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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向前；
第三，由于自己失误，孟达降魏，失掉荆州北三郡，从而失去了可派另部自汉江而下、进而威胁武昌的军事态势；
第四，两面作战，兵力分散。这一点，他远不及孙权聪明。孙权为了对付刘备，不惜上书曹操“称说天命”，进而向魏称臣。而刘备却始终处在两面作战的态势中。此时，曹操虽从汉中撤兵了，但魏军仍控陈仓一线，具有再出汉中的威慑力量。因此，他不能更多地集中兵力，不敢把据守益州北部、汉中地区的骠骑将军马超、镇北将军魏延、偏将军吴壹所部调往荆州前线。
顺便说一下，刘备发动讨吴战争犯有战略性错误，诸多蜀臣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有“先主东伐，群臣多谏，不纳”①和“先主既即尊位，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一不从”②一类的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对于这场战争态度模糊，并没有强烈反对。战争失败后，诸葛亮不禁叹息：“法孝直（法正，字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诸葛亮所以这样说，自然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到这一点，同时也透露了他对战争的态度。
那诸葛亮为什么不能力谏呢？揣度之，第一，他对战争形势估计不足，未曾料到战争结局会如此之惨；第二，一时间他对战争首鼠两端。从根本上说，他一直主张“外结孙权”。况且，“群臣多谏”和老兄诸葛瑾时领吴国南郡太守直接与蜀军相持及其代表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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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阳国志•刘先主志》。
②《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权向刘备求和的行动与意见，对他自然产生影响。因此，他不会积极主张东征，或有少谏，亦属可能。但早期史著，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可见影响不大。直到元明清时代，为了树立诸葛亮的形象，开脱诸葛亮的责任，演义作品和官方史作才有了诸葛亮谏阻东征的内容。如：《三国演义》第81回记诸葛亮自言“苦谏数次不听”及上表救秦宓，其中有谓：“……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细品其文，托作之义甚明。这样说来，诸葛亮岂不是支持了刘备东征吗？窃以为，客观上的确是这样的。因为诸葛亮战略总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跨有荆、益以制曹魏。荆州既失，吴扼夔门，魏据三郡，蜀汉用兵只有北出秦川一途，诸葛亮的战略目标落空了。他深知，仅靠北出汉中，不可能制魏，更不可能灭魏。他试图能得荆州数郡之地，与魏接壤，以利待机东出击魏。所以，他虽知东击孙吴有危险，但却觉得稍有拓地以取吴数郡是可能的，更未想到惨败。所以，他既不赞成出兵，也不坚决阻谏，客观上默认、支持了刘备的错误决策和行动。因此，作为蜀汉丞相、军师将军，诸葛亮对于夷陵一猇亭战争的失败不能不负有一定责任。论者或谓刘备缺乏远略，不明诸葛亮隆中决策之远大，致有此败。这样分析，固然不错，但尚需看到诸葛亮在其“跨有荆益”的目标落空之后的思想感受和变化。所以，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也可以说，刘备东征，正是谋求对于诸葛亮隆中决策目标的实现。
（2）从战术上说，关键在于刘备不善指挥战争。陆逊给他“前后行军，多败少成”的评价是非常确切的。
第一，军未熟练。历史的时间表说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十一月，关羽失败被杀，刘备“忿孙权之袭关羽”，即要起兵东征，但当闻知曹丕称帝后，便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划并实施自己的称帝活动；章武元年（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四月，刘备登基为汉皇帝，并按汉代礼制设官立制，备后宫，立太子，改元，大赦，两三月间草草地完成了必要的诸多程式之后，便即移跸江州了；在江州，刘备迅速地调动军队，粗粗地按照一相情愿的原则作了初步的战争规划，任命了左右大督、先锋及各部将领，七月便出兵了。可见，他集中起来的以步兵为主的军队并没有经过认真的训练，特别是没有经过乘船水上作战的训练，从素质上说，虽非乌合，但乏机动作战的能力。
第二，将无英才。帅（指刘备）本不明，又加军谋乏人，将无良才，后果自然可知。法正已死，孔明留蜀，军中几乎无人能够对刘备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和战争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更不用说建设性的良计。只有黄权通达军谋，但得不到信任，难展其能。黄忠先此而亡①，张飞死难，赵云留守江州，马超、魏延北拒魏军，竟然没有一位名宿大将随征，所用督锋诸将大都是一些名气不大或无名之辈。这些人是否能够服众，是否具有指挥作战的能力，姑且不论，但其自然为敌方所轻、反长敌人的志气。所以，负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至于小说家言关兴、张苞大展乃父雄风，兴斩仇人潘璋，苞刃仇人范强、张达，二人护驾救主，均属无稽。因为张苞早夭，未及战争；关兴年少，未预战事；潘璋死于吴嘉禾三年（公元234年），那已经是战争十年以后的事了。
