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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孙权，幼竖小子，无尺寸之功，遭遇兵乱，因父兄之绪，少蒙翼卵晌伏之恩，长含鸱枭反逆之性，背弃天施，罪恶积大。复与关羽更相规伺，逐利见便，挟为卑辞。先帝（按：指曹操）知权奸以求用，时以于禁败于水灾，等当讨羽，因以委权。先帝委裘下席，权不尽心，诚在恻怛，欲因大丧，寡弱王室，希托董桃传先帝令（按：董桃传令，未详），乘未得报许，擅取襄阳，及见驱逐，乃更折节。邪辟之态，巧言如流，虽重译累使，发遣禁等，内包隗嚣顾望之奸，外欲缓诛，支仰蜀贼。圣朝含弘，既加不忍，优而赦之，与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称孤，兼官累位，礼备九命，名马百驷，以成其势，光宠显赫，古今无二。权为犬羊之姿，横被虎豹之文，不思靖力致死之节，以报无量不世之恩。
第三，指出孙权必叛：
臣每见所下权前后章表，又以愚意采察权旨，自以阻带江湖，负固不服，狃状累世，诈伪成功，……终非不侵不叛之臣。
第四，请免孙权官爵：
臣谨考之周礼九伐之法，平（衡量）权凶恶，逆节萌生，见罪十五。昔九黎乱德，黄帝加诛；项羽罪十，汉祖不舍。权所犯罪衅明白，非仁恩所养，宇宙所容。臣请免权官，鸿胪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从，移兵进讨，以明国典好恶之常，以静三州（按：指荆、扬、交三州）元之苦。①
曹丕甚悔不用刘晔之谋，因而决定重施软硬两手，再次遣使与盟，要求孙权送子为质。孙权自然“辞让不受”。
其实，孙权在为王之前表面上是曾答应过送子为质的。《三国志•吴主传》注引《魏略》说，于禁投降关羽的时候，护军浩周、军司马东里衮也投降了，以后他们又一起为吴所得。孙权在谋联曹魏的时候，放回浩周、东里衮，利用他们向刚即王位的曹丕“自陈诚款”。后人司马光说，孙权“自陈诚款，辞甚恭慧”。孙权在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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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魏略》。
昔讨关羽，获于（禁）将军，即白先王（按：指曹操），当发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发。先王未深留意，而谓权中间复有异图，愚情㥪㥪（音lòu，恭谨之意），用未果决。遂值先王委离国祚，殿下承统，下情始通。公私契阔，未获备举，是令本誓未即昭显。梁寓传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为意望。权之赤心，不敢有他，愿垂明恕，保权所执。谨遣浩周、东里衮，至情至实，皆周等所具。
又说：
权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军之绪，得为先王所见奖饰，遂因国恩，抚绥东土。而中间寡虑，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忍遐弃，既释其宿罪，且开明信。虽致命虏廷，枭获关羽，功效浅薄，未报万一。事业未究，先王即世。殿下践阵，威仁流迈，私惧情愿未蒙昭察。梁寓来到，具知殿下不遂疏远，必欲抚录，追本先绪。权之得此，欣然踊跃，心开目明，不胜其庆。权世受宠遇，分义深笃，今日之事，永执一心，惟察，重垂含覆。
然后，对东线摩擦进行辩解：
先王以权推诚已验，军当引还，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权长驱不复后顾。近得守将周泰、全琮等白事，过月（按：当指黄初元年六月。是月，曹丕“南征”）六日，（魏）有马步七百，径到横江，又督将马和（人名）复将四百人进到居巢，琮等闻有兵马渡江，视之，为兵马所击，临时交锋，大相杀伤。卒得此问，情用恐惧。权实在远，不豫闻知，约敕无素，敢谢其罪。
最后，婉斥曹丕不讲信用：
又闻张征东（按：张辽为征东将军）、朱横海（按：未详，或谓朱灵）今复还合肥，先王盟要，由来未久，且权自度未获罪衅，不审今者何以发起，牵军远次？事业未讫，甫当为国讨除贼备，重闻斯问，深使失图。凡远人所恃，在于明信，愿殿下克卒前分，开示坦然，使权誓命，得卒本规。凡所愿言，周等所当传也。
曹丕当即召见浩周、东里衮。浩周“以为权必臣服”，而东里衮则“谓其不可必服”。是岁冬，曹丕称帝，遣使封孙权为吴王，使浩周与持节使者邢贞一同前往。公事完后，浩周赴孙权私宴，对孙权说：“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阖门百口明之。”孙权很感动，当即表示：“浩孔异（浩周字），卿乃举家百口保我，我当何言邪？”遂流涕沾襟。及与周别，又指天为誓，表示一定送子为质。
