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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此路兵，魏虽小胜而无大获，吴虽不利而无大失。总之，曹丕三路伐吴的战争，双方互有所得，互有所失，谁也没有占到很大便宜。但从战略上看，曹丕没有取得预期成果，是“失败”；孙权顽抗敌人来犯，使曹魏不能逞其志，是“成功”。
再抗魏军
如果说，曹丕在黄初三年（吴黄武元年）九月三路伐吴和十一月至次年三月御驾南征算是两次用兵的话（按：从作战实体看，也可算做一次），那么黄初五年（吴黄武三年，公元224年）八月，曹不又第三次兴兵伐吴。
此期间，魏蜀吴三方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刘备亡故，诸葛亮遣使修好于吴，吴蜀复通，孙权又可全力对魏，如史所载，“遂绝魏，专与汉（蜀）连和”。① 甚至还主动向北示兵，如《三国志• 贺齐传》载，起初孙权戏口（今地不详）守将晋宗“以众叛如魏，还为蕲春太守”，此时孙权“出其不意，诏（贺）齐督糜芳、鲜于丹等袭蕲春，遂生虏宗”。
对于曹丕此次“兴军伐吴”，侍中辛毗竭力谏阻。他认为，“吴楚之民，险而难御……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夫庙算（按：行兵前朝廷中的谋划）而后出军，犹临事而惧，况今庙算有缺而欲用之，臣诚未见其利也。先帝（曹操）屡起锐师，临江而旋。今六军不增于故，而复循之，此未易也。”曹丕不听，遂“于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颖，浮淮如寿春。九月，至广陵（治今江苏扬州东北）。”②
《三国志•徐盛传》、《资治通鉴》卷70记载，“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吴安东将军徐盛建计，“植木衣苇，为疑城假楼（按：胡三省注云，植木于内，以苇席遮外），自石头至于江乘（今江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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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70，魏文帝黄初四年。
② 《三国志•魏书•辛毗传》。
容），连绵相接数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舰于江。”曹丕到广陵，“望围愕然，弥漫数百里，而江水盛长，便引军退”。不由长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①
此次战役，秋汛未过，“帝（曹丕）御龙舟，会暴风漂荡，及至覆没”。孙权知曹丕不能有所作为，所以没有亲临前线。《三国志•刘晔传》记载，曹丕“幸广陵泗口，命荆、扬州诸军并进”。丕问群臣：“权当自来不？”许多人都说：“陛下亲征，权恐怖，必举国而应。又不敢以大众委之臣下，必自将而来。”只有刘晔认为不可能。果然如此，曹丕“大驾停住积日，权果不至”，于是退兵。
黄初六年（吴黄武四年，公元225年）三月，曹丕第四次伐吴。三月“辛未，帝为舟师东征”，五月至谯。御史中丞鲍勋谏阻，说：“王师屡征而未有所克者，盖以吴、蜀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往年龙舟飘荡，隔在南岸，圣躬蹈危，臣下破胆，此时宗庙几至倾覆，为百世之戒。今又劳兵袭远，日费千金，中国虚耗，令黠虏玩威，臣窃以为不可。”曹丕大怒，给了鲍勋以降职处分并于兵罢之后找个理由将其杀死。② 八月，曹丕“遂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从陆道幸徐。九月，筑东巡台。”十月，军至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一时间，曹丕踌躇满志，诗兴大发，于马上留下名诗一首：
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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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70，魏文帝黄初五年。
② 《三国志•魏书•鲍勋传》。
猛将怀暴怒，胆气正从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古公（按：指周人祖先古公亶父）宅岐邑，实始翦殷商。孟献营虎牢，郑人惧稽颡（按：《左传》襄公二年，孟献子“请城虎牢以逼郑”）。充国务耕植（按：指汉赵充国屯田），先零自破亡。兴农淮、泗间，筑室都徐方。量宜运权略，六军咸悦康；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
但是，面对吴人严兵固守，水面结冰，船只不得入江，曹丕又一次眼望大江不由惊叹：“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归。据载，归时，吴兵将其截杀了一顿。吴扬威将军孙韶“遣将高寿率敢死之士五百人，于迳路（小路）要击帝（曹丕）。帝大惊。寿等获副车、羽盖以还”。①可见其状，相当狼狈。魏军战船数千统统搁浅动不了，幸蒋济想法“遏断湖水”，船只才驶入淮中，得脱而还。黄初七年正月，曹丕回到洛阳，开始认识到自己不是善于用兵的人，对蒋济说：“自今讨贼计画，善思论之。”②
