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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失算了，但有一个意外的收获，被历史记录了下来，这就是沟通了同朝鲜的联系。据载：“初，张弥、许晏等俱到襄平（辽东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北），官属从者四百许人。渊欲图弥、晏，先分其人众，置（于）辽东诸县，以中使秦旦、张群、杜德、黄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于）玄菟郡。”秦旦等谋袭玄菟郡太守王赞，失败，旦、疆到达句骊，假传（孙权）圣旨，“因宣诏于句骊王宫及其主簿”，宣称吴帝赏赐的东西，已被辽东公孙渊抢走。“宫等大喜，即受诏”。其年，“宫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还，奉表称臣，贡貂皮千枚，鹖鸡皮十具。”嘉禾四年（公元235年），孙权又“遣使者谢宏、中书陈恂拜宫为单于，加赐衣物珍宝”。此时，“宫受魏幽州刺史讽旨”，令他把吴使捉起来。王宫派遣主簿笮咨、带固等出安平，与谢宏相见。谢宏先发制人，"即缚得三十余人质之"，王宫“于是谢罪，上马数百匹”。谢宏让笮咨、带固二人回去“奉诏书赐物与宫。是时宏船小，载马八十匹而还。”②不过，从《三国志•明帝纪》记载看，吴同高句骊的这种关系仅仅维持了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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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公孙渊传》。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韦曜《吴书》。
时间，是年七月，高句骊把孙权的新来使者胡卫杀了，将其首级送到幽州。
三、遣将浮海求夷洲
黄龙二年（魏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
夷洲（一作夷州），即今我国台湾。
亶洲（一作澶洲）指什么地方史无定论。有谓日本者，有谓琉球者，有谓吕宋者，有谓对于东海岛屿的称呼者，甚至还有认为是指美洲者。窃以为，既然兵出一路求两洲，必然是或大体是同一方向，如有其地，当在东海外域之大洋中。《后汉书•东夷列传》和《三国志•吴主传》都记载，亶洲在海中，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山）及仙药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人民，常有到会稽交易者，会稽东冶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这些记载，写明了亶洲的方位，但并不是肯定的，而是将“传言”的故事记录在“传言”的地方上。事实上，直到孙权时代，人们并不知道传说中的亶洲在什么地方。所谓“求”亶洲，即有寻找它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从东冶（今福州）船行东向，“流移”所至，似乎只能到琉球群岛南端诸岛，只有遇飓风而折向北上，才有可能性抵达现在的日本本土。所以，我认为，亶洲是传说中的地理概念，“其人民常有到会稽交易者”，可能是泛指东海外域大洋中列岛，其中主要是琉球群岛南端诸岛之民。论者，特别是讨论徐福为秦始皇求仙药而不敢回来的论者，多谓亶洲是日本。如果是那样，既然倭人早已同汉有所联系，甚至倭人女王还向魏“遣使奉献”，居地已很明确，（如：《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奥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译通于汉者三十余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而《后汉书》作者就不会又在同传中把日本再说成是一个"所在绝远，不可往来"的"亶洲"。况且，那时候，既然人们已知“东倭重译纳贡”①于魏的事实存在，孙权怎么又会把日本称作亶州呢。
孙权遣将“浮海求夷洲及亶洲”的决策，上大将军陆逊和卫将军全琮等都提出异议。《三国志•陆逊传》载，孙权"欲遣偏师取夷州及朱崖（今海南海口，此处泛指海南），皆以谐逊”，陆逊上疏说：“臣反复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又说，“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进而讲述应当“畜力而后动”的道理，说“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臣愚以为宜育养士民，宽其租赋，众克在和，义以劝勇，则河渭可平，九有（州）一统矣。”《全琮传》说：“权将围珠崖及夷州，皆先问琮”。全琮认为：“以圣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反，所获何可多致？猥亏江岸之兵，以冀万一之利，愚臣犹所不安。”
陆逊、全琮的意见，从军事的角度看，自然很有道理。但他们没有理解或没有注意到孙权用兵的动机不在所获多少，而在于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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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宣帝纪》。
