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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吴之诸将并没有积极抵抗，而是按照既定方略，既然不能缨其锋，两兵相接，即主动后撤，引敌深入。
吴黄武元年（蜀章武二年，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正月，刘备进驻秭归，继而大进。偏将军黄权深恐长驱有失，试图劝刘备稳扎稳打，因谏刘备说：“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刘备不仅不听黄权的意见，而且以为黄权阻军，即“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而“自在江南”。①刘备命令吴班、陈式水军攻夷陵。“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控制了长江两岸和水道。并且“自很山（今湖北长阳西。很，音恒）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赐以金锦，授以官爵，因而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从而增强了力量。
二月，刘备自秭归渡江东进，“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而以“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相拒于夷陵道”。②双方展开了战略与战术的角逐。
五月，刘备已从巫峡、建平（吴分宜都郡置建平郡，治今重庆巫山）连营至夷陵界，立数十屯，绵延七百里。陆逊大步后撤，坚守不战。刘备“先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欲以挑战”；陆逊的将领们见吴班兵少，“皆欲击之”，陆逊以为不可，对大家说：“此必有谲，且观之。”并向大家阐述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的重要性：“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厉将士，广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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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黄权传》。
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驰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罢（罢，通疲）于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大家还是不理解，以为陆逊怯懦畏敌，“各怀愤恨”。刘备的诱敌之计不能得逞，遂将埋伏在山谷中的八千伏兵调出。陆逊借此因对诸将说：“所以不听诸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①诸将始服。
刘备在攻夺猇亭的同时，另以将军张南为先锋，自秭归南岸长驱东南，将孙权的族侄、安东中郎将孙桓所部万余人包围在夷道。试图引陆逊出战。孙桓求救于陆逊。陆逊说：“未可。”诸将说：“孙安东公族，见围已困，奈何不救？”陆逊回答说：“安东得士众心，城牢粮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欲不救安东，安东自解。”据说，后来陆逊得计，刘备大溃，孙桓见到陆逊说：“前实怨不见救，定至今日，乃知调度自有方耳。”②
吴兵与刘备的主力部队，自正月至六月相拒于夷陵、虢亭间，数月不决。吴军，以逸待劳，养精蓄锐，枕戈待发；蜀兵，师老兵疲，士气低落，懈于再战。一种新的战争对比形势正在起变化。
重拳出击
《三国志•吴主传》载：“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陆）逊随轻重以兵应拒”。
陆逊先以轻兵试敌，派部将宋谦等攻刘备五屯，“皆破之，斩其将”。陆逊逐步认清了刘备的弱点，一个完整的破敌计划渐趋完成。因而给孙权上疏，剖析敌我形势说：“夷陵要害，国之关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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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②《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陆逊所言，要在三不：一为夷陵不可失，失之荆州难保；二为刘备不可怕，因为他既违天时地利之宜，又乏用兵之能。的确是这样，刘备一生置身军旅，名气也不小，但打胜仗的时候很少，临战败走的时候很多。现在又舍船就步，处处结营，而且所置营寨，缺乏应战之变，破之不难。三为安定孙权，让他高枕无忧，“不以为念”。