总的来看，曹丕对于三国鼎立的形势一直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在军事和处理同吴、蜀的关系上都出现了错误。该出兵时不出兵，错过战机；不该出兵时出兵，构恶关系。孙权利用了曹丕的错误和弱点，对魏外卑而内亢，从来不抱幻想；用得着时，借魏胁蜀，用不着时，考虑到自身的长远利益，则联蜀抗魏，纵横捭阖真还有点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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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录》。
②《三国志•魏书•蒋济传》。
二、不再向魏称藩
魏黄初七年（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五月，年仅四十岁的魏文帝曹丕死了，儿子曹叡继位。魏明帝曹叡忙于内务，一时无暇西征南讨。
“叡不如丕”
孙权在曹丕死后，对曹氏祖孙三人做过长篇分析，基本的结论很正确：丕不如操，叡不如丕。
据说，曹丕死后，陆逊曾向孙权上表，“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深于操时”。这说明，陆逊把曹叡的能力估计得很高，从而对魏吴间的形势预测得也过于悲观。孙权不同意陆逊的观点，“以为不然”。
首先，孙权对操、丕、叡三人作了对比，认为：“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用“曹丕万不及操，叡又万不及丕”一类的语言刻画曹叡，可见鄙视之甚。其次，对于曹叡上台后推行的惠民政策也极贬抑，以为只是一些“欲以自安”的屑小举措，不足以兴邦定国：“其所以务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强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宁是兴隆之渐邪！”
第三，指出曹叡“威柄不专”，必致后患，理由有二：（一）他说：“闻任陈长文（群）、曹子丹（真）辈，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专，则其事乖错（按：曹丕死前，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四人，'并受遗诏辅嗣主'）。如昔张耳、陈余（按：张、陈均汉初人），非不敦睦，至于秉势，自还相贼，乃事理使然也。”（二）他认为，陈群之徒，过去“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耳”，后来，曹丕继业，“年已长大，承操之后，以恩情加之，用能感义”，现在，“叡幼弱，随人东西”，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陷怼，转成嫌贰。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进而指出，“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离刺转相蹄啮者也！强当陵弱，弱当求援，此乱亡之道也。”
第四，孙权认为陆逊对曹丕死去以后魏国形势的认识，是其一生中的一次失误，因对诸葛瑾说：“子瑜，卿但侧耳听之，伯言常长于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①
孙权的话，实是抓住由头大做舆论上的准备，自然有一定道理。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不会有主动向北耀兵，就不会有不久以后自立为皇帝的大举，也就不会有不断加强绝魏睦蜀的新举措，从而也就不会出现真正意义的三个帝国的鼎立局面。
主动示兵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所以曹丕死后不久，孙权便主动出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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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按：南朝宋人裴松之不同意孙权的见解，认为：“魏明帝（曹叡）一时明主，政自己出，孙权此论，竟为无征，史载之者，将以主幼国疑，威柄不一，乱亡之形，有如权言，宜其存录以为鉴戒。”
但成效不好。
（1）《三国志•吴主传》说，黄武五年“秋七月，权闻魏文帝崩，征江夏，围石阳（在今湖北应城境），不克而还。”对于这次战役，主攻方因为无功而还，所以历史记载较少，相反被动方的记载却相对较多。《文聘传》说：“孙权以五万众自围（文）聘于石阳，甚急。聘坚守不动，权住二十余日乃解去。聘追击破之。”《明帝纪》说：“八月，孙权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坚守。”朝议的时候众大臣“欲发兵救之”，曹叡则认为：“权习水战，所以敢下船陆攻者，几掩不备也。今已与聘相持，夫攻守势倍，终不敢久也。”曹叡分析得对，魏吴两军“相持”，魏方仅增小股兵力，便将吴兵赶走了：“先时遣治书侍御史荀禹慰劳边方，禹到，于江夏发所经县兵及所从步骑千人乘山举火，权退走。”①战争中，吴国的江夏太守孙奂表现比较突出，受到封赏。《孙奂传》说：“权攻石阳，奂以地主，使所部将军鲜于丹帅五千人先断淮道。自帅吴硕、张梁五千人为军前锋，降高城，得三将。大军引还”。孙权见奂军阵整齐，高兴地说：“初吾忧其迟钝，今治军，诸将少能及者，吾无忧矣。”