展封疆。因此，孙权没有听从武将们的劝阻。不幸的是，结局被陆逊、全琮言中。“卫温、诸葛直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什八九，亶洲绝远，卒不可得至，得夷洲数千人还。”①所谓“亶洲绝远，卒不可得至”，不外两种可能，一是船队绕过夷洲后没有把握好方向，迷途了，驶入夷洲以东、琉球以南的旷洋中，找不到陆地可靠；二是以亶洲命名的地方不存在。
此次出兵，得不补失，孙权“深悔之”，怒将卫温、诸葛直“以违诏无功”的罪名，杀了。②“违诏”，自然不是因为病死了许多人。这是非人为的因素。而是因为违背了孙权的出兵本意，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历史记载很明确，孙权的目的是“求夷洲及亶洲”。“求”，乃寻求之意，是求得其地，建立联系，求其内附。用陆逊的话说，是“远规夷洲”。“远规夷洲”就是试图将远方的夷洲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之中。诏用“求”字，而不用“征”、“伐”或“讨”字。因为两者的意思，迥然不同。卫温、诸葛直，第一没有到达（说得确切些是没有找到）亶洲，是“违诏”；第二，他们虽然开通了大陆与夷州的水上交通，并在实际上把夷洲纳入了吴国版图，但没有建立起永久性政权，也没有有效地建立和加强同地方势力或民人的联系，是“违诏”；第三，孙权用兵虽然常常带有“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功利主义，但夷州用兵并不为此，他们掳掠了夷洲数千人，不符合孙权的本意，同样也是“违诏”。
孙权此次用兵，从军事上说，失多得少，不足为训。但加深了大陆与夷洲的交通和经济交流，扩大了两岸人众交往，使其成为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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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71，魏明帝太和四年。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国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对于后世的影响是积极的、深远的。
四、平“蛮夷”、讨山越
孙权统事以来，始终重视域内安定，尤其注意夷越的武装反抗势力。若有动乱，常即发兵镇抚。称帝前夕，因为忙于吴蜀媾和与对魏的战事，对内着重于“抚”；称帝后，为了巩固统治和域内形势稳定，又加强了兵力镇压，发动了数次平“蛮夷”、讨山越的军事行动。
潘浚“讨五溪蛮夷”
黄龙三年（公元231年）二月，孙权"遣太常潘浚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
潘浚，武陵汉寿（湖南今县）人，曾为荆州牧刘表的江夏从事、湘乡令；刘备领荆州牧时，以浚为治中从事；孙权杀关羽，并荆土，“拜浚辅军中郎将，授以兵。迁奋威将军，封常迁亭侯。”孙权称帝后，“拜（浚）为少府。进封刘阳侯，迁太常”。潘浚是武陵郡人，熟悉武陵情况。刚被孙权所用时，即以五千人平定过武陵境内五溪蛮夷叛乱立功。以善抚蛮夷著名。
武陵蛮夷，久不顺服。吴、蜀夷陵战争的时候，“诸县及五溪民皆反为蜀”，全都投到刘备方面去，听从马良的调遣。
从潘浚第一次平定五溪蛮夷（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到黄龙三年（公元231年），已有十数年了。此期间，五溪蛮夷不仅曾经帮助过刘备，而且又有了新的集结和组合。
史载，“五溪蛮夷叛乱盘结，权假浚节，督诸军讨之。”潘浚历时四年，付出了很大努力，杀了不少人，“信赏必行，法不可干，斩首获生，盖以万数”，从此，“郡蛮衰弱，一方宁静”。直到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冬，潘浚才算是“平武陵蛮夷，事毕”，回到武昌，与陆逊继续辅太子，“共掌留事”。
镇南将军吕岱参加了会讨武陵蛮夷的军事行动。吕岱本交州刺史，黄龙三年，“以南土清定”，召还长沙。史称：“会武陵蛮夷蠢动，岱与太常潘浚共讨定之。”①
全琮征六安、诸葛恪平丹杨
嘉禾二年（公元233年），卫将军全琮率领步骑五万征六安（安徽今市），“六安民皆散走”。据说，诸将想分兵追捕。全琮不同意，认为：“分兵捕民，得失相半”，“纵有所获，犹不足以弱敌而副国望也。如或邂逅，亏损非小，与共获罪，琮宁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负国也。”②
嘉禾三年（公元234年）秋，孙权以诸葛恪为抚越将军，丹杨太守，讨山越。
诸葛恪，诸葛瑾的长子，“少知名，弱冠拜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侍太子登讲论道艺，并为宾友”。孙权称帝后，诸葛恪“从中庶子转为左辅都尉”。孙权异其才捷，“欲试以事，令守节度”，因授以实职。
诸葛恪认为，“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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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见《三国志•吴书•潘浚传》、《吴主传》、《吕岱传》。按：五溪蛮，《水经• 元水注》说，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无溪、酉溪、辰溪，“蛮夷”（今苗、瑶族祖先）居此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
②《三国志•吴书•全琮传》。