浩周回去以后，“权不遣子而设辞，帝（曹丕）乃久留其使”。孙权善为托辞，于下可见其妙：黄武元年（魏黄初三年）八月，孙权再次上书表示送子为质，并与浩周书说：“昔君之来，欲令遣子入侍，于时倾心欢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岁之间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见讨责，常用惭怖。自顷国恩，复加开导，忘其前愆，取其后效，喜得因此寻竟本誓。前已有表具说遣子之意，想君假还，已知之也。”但同时提出了不能即行的理由，希望同夏侯氏联姻，等儿子成了曹魏宗室女婿之后再送，说：“今子当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为可上连缀宗室若夏侯氏，虽中间自弃，常奉弭在心（按：事指建安二十二年孙权向曹操请降，曹操“报使修好，誓重结婚”）。当垂宿念，为之先后，使获攀龙附骥，永自固定。其为分惠，岂有量哉！”孙权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于是故作姿态，进一步表示“诚意”：“如是欲遣孙长绪（按：孙邵字长绪，黄武初曾为吴丞相）与小儿俱入，奉行礼聘，成之在君。”又表示：“小儿年弱，加教训不足，念当与别，为之缅然，父子恩情，岂有已邪！又欲遣张子布（昭）追辅护之。孤性无余，凡所欲为，今尽宣露。惟恐赤心不先畅达，是以具为君说之，宜明所以。”
从记载看，曹丕似乎有点被说服了，于是下诏说：“权前对浩周，自陈不敢自远，乐委质长为外臣，又前后辞旨，头尾击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尔许地也。又今与周书，请以十二月遣子，复欲遣孙长绪、张子布随子俱来，彼二人皆权股肱心腹也。又欲为子于京师求妇，此权无异心之明效也。”曹丕“既信权甘言，且谓周为得其真，而权但华伪，竟无遣子意"。曹丕想派侍中辛毗、尚书桓阶为使，“往与盟誓，并征任子”，孙权“辞让不受”。至此，曹丕完全明白了孙权答应送子为质纯属权宜之计，因而大怒，“自是之后，帝（曹丕）既彰权罪，周亦见疏远，终身不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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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并注引《魏略》、《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顽抗曹魏三路兵
曹丕对吴，与盟不得，征质不至，感到了对自己权威的挑战。《三国志•刘晔传》说：“备军败退，吴礼敬转废，帝（曹丕）欲兴众伐之。”刘晔认为：“彼新得志，上下齐心，而阻带江湖，必难仓卒。”曹丕不听。
黄初三年（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九月，曹丕兵分三路征吴。一路：命征东大将军曹休、前将军张辽、镇东将军臧霸出洞口（在今安徽和县江边）；二路：大将军曹仁出濡须；三路：上军大将军曹真、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左将军张邰、右将军徐晃围南郡。十月，曹丕亲驾南征，十一月至宛，就近督军。
孙权亦分三路兵相对，派建威将军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曹休等；裨将军朱桓为濡须督拒曹仁；左将军诸葛瑾、平北将军潘璋、将军杨粲救南郡。
双方军队部署到位，孙权感到形势严重。面对魏军来势汹汹，又加“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孙权内外交急，再次主动求和，“卑辞上书，求自改厉”。孙权在上书中假意说：
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
曹丕也知，完全征服孙权非常困难，所以也想迂回一步。于是给孙权回了一封很长的信，一赞孙权事功：“君生于扰攘之际，本有纵横之志，降身奉国，以享兹祚。自君策名已来，贡献盈路。讨备之功，国朝仰成。”二责孙权所为，引起朝臣疑虑，说：“三公上君过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虽有曾母投杼之疑，犹冀言者不信，以为国福。故先遣使者犒劳，又遣尚书、侍中践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设辞，不欲使进，议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劝君遣子，乃实朝臣交谋，以此卜君，君果有辞。”最后，再次强调指出如要解疑，必须送质："今省上事，款诚深至，心用慨然，凄怆动容。即日下诏，敕诸军但深沟高垒，不得妄进。若君必效忠节，以解疑议，（孙）登身朝到，夕召兵还。此言之诚，有如大江！”
孙权当然不答应，随即改年号为黄武，不用曹魏正朔，以示不服，“临江拒守”。
一路战况：
吴方记载，《三国志•吴主传》说：“冬十一月，大风，（吕）范等兵溺死者数千，余军还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轻船五百、敢死万人袭攻徐陵（在洞口对岸），烧攻城车，杀略数千人。将军全琮、徐盛追斩魏将尹卢，杀获数百。”《吕范传》说：“曹休、张辽，臧霸等来伐，范督徐盛、全琮、孙韶等，以舟师拒休等于洞口。……时遭大风，船人覆溺，死者数千，还军”。《徐盛传》说：“曹休出洞口，盛与吕范、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风，船人多丧，盛收余兵，与休夹江。休使兵将就船攻盛，盛以少御多，敌不能克，各引军退。”《吾粲传》说：“值天大风，诸船绠绁断绝，漂没著岸，为魏军所获，或覆没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缘号呼，他吏士恐船倾没，皆以戈矛撞击不受。粲与黄渊独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为船重必败，粲曰：‘船败，当俱死耳！人穷，奈何弃之。’粲、渊所活者百余人。”《全琮传》说：“魏以舟军大出洞口，权使吕范督诸将拒之，军营相望。敌数以轻船抄击，琮常带甲仗兵，伺候不休。顷之，敌数千人出江中，琮击破之，枭其将军尹卢。”《贺齐传》说，安东将军贺齐出镇江上（今南京以上至皖），“魏使曹休来伐。齐以道远后至，因住新市为拒。会洞口诸军遭风流溺，所亡中分，将士失色，赖齐未济，偏军独全，诸将倚以为势。”
