇右,授诸葛瑾、朱然大众,指事襄阳,陆逊、朱桓别征寿春,大驾入淮阳,历青、徐。(魏国)襄阳、寿春困于受敌,长安以西务对蜀军,许、洛之众势必分离;掩角瓦解,民必内应,将帅对向,或失便宜;一军败绩,则三军离心,便当秣马脂车,陵蹈城邑,乘胜逐北,以定华夏。”殷礼认为,不应再搞小打小闹的军事行动,“若不悉军动众,循前轻举,则不足大用,易于屡退。民疲威消,时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孙权虽然没有完全听殷礼的,即行大举,但受其影响颇深。
(1)赤乌二年(魏景初三年,公元239年)三月,公孙渊再次叛魏,请求吴援,孙权即派遣宾客羊箭、宣信校尉郑胄、将军孙怡为使,率兵到达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不久,闻知魏将发重兵讨伐公孙渊,随即收兵,仅仅虏得男女若干,小胜而还。
(2)赤乌四年(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孙权兵发四路,对魏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战争。
第一路,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全琮以数万之众战魏征东将军王凌和扬州刺史孙礼于芍陂,“决芍陂(按:意谓决芍陂堤。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南),烧安城(在今安徽寿县境)邸阁(粮库),收其人民”。① 王凌“率诸军逆讨”,双方展开争夺塘坝高地的战斗,力战连日,魏军乘胜攻陷吴军五营,吴兵不敌而退,中郎将秦晃等十余人战死。
第二路,遣威北将军诸葛恪攻六安。双方军队没有大的接触,诸葛恪无获而罢。
第三路,遣车骑将军朱然、将军孙伦等率五万人围樊城。骑都尉朱异和安东中郎将吕据“破城外围”。② 魏皇帝(齐王)曹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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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②《三国志•吴书•朱桓传》附《朱异传》、《吕范传》附《吕据传》。
太傅司马懿“率众拒之”。干宝《晋纪》说,当时形势紧急,吴将全琮寇芍陂,朱然、孙伦围樊城,诸葛瑾、步骘寇祖中(按:祖,音zha,祖中,在今襄阳南,或宜城西)。司马懿给皇帝上言:“祖中民夷十万,隔在水南,流离无主,樊城被攻,历月不解,此危事也,请自讨之。”据说,司马懿“以南方暑湿,不宜持久,使轻骑挑之,(朱)然不敢动”。于是,司马懿虚张声势,“乃令诸军休息洗沐,简精锐,募先登,申号令,示必攻之势。”朱然等“闻之,乃夜遁”。司马懿追至三州口(在今湖北襄樊境),“斩获万余人,收其舟船军资而还”。①
第四路,遣大将军诸葛瑾、骠骑将军步骘取祖中(在今襄阳南,或宜城西)。瑾等与朱然等属于同一地区作战,朱然既败,瑾等亦退。
孙权此次用兵,初有小胜,继而受挫,基本上是失利的。
(3)赤乌五年(魏正始三年,公元242年),孙权派朱然征祖中,魏将蒲忠、胡质分别率领数千人迎击,“忠要遮险隘,图断然后,质为忠继援”。当时,朱然所督兵将已经数路先发,没有办法收拢回来,“便将帐下见兵八百人逆掩”,结果,“忠战不利,质等皆退”。朱然获得一次小的胜利。②
(4)赤乌六年(魏正始四年,公元243年)正月,孙权再次以诸葛恪征六安。诸葛恪攻破魏将谢顺的营地,“收其民人”。此前,恪屯庐江皖口(今安徽怀宁境),曾以轻兵袭舒(今安徽舒城),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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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宣帝纪》。
②《三国志•吴书•朱然传》。按:此战不见《三国志•魏三少帝纪》和《吴主传》,裴松之认为是岁无事,是陈寿“误以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然而,嘉禾六年,朱然是出兵樊城,并没有到祖中。可备一说。
“掩得其民而还”;并且派出侦探,观察地势,“欲图寿春”,没有得到孙权的批准。诸葛恪在六安、舒城一线构成了对魏的威胁。魏太傅司马懿率军入舒,"权方发兵应之,望气者以为不利",于是令恪率兵西移,自皖口徙屯于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①《晋书•宣帝纪》的记载略有不同,但明显是为司马懿张目,说:“帝(司马懿)督诸军击诸葛恪,车驾(指魏皇帝)送出津阳门。军次于舒,恪焚烧积聚,弃城而遁。”
(5)赤乌七、八年(魏正始五、六年,公元244——245年),孙权积极备战,虚张声势而未作大的行动。赤乌九年,孙权做了重大人事调整,以骠骑将军步骘为丞相(按:陆逊已卒),车骑将军朱然为左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镇南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同时分荆州为二部,以吕岱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圻;诸葛恪督左部,代陆逊镇守武昌。
是年二月,朱然再征祖中。史称,朱然“复征祖中,魏将李兴等闻然深入,率步骑六千断然后道”,朱然处乱不惊,夜出迎敌,斩获千余(按:一说数千),“军以胜反”。这一胜利颇使孙权高兴。因此,历史记下了一个有趣故事:先此,赤乌八年七月,已被重用的投降魏将马茂谋刺孙权,阴谋暴露,孙权虽然已经“夷其三族”,但忿不能平。朱然临行前上表说:“马茂小子,敢负恩养。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获,震耀远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观,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识臣先言,责臣后效。”当时,孙权实无必胜的信心,所以“抑表不出”,没有表示态度。不久,接到朱然捷报,“群臣上贺,权乃举酒作乐”,把朱然的表章向大家展示,说:“此家前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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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吴主传》。
表,孤以为难必,今果如其言,可谓明于见事也。”于是,立即派遣使者“拜然为左大司马、右军师”于军前。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