闰六月，陆逊决定反攻。诸将感到困惑，表示疑义，齐声说：“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陆逊对大家说：“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掩角此寇，正在今日。”陆逊先令部队攻刘备一营，试其兵力虚实，观其营寨设施，结果“不利”。诸将皆表示不满说：“空杀兵耳。”（意谓白白让士兵送死）但陆逊却从战斗中得到了有益的启发，因而高兴地对大家说：“吾已晓破之之术。”于是命令士兵“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结果获得大胜。
历史记载，吴振威将军潘璋与陆逊并力拒刘备，“部下斩备护军冯习等，所杀伤甚众”；
昭武将军朱然，先督五千人与陆逊并力拒备于宜都，继而别攻，“破备前锋，断其后道，备遂破走”；
偏将军韩当，配合陆逊、朱然，“共攻蜀军于涿乡（今湖北枝城西北），大破之”；
安东中郎将孙桓，年仅二十五岁，“与陆逊共据刘备。备军众甚盛，弥山盈谷，桓投刀奋命，与逊戮力，备遂败走”；
建武将军徐盛“攻取诸屯，所向有功”；
绥南将军诸葛瑾、建忠郎将骆统、兴业都尉周胤亦皆率其所部自公安、孱陵（今湖北公安南）进击猇亭。
吴军主力在陆逊的号令下，齐集虢亭，大战刘备，“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刘备之将军杜路、刘宁等穷途末路投降了东吴。①
刘备虢亭大败，退守马鞍山（今湖北宜昌西北。一说在宜都西、长阳南），“陈兵自绕”（意为周围布兵设防）。陆逊紧逼山下，将其团团围住。《三国志•陆逊传》载，"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刘备）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刘备自知难于在马鞍山立足，即趁夜黑率轻骑突围，向西北方向遁逃。士兵溃散，幸得“驿人自担烧铙铠断后”，有效地阻滞了吴军的前进的步伐，刘备才得脱身，回到白帝城。②刘备当时大概只有部分近卫跟随，败状之惨，史谓：“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③
刘备败得如此惨重，大为惭恚，不禁长吁：“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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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参见《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潘璋传》、《朱然传》、《孙桓传》、《诸葛瑾传》等。
②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69说：“汉主初连兵入夷陵界，沿路置驿，以达于白帝。及兵败，诸军溃散，惟驿人自担所弃铙铠，烧之于隘以断后，仅得脱也。”《水经注》说：“烧铠断道处，地名石门，在秭归县西。”杜佑《通典》说：“归州巴东县有石门山，刘备断道处。”
③《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另，《三国志•孙桓传》载，孙桓率部，奋力直追，竟绕过刘备，断其归路，“斩（断）上夔道（指长江三峡，秭归、巴东、奉节一线），截其径要”。要塞被吴占有，近路为吴所截，刘备只有带着很少的人“逾山越险”，狼狈之状可见。因此他又不禁忿恚而说：“吾昔初至京城（今江苏镇江），桓尚小儿（孙桓战刘备时年龄仅25岁），而今迫孤乃至此也！”
据载，蜀军在败退过程中，将军傅肜、从事祭酒程畿都表现了英勇的精神。傅肜殿后，“兵众尽死，彤气益烈。吴人谕之使降，彤骂曰：‘吴狗，安有汉将军而降者！'遂死之。”程畿溯江而退，吴兵即将追及，“众曰：‘后追将至，宜解舫轻行。’畿曰：‘吾在军，未习为敌之走也。’亦死之。”①
刘备败退，黄权军在江北，道路隔绝，不得西还，不得已率其所部投降于魏。侍中马良所督五溪蛮众亦为吴将军步骘所败，马良战死。
适时而止
《三国志•先主传》说，刘备“自虢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永安，治所在白帝城。吴遣将军李异、刘阿等紧追其后，进屯白帝南面的南山。
刘备急召留督江州的赵云。赵云勒兵到达永安，遏住颓势，使永安周围的军事态势发生了变化。刘备由绝对的军事劣势变为可以重新组织新的进攻；孙权则因深入过急，而后需难继。一种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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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69，魏文帝黄初三年。傅肜，《华阳国志•刘先主志》作傅彤。
局部地区的军事平衡，又在特定条件下形成了。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而且更重要的是曹魏伐吴的征兆已经表现出来，因此孙权又作出了富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调整。
《陆逊传》载，“备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禽，乞复攻之。”就当时的情况看，诸将联合，遽取白帝而擒刘备不是没有可能。但孙权明白，如果这样，大军必然胶着与西，而无力对抗曹魏来犯。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孙权征求陆逊等人的意见，“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
孙权、陆逊决策既定，即命刘阿等自南山撤兵，驻守巫县（今重庆巫山）。
