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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辞奉章”，谋求北方边境的暂时稳定
建安二十四年以后，孙权为了专力对付关羽和刘备，不惜“卑辞奉章”，北结曹魏。这是具有重大远见的政治和军事谋略。用今天的话说，他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收获。不仅获得封王，而且获得了北方边境的相对暂时稳定，得以专力向西。具体内容前面大多已经述及，不再重复。仅列一个时间表如下，便可看出夷陵战前孙权的心态和谋略调整重点。
（1）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关羽攻曹将曹仁于樊；八月，曹将于禁以及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等投降关羽；十月，许昌以南，乱民“遥应关羽，羽威震华夏”。曹操感到威胁，“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并且遣人劝孙权出兵抄关羽的后路，事成之后，“许割江南以封权”。
（2）关羽北上、东向，得志猖狂，孙权深感关羽对吴已经构成了威胁。“关羽得志，权不愿也”。吕蒙献策，与其北拒曹操取徐州，“不如取关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孙权同意吕蒙的主张，因即响应曹操的出兵之约，开始部署对关羽的战争。十月，孙权正式做出重大决策，由联刘抗曹转变为联曹制刘，上书曹操，“请以讨羽自效”。
（3）十一月，孙权乘关羽被曹操打败之机，以左护军、虎威将军吕蒙兵出寻阳，直捣关羽老巢江陵以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取宜都，屯夷陵，守西陵峡口，断关羽西窜之路。
（4）十二月，关羽“自知孤穷，西保麦城”，孙权伏兵获关羽及其子关平于章乡，斩之，遂定荆州。孙权虽然获得胜利，但又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于是将关羽的首级送给曹操，以诸侯礼葬其尸骸。
（5）夺得荆州以后，孙权即以被刘备软禁在南郡公安的刘璋继为益州牧，驻秭归，以示对刘备自领益州牧的不承认。
（6）同月，孙权向曹操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劝曹操做皇帝。曹操以汉朝廷的名义封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南昌侯。曹孙两家的政治交易暂趋完成。
（7）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一至七月，曹丕继为魏王，掌汉政。孙权遣校尉梁寓入贡；派人入魏“市马”；遣返前时（建安十九年闰四月）所获魏庐江太守朱光；再次“遣使奉献”。
（8）黄初元年十月，曹丕称帝。对于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魏帝的这样大事，西蜀反应强烈，大骂曹丕“载其凶逆，窃据神器”，而孙吴不作片言的公开反映。
（9）黄初二年（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四月，刘备自称蜀汉皇帝，自谓修汉社稷，"嗣武二祖（刘邦、刘秀），龚行天罚"，以汉家正统自居。孙权坦然处之，不作祝贺，也不公开谴责。
（10）八月，孙权遣使向曹丕称臣，并礼送前被关羽所获而后归吴的于禁回魏。在魏、（蜀）汉两个皇帝之间，选择了曹魏，把政治砝码放到了曹丕一边。
（11）十一月，孙权坦然地接受曹丕所给的吴王封号。
（12）同月，孙权受封之后，立即派人“入谢”，并且再献方物。他用简单的话语表达了他对曹丕求索方物的战略考虑：“方有事于西北，江表元元，恃主为命……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
（13）十二月，曹丕欲封孙权子孙登为万户侯，试图引以为质，孙权则即立登为太子，“以登年幼，上书辞封”。这是惟一没有按照曹魏要求办的事，因此被魏认为，孙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①
实践证明，孙权的决策，总的来看，是非常正确的，即以卑下之态，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有效地稳住了曹丕，从而得以专力对付刘备。
向蜀请和，做好战和两手准备
吴蜀战争势所难免，而且战争的前景堪忧。因此，孙权曾经试图和平解决，向蜀请和。
孙刘之间每有纠葛，孙权往往利用诸葛兄弟的特殊关系，让诸葛瑾出面交涉。史载，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从讨关羽”有功，被孙权封为宣城侯，领南郡太守，住公安，直接与蜀军相拒。黄初二年（蜀章武元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七月便即发兵东向。战争之箭已在弦上，孙权做了最后的和平努力，向刘备求和，授意诸葛瑾给刘备写信说：
奄闻旗鼓（按：指刘备）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按：指荆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暂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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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参阅《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文帝纪》和《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吕蒙传》，《三国志•蜀书•刘璋传》等。
②《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