（2）派诸葛瑾、张霸等寇襄阳，瑾败霸死。《三国志•明帝纪》说，魏以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对付诸葛瑾，“讨破之，斩霸”。《晋书•宣帝纪》说；“及孙权围江夏，遣其将诸葛瑾、张霸并攻襄阳，帝（司马懿）督诸军讨权，走之。进击，败瑾，斩霸，并首级千余。”司马懿因功被升迁为骠骑大将军。
（3）以别将侵扰寻阳（治今湖北黄梅西南），一将被杀，两将投敌。《三国志•明帝纪》载，魏以征东大将军曹休“又破其别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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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寻阳。”《曹休传》载，“吴将审德屯皖，休击破之，斩德首，吴将韩综、翟丹等前后率众诣休降。”
孙权主动发兵数股扰魏，大都失利。但其重要意义不容忽视。这标志着双方关系发生了新的转折。他不再向魏称藩，而是完全结束了称臣的历史，谋称尊号，积极把自做皇帝的目标提到了日程上。
大战曹休
黄武七年（魏太和二年，蜀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孙权与曹休大战。
从整体战略看，黄武以来孙权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是准备大战曹魏的组成部分。除了上述主动示兵外，为了便于用兵和解除北战曹魏的后顾之忧，孙权还先后出兵收拾了叛投魏国的将领晋宗和阴与魏国相呼应的鄱阳大帅彭绮。
史载，“先是（吴）戏口守将晋宗杀将王直，以众叛如魏，魏以为蕲春（治今湖北蕲春西北）太守，数犯边境”，并向孙权的驻跸地武昌骚扰，“图袭安乐（在今武汉市境），取其保质”。孙权“以为耻忿”，黄武二年（魏黄初四年）六月，令后将军贺齐率领糜芳、鲜于丹、刘邵、胡综等“出其不意”袭蕲春，活捉了晋宗。①
黄武四年（魏黄初六年）十二月，鄱阳人彭绮“自称将军，攻没诸县，众数万人”，并“自言举义兵，为魏讨吴”。曹魏朝臣都很高兴，以为“因此伐吴，必有所克”。魏明帝曹叡问中书令孙资，孙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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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贺齐传》、《胡综传》，《资治通鉴》卷70，魏文帝黄初四年。
不同意，认为鄱阳宗人前后数有举义者，“众弱谋浅，旋辄乖散”，孙权肯定有办法对付他们，所以彭绮也靠不住。①果然，黄武六年（魏太和元年）春，孙权派解烦督胡综和鄱阳太守周鱿出兵将其生擒了。
孙权决定发动大战曹休的对魏战争，绝非贸然行动，而是考虑了当时的形势。就自己一方说：（1）镇抚山民近年又取得了成功；（2）巩固内部统治和南抚交阻的“柔远”举措都有成效；（3）称帝活动正在加紧进行，对于提高孙权的威望和军民团结产生了积极影响；（4）经过夷陵之战，士气旺盛。就客观形势说，最为重要的是魏蜀吴三方态势的新变化，更容易让孙权迅速做出策略上的新调整。这种新变化表现在：（1）吴蜀复通（后详），减轻了西面的军事压力；（2）魏文帝曹丕死了，明帝曹叡初登帝位，忙于人事、政务、军务的新调整；（3）诸葛亮率军伐魏，已经“北驻汉中”了。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今甘肃西和西北），虽然是先胜后败，但对魏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建兴六年（魏太和二年，吴黄武七年，公元228年）春，（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今陕西眉县西南）取郿（治今眉县北），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今陕西汉中北）。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天水（今甘肃通渭西北）、安定（今甘肃定西）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曹魏对于诸葛亮来犯，很感突然，《资治通鉴》说：“始，魏以汉昭烈（刘备）既死，数岁寂然无闻，是以略无备豫；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于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应亮。”因此，曹叡不得不亲率重大兵力对付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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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资治通鉴》卷70，魏文帝黄初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