秋八月，刘备“收兵还巫”。蜀吴相拒于巫。自巫而东，荆州全境，蜀汉不复再有。
三、吴胜蜀败的必然性分析
刘备失败，自谓：“吾之败，天也。”①这是不愿从自我检讨的角度去总结战争。很清楚，两家胜败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而其主观方面又当是最为主要的。
战争的结局，证明了孙权的用兵之得。
第一，战备充分。孙权击杀关羽以后，深知刘备必然发兵复仇，虽然试图谋和，但不抱幻想，因此在战备上做了充分的准备，已如前述，不赘。
第二，战略正确。一是避免两面作战，同魏修暂时之好，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刘备。非如此，他不能，也不敢将其主力部队和诸多重要将领置于夷陵前线。也正为此，刘备兵有后顾，既要置兵汉中，又要防魏侧击，兵力本来不多，竟然又需遣黄权率八千兵防魏，大大分散了兵力，削弱了战斗力。二是先取战略防御，不惜大步后撤，迫使刘备拉长战线、分散兵力，从而使战斗力量的对比不断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时机成熟，一举歼敌。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指出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②
第三，选帅得人。孙权重用陆逊，足见其很有知人善任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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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阳国志•刘先主志》。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当时，历有战功，且职爵或年资高于陆逊的宿将如朱然、吕范、韩当、凌统、徐盛等俱在，但是不三年，却将相对年轻的陆逊由校尉遽拔为偏将军，抚边将军，右护军，镇西将军，封侯，进而临变受命为大都督，假节，督兵抗敌。升迁之快，世所少有。因而诸将多有不服者。实践证明，陆逊是当之无愧的帅才。一是打败关羽以后，他在不长的时间里有效地控制了新得荆州之地：他领宜都太守，迫使刘备的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并致“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他从孙权那里请得权力，可以代表孙权以金银铜印“假授初附”，从而很快地变敌为友，稳定了地方秩序；他遣将军李异、谢旌等率三千人继破蜀将詹晏、陈凤，“又攻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大破之”，又破降已经归蜀为将的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等，“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他连打胜仗，拓展了土地，获得了地方势力和“蛮夷”君长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下级将吏的信任和爱戴。二是他熟悉兵法，甚通谋略，能屈能伸，善知制敌而不制于敌的策略。屈能卑辞而下之，麻痹敌人，蓄势待发，被人视为畏进怯敌；伸能统兵长驱，“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前后不及两月，即全收失地，把刘备赶回到了东征的出发点上。三是他尤知御将之要，刚柔相济，最终能够把资深老将团结在自己周围，全力对敌。陆逊大步后退、坚守不出的方针，被部下诸将视为怯敌，纷纷表示不满。据载，“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恃，不相听从。逊案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剪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备，计多出逊，诸将乃服。”后来，孙权听说这件事，因问陆逊：“君何以初不启诸将违节度者邪？”陆逊回答：“受恩深重，任过其才。又此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虽驽儒，窃慕（蔺）相如、寇恂相下之义（按：春秋赵国相蔺相如，后汉光武时颍川太守寇恂，都以善处同僚关系著称），以济国事。”表现出了一位智勇兼备的统帅的风范：容众、果断、知己知彼、刚柔相济、善谋大局。孙权对于陆逊的回答非常高兴，“大笑称善，加拜逊辅国将军，领荆州牧，即改封江陵侯”。①
第四，地势之利。历史表明，自刘备谋蜀起兵之日起，孙权也同时加紧了谋得荆州的行动。及至关羽败死，孙权已完全控制了长江水域及其临江诸郡、沿岸战略要地，迫使刘备只能沿江布兵，连营向前。七百里布兵，自然兵力严重分散，后方既远，又乏两厢策应，蜿蜒如同长蛇，一旦头部遭到致命打击，全身立即瘫痪。
战争是双方的，胜败自有两方面的因素。就刘备方面说，表现出来的弱点非常突出。
（1）从战略上说。
第一，他早此支持关羽伐吴，构恶双方关系，即已违背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总的战略方针，在自己力量尚未丰实的情况下，促使孙吴在一段时间内改变策略，向魏称臣，提前了谋取荆州全境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