第三，自恃其力。刘备兵本不众，汉中必须布以重兵防魏，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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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忠死于建安二十五年。《三国演义》说黄忠于章武元年被任命为先锋，战死疆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失荆州北三郡，牵涉了一些兵力；本要张飞率巴西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张飞被杀，这万余人是否调到了夷陵前线，不得而知。权算其数，可用兵力，倾其所有，大约也只能调集四万余人，最多不超过五万人。①所以，仅就兵力而言，同陆逊都督五万人相比，并不占优势。况且陆逊守势待敌，兵力容易集中；刘备长驱而进，沿途设防，兵力自然分散。但刘备却自恃其力，少有自知之明，认为以此足以败敌复仇；既得武陵“蛮夷”愿为己用，遥为策应，更觉得胜利指日可待了。实际上，刘备可用于阵前的兵力是非常有限的。相反，陆逊在虢亭决战前，则已把所督诸将各部大都集中到作战前阵，相对兵力超过了刘备，具备了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能力。
第四，不善知彼。刘备出兵，只是激于义愤，没有对魏蜀吴三方基本形势作出应有的分析。他对魏吴能够达成谅解，暂时媾和，从而使孙权可以将主要精力和兵力用于对付蜀军的形势估计不足，此其一。其二，他没有认识到魏国曹丕仍在忙于巩固地位，特别是着力对付自己的弟弟曹植、曹彰等，暂时不可能在秦川举兵，从而使自己不敢把备战于汉中的具有战争经验的将领和富有战斗力的主力部队调动一部到荆州前线。其三，最为重要的是，他没有把年轻的陆逊、孙桓等人放在眼里。他低估了孙吴的军事势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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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备出兵多少，记载不一。《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载孙权上魏文帝书说“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中国历代战争史》（四）和《中国军事史•兵略（上）》均取此说，谓刘备率兵四万人。《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说“权将陆议（逊）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亦可备一说。《三国演义》第81回说刘备有“川将数百员，并五溪番将等，共兵七十五万”，显然是个被非常夸大了的数字。
军事指挥者的能力。时，吴名将鲁肃、吕蒙、甘宁先后死去，陆逊虽在打败关羽时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刘备眼里，年已三十八岁的陆逊仍被看做是不谙军旅的年轻人。这从前引“吾之败，天也”、“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以及“吾昔初至京城，（孙）桓尚小儿，而今迫孤乃至此也”的话语中，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最初的情绪。其四，他不善因时因地具体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错把劣势当优势，缺乏应有的应敌之变。
第五，舍船就步。蜀军居水上游，乘船作战，顺水而下，易于成势，是其有利条件。战争开始时，最使陆逊担心的也是蜀军“水陆俱进”。但刘备没有有效地利用这一条件，而是“舍船就步”，跋涉并屯兵于“苞原隰险”之地，其结果便是士卒疲敝，立营难固，最终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当然，有一点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即刘备并非完全不知"水陆俱进"的好处，但客观条件使他不得不如此。因为他急急调集起来的军队绝大部分是步兵，陆战犹未熟练，水战自然不行。况且，他已没有耐性去考虑筹建、训练水师的问题了。
第六，连营向前。刘备长驱深入数百里，连营数十座，声势虽然很大，但却伏下了严重的危机。善治兵者皆知其误。陆逊既知刘备舍船就步、处处结营，便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察其布置，必无他变”。的确，这样布兵是没有办法变化应敌的。所以，他便觉得胜券在握了，满有把握地给孙权上书：“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三国志•文帝纪》载，曹丕“闻（刘）备兵东下，与（孙）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后七日破备书到。”连曹丕这种略通兵法但并不深知治军用兵之要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而刘备却如此布兵，一是七百里连营大大分散了兵力，二是“苞原隰险阻而为军”，将军队驻扎在不利作战的地方，三是树栅成营易被火攻。由此可见，刘备之失，失在制军之误。但是，客观地说，还应该看到刘备如此布兵亦属大势使然。他长驱深入，只控长江沿线，两厢大都为敌方领地，不能不担心敌人断其后路。连营向前，正是为此。