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他屡次自求去完成这件事，并说“三年可得甲士四万”。朝臣都不同意，理由有三：（一）丹杨地势险阻，说丹杨“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二）民无反叛迹象，认为“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三）民人善战，越民“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狄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据说，他的父亲诸葛瑾也不支持，认为无故兴兵，"事终不逮”。恪则力排众议，力言必能取得胜利。
然而，孙权支持他。诸葛恪到丹杨后，没有采取屠杀政策，但手段也是非常残酷的。他首先通知四部属城长吏，“各保其疆界”（按：四部长吏指四部都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四部当作四郡，即丹杨相邻之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山越依阻出没，故令其各保其疆界也。亦通），命令山民集中，“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然后，部署诸将对付不肯“从化”的山民，“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变刈，使无遗种”。山民的庄稼被官军收割光了，“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人，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
诸葛恪对于投降的山民，采取怀柔策略。他下令说：“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者，“不得嫌疑，有所执拘。”据说，对于不遵从他命令的人，处罚很严厉。有一位臼阳（治今安徽当涂东北小丹阳镇）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缚送诸府”。恪没有杀周遗，却“以伉违教，遂斩以徇，以状表上”。这一手很见效，“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三年的任务，一年就完成了，“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按：指可得甲士四万）。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
孙权表彰诸葛恪的功劳，特派尚书仆射薛综劳军。薛综其人，颇善文辞，喜欢引经据典，将孙权的意思表述得淋漓尽致，不无夸张地说
山越恃阻，不宾历世，缓则首鼠，急则狼顾。皇帝赫然，命将西征，神策内授，武师外震。兵不染锷，甲不沾汗。元恶既枭，种党归义，荡涤山薮，献戎十万。野无遗寇，邑罔残奸。既扫凶慝，又充军用。藜蔡粮莠，化为善草。魑魅魍魉，更成虎士。虽实国家威灵之所加，亦信元帅临履之所致也。……故遣中台近官，迎致犒赐，以旌茂功，以慰劬劳。
嘉禾六年冬，诸葛恪平山越事毕，北屯庐江。①
吕岱讨李桓、罗厉，镇压廖式
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冬，庐陵（治今江西吉水东北）等地爆发了以李桓、罗厉等为首的叛乱。势头迅速蔓延，次年，“庐陵贼李桓、路合、会稽东冶贼随春、南海贼罗厉等一时并起。”
孙权命吕岱率领将军刘纂、唐咨、中郎将吾粲等分部讨击。随春很快投降了，吕岱予优待，“拜春偏将军，使领其众，遂为列将”。五年二月，中郎将吾粲获李桓，将军唐咨获罗厉等。李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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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见《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吴主传》。
罗厉是被捉获的，待遇就不同了，所以《三国志•吕岱传》说，李桓、罗厉等“皆见斩获，传首诣都”。
孙权大嘉吕岱的功劳，下诏说：
（罗）厉负险作乱，自致枭首；（李）桓凶狡反复，已降复叛。前后讨伐，历年不禽，非君规略，谁能枭之忠武之节，于是益著。元恶既除，大小震慑，其余细类，扫地族矣。自今已去，国家永无南顾之虞，三郡晏然，无怵惕之惊，又得恶民以供赋役，重用叹息。
同时，对吕岱未经朝廷同意擅给投降者以重大封赏的行动，不仅不以为过，而且给予充分肯定，说：“赏不逾月，国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①
继而，吕岱领荆州文书，与陆逊并在武昌，督蒲圻（今湖北赤壁市）。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十月，孙权派遣将军蒋秘南讨蛮夷。不久，蒋秘所部一个都督廖式，"杀临贺（今广西贺州）太守严纲等，自称平南将军，与弟潜共攻零陵、桂阳，及摇动交州、苍梧、郁林诸郡，众数万人”。对于这股同蛮夷有着密切联系的叛军。史载，吕岱“自表辄行，星夜兼路”。为了给吕岱以权力，孙权“遣使追拜”吕岱为交州牧，并且即遣左将军唐咨等“骆驿相继”，配合作战。吕岱、唐咨力战，“一年破之，斩廖式及遣诸所伪署临贺太守费杨等，并其支党，郡县悉平”。当时，吕岱年已八十，史赞“体素精勤，躬亲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