魏方记载，《曹休传》说：此前“孙权遣将屯历阳，休到，击破之，又别遣兵渡江，烧贼芜湖营数千家。”此次“帝（曹丕）征孙权，以休为征东大将军，假黄钺，督张辽等及诸州郡二十余军，击权大将吕范等于洞浦（口），破之。”《张辽传》说：“孙权复叛，帝遣辽乘舟，与曹休至海陵，临江。权甚惮焉，敕诸将：‘张辽虽病（按：辽刚病愈），不可当也，慎之！’是岁，辽与诸将破权将吕范。”《臧霸传》说，臧霸与曹休讨吴，“破吕范于洞浦”。
这说明，孙权的兵马在洞口对曹休等进行了顽强抵抗，虽有所得，但吕范等被打败，损失惨重。所以有关魏方的记载，数称“破”敌；《资治通鉴》卷69说，“会暴风吹吴吕范等船，绠缆悉断，直诣休等营下”，魏军“斩首获生以千数，吴兵迸散”；《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略》载曹丕诏书，甚至夸张地说“斩首四万，获船万艘”（按：当时，吴不可能集这样多的兵力于此）。吴方记载则没有那么严重，但也相当可观，谓：“遭遇大风”，溺死者数千；被杀者数千；失踪、逃亡者“过半”；惟贺齐“偏军独全”。战后，孙权对有功者给予封赏，对出战不利者进行了处罚，包括异母弟孙朗。《江表传》载，曹休出洞口，孙朗（原书作匡，裴松之辨证：匡已早故，当为朗）为定武中郎将，孙朗随吕范御敌，“违令放火，烧损茅芒，以乏军用”，随被吕范遣送回吴，孙权不再称其为兄弟，“别其族为丁氏，禁锢终身”。
二路战况：
吴方，《朱桓传》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朱桓抗敌过程，说：朱桓为濡须督，“魏使大司马曹仁步骑数万向濡须，仁欲以兵袭取州上，伪先扬声，欲东攻羡溪（在濡须东）。”朱桓当即“分兵将，赴羡溪”，队伍开拔以后，侦察兵报告说曹仁已“进军拒濡须七十里”。朱桓随即“遣使追还羡溪兵”，结果晚了一步，“兵未到而仁奄至”。当时，朱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诸将业业（按：业业，谓非常惊慌），各有惧心”，朱桓给大家鼓气，说：“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马罢困，桓与诸军，共据高城，南临大江，北背山陵，以逸特劳，为主制客，此百战百胜之势也。虽曹丕自来，尚不足忧，况仁等邪！”据说，朱桓“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诱致仁。”曹仁果然被朱桓牵着鼻子走，分兵三支：（1）“遣其子泰攻濡须城”，（2）“分遣将军常雕督诸葛虔、王双等，乘油船别袭中洲（江中小岛）。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3）“仁自将万人留橐皋（在濡须西），复为泰等后拒。”朱桓以部分兵攻取油船，以部分兵别击常雕等，亲自拒曹泰，烧营而退，“遂枭（常）雕，生虏（王）双，送武昌，临陈斩溺，死者千余”。取得了重大胜利。
魏方，《曹仁传》讳记此役。大概是因为曹仁战而无功随后郁病而死、史讳其短的缘故。《文帝纪》注引《魏略》所载曹丕诏却又作夸张地说：“大司马（按：黄初二年十月，曹仁被授大司马）据守濡须，其所禽获亦以万数。”
显然，二路战役吴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三路战况：
吴方记载，《朱然传》说，魏遣曹真、夏侯尚、张邻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为其势援，连屯围城。孙权"遣将军孙盛督万人备州上，立围坞，为然外救。邻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时却退，邻据州上围守，然中外断绝”。孙权“遣潘璋、杨粲等解[围]而围不解”，而此时江陵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曹真等“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临城，弓矢雨注，将士皆失色”，但朱然“晏如而无恐意，方厉吏士，伺间隙攻破两屯"。魏军攻围朱然"凡六月日"，曹真、夏侯尚等“不能克，乃彻攻退还”。《诸葛瑾传》并注引《吴录》记载，诸葛瑾迁左将军，督公安，“曹真、夏侯尚等围朱然于江陵，又分据中州，瑾以大兵为之救援。……兵久不解，权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于上流，瑾进攻浮桥，真等退走。虽无大勋，亦以全师保境为功。”《潘璋传》说：“魏将夏侯尚等围南郡，分前部三万人作浮桥，渡百里洲上。诸葛瑾、杨粲并会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绝。”潘璋认为“魏势始盛，江水又浅，未可与战”，于是便带着人马“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苇数百万束，缚作大筏，欲临流放火，烧败浮桥”。据说，刚刚缚作苇筏完毕，夏侯尚便退军了，潘璋重演周瑜的"火烧"计谋，没有派上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