第七，师老不振。蜀军东出，利在速决。但陆逊大步后撤，避免接触，以待敌疲而战的方针，使刘备无法得到这种条件。刘备曾试图诱致吴军出战，但所用之法，形同儿戏，善用兵者一看便知，所以始终不能成功。因此，“自正月与吴相拒，至六月不决”。正如前引陆逊所分析的那样“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师老兵疲，刘备熟视无睹，抑或虽知而乏复振之策，客观效果都一样。因此一败涂地，不堪收拾。
第八，不虞后路。说刘备完全没有考虑后路，自然不是这样。他沿江设营四五十座，目的不外：一保军需可继；二御两厢敌人，防断后路；三利大兵进退。但他没有考虑战争或有大失的可能，因此也就没有虑及战略退却和撤兵安全的问题。所以，其一，他立营虽多，但却没有选择有利地势建立几个可资战守的据点；其二，由于自上而下没有兵败退却的思想准备，设营不固，人员分散，不能形成有战斗力的独立作战单位。俗谓“兵败如山倒”。预为战败之谋尚且如此，况无如此准备者。
另外，还要讲一点的是，三国时代，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都受鼎足之势的制约。因此，曹魏的政策不能不对吴蜀战争及其最终结果产生间接或直接的影响。无疑，曹操接受孙权“讨关羽自效”是正确的，已如前述。但曹丕不乘蜀吴争战之机用兵，反而接受孙权称臣，封权为王，这对曹魏来说，是失掉了一次极好的“蹙吴”机会；而对吴、蜀来说，客观上等于支持了孙权，制约了刘备。
曹丕谋作“壁上观”的策略，使吴得以暂释后顾之忧，而蜀则不得不再从仅有的四万兵力中分出八千重兵，以备不虞，从而削弱了战斗力。
第十章 决策新变
吴黄武元年（蜀章武二年，魏黄初三年）①八月，刘备败归白帝，吴蜀战争基本结束。而时之曹丕已经甚明孙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足”，后悔不听刘晔乘机伐吴之言，正在酝酿新的行动。
适应新的形势，孙权应付魏蜀两国的决策又有了新的变化。
一、两手对曹魏
历史表明，孙权为了获得西抗刘备的支持和封王，实际上曾经假意答应过送子为质等许多条件。只是每到动真格的时候，便“多设虚辞”而虚与委蛇。既然“诚心不款”，便给曹魏提供了借口，最终也就脱不了兵戎相见的结果。
虚与委蛇
孙权大败刘备，陆逊“临陈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② 然后，立即遣使向曹丕报告。《三国志•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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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是年孙权四十一岁，虽未称帝，但毅然改元，以示自己不奉曹魏和蜀汉正朔。他改元黄武，同魏改元黄初含有同样意思。胡三省说，“吴改元黄武，亦以五德之运承汉为土德也”。以五德终始论，汉为火德。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传》注引《吴历》说：
权以使聘魏，具上破备获印绶及首级、所得土地，并表将吏功勤宜加爵赏之意。
曹丕为了表示庆贺，特派使者赠送鄙子裘、明光铠、骅马，并且用白色帛绢抄写自己的著作《典论》及诗赋与权。同时，还特下诏文，赞扬孙权的功劳，鼓励其以前人为鉴，穷追敌人，“务全独克”。诏文说：
老虏（按：指刘备）边窟，越险深入，旷日持久，内迫罢弊，外困智力，故现身于鸡头（按：山名，在今湖北荆门境），分兵拟西陵（按：即夷陵），其计不过谓可转足前迹以摇动江东。根未著地，摧折其支，虽未刳备五脏，使身首分离，其所降诛，亦足使虏部众凶惧。昔吴汉先烧荆门，后发夷陵，而子阳（按：公孙述字）无所逃其死；来歙始袭略阳，文叔（按：刘秀字）喜之，而知隗嚣无所施其巧。①今讨此虏，正似其事，将军勉建方略，务全独克。
孙权决策已定，自然不会听曹丕的。吴兵后撤，曹丕完全明白了孙权不惜称臣、纳贡的本意及其战略重点的新变（实为逐步回复到原来的联蜀抗魏立场）。魏三公（按：时魏之三公应当是太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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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后汉书•吴汉传》和《来歙传》。建武十一年，后汉大将吴汉，破公孙述于荆门；建武八年，来歙突袭略阳，斩隗嚣守将。
锺繇、司徒华歆、司空王朗）联名上奏，数孙权罪十五条，鼓动曹丕立即“移兵进讨，亦明国典”。三公奏文很长，其要略为：
第一，陈述削藩之要：
臣闻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国有家之所慎也。昔汉承秦彝，天下新定，大国之王，臣节未尽，以萧（何）、张（良）之谋不备录之，至使六王先后反叛，已而伐之，戎车不辍。又文、景守成，忘战弭役，骄纵吴、越，养虺成蛇，既为社稷大忧，盖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