此信内容，除了求和本意外，有两点特别应该注意：第一，称刘备为“陛下”。这等于是正式宣布，承认刘备自称汉皇帝的合法性（按：实际也是为孙权自立皇帝伏笔）；第二，所谓“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云云，实际是要刘备明白，曹魏才是吴蜀首先应该共同对付的敌人。这充分表露了孙权首鼠两端的态度。这种话，当时自然不能由孙权直接、公开地表述出来。
孙权的良苦用心，诸葛瑾的说教，不能说动刘备。对于诸葛瑾的这封信，历史评论家有两种意见。南朝宋人裴松之认为，在刘备的眼里，时之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是为翦宗子勤王之师（按：指杀关羽，夺荆州），纾曹公移都之计（按：意谓帮助曹氏父子篡汉得逞）”，“义旗所指，宜共在孙氏矣”。况且自己与关羽，“有若四体，股肱横亏，愤痛已深，岂此奢阔之书所能回驻哉？”因此，完全是一篇废话，"载之于篇，实为辞章之费"。①元人胡三省则认为，“诸葛瑾之言，天下之公也，使汉主因此与吴解仇继好，魏氏其旰食乎（按：旰食，晚食。此谓寝食不安，不能按时吃饭）！”②
刘备的大兵已达白帝，孙权此举实属知不可为而为之。说准确点，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当时，他的军事部署已经到位了。
二、战前的军事备战和战争过程
蜀是战争的发动者，但相对来说，刘备忙于称帝，很少战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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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裴注。
②《资治通鉴》卷69，魏文帝黄初二年，胡三省注。
考虑。对魏，他固然难谋进取，但也不思暂时缓和的策略，反使其得机平定了西北地方叛乱，从而构成了北面的后顾之忧；用人失误，孟达被迫降魏，丢失了东出的战略要地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借称帝之机，大骂曹魏，将其置于“篡盗”的位置上，进一步构恶双方的关系。因此，刘备面临着两面备兵的军事局面。从战略上说，刘备即已先输一着。从战术上说，刘备虽为主攻一方，但并未充分准备，从开始之时起，便即伏下了必败的因素。
吴国君臣在战争问题上的认识比较一致，因而能够上下同心，协力备战。
移都武昌，以利督战
孙吴本都建业（今南京），征战关羽期间，孙权亲临前阵至公安；此时又自公安徙都鄂（今湖北武昌）。史载，黄初二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并即下达两项措施加强武昌的地位，先是宣布“以武昌、下雉（治今湖北阳新东南）、寻阳（治今湖北黄梅西南）、阳新（湖北今县）、柴桑（治今江西九江西南）、沙羲（在今湖北武汉市境）六县为武昌郡”，扩大武昌的直接统辖地区；继而，八月“城武昌”，修筑武昌城防，作长期抵抗蜀汉的准备。诚如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所说，"既城石头，又城武昌，此吴人保江之根本也。”
同时，孙权命令诸将提高警惕，加强武备。他在命令中告诫说：
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昔隽不疑汉之名臣，于安平之世刀剑不离于身，盖君子之于武备，不可以已。况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轻忽不思变难哉？顷闻诸将出入，各尚谦约，不从人兵，甚非备虑爱身之谓。夫保已遗名，以安君亲，孰与危辱？宜深警戒，务崇其大，副孤意焉。①
孙权把指挥部自公安东撤至鄂，有两大意义，一是后撤可避蜀军之锋；二是武昌形势险要，都武昌而不返建业，不仅便于督战和临事决议，而且必给三军全力抗蜀以重大鼓舞。
孙权“宜深警戒，务崇其大”的告诫令，强调了“存不忘亡，安必虑危”的古训和形势的严峻，让上下人等都把准备战争的这根弦绷紧起来。
重地部兵
《三国志•陆逊传》载，“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
具体部署是：
大都督、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驻守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以为本营；
第一道防线，振威将军、固陵太守潘璋守秭归，将军李异、郎将刘阿等守巫山（今重庆巫山）、巴山（今四川巴东东北）、兴山（今湖北兴山南）等地；
第二道防线，安东中郎将孙桓守夷道（今湖北枝城西北），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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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军宋谦屯枝江（今湖北枝江东北），建武将军、庐江太守徐盛屯当阳
第三道防线，昭武将军朱然与偏将军领永昌太守韩当共守江陵，绥德将军领南郡太守诸葛瑾则屯守南岸公安，兴业都尉周胤（周瑜次子）率兵千人助守，建忠中郎将骆统屯孱陵（今湖北公安南）；
另以平戎将军步骘率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守益阳，武陵郡都尉鲜于丹守武陵，遥相策应；
同时，将本屯柴桑的平南将军吕范改拜为建威将军，封宛陵侯，领丹阳太守，治建业，镇守大本营；调濡须督、平虏将军周泰为汉中太守，拜奋威将军，封陵阳侯，固防西北，以防蜀军另路来犯；以裨将军朱桓代周泰为濡须督、安东将军贺齐“出镇江上”和相对较弱的力量，备边防魏于东线，以防不测。
其余诸将，如建忠中郎将骆统等大都随孙权驻守武昌，枕戈待命。①
无疑，这是一个立足于防御和后发制人、而且为实践所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军事战略部署，从而保证了吴兵处乱不惊，稳步后撤，最终消灭了来犯之敌。
主动后撤
刘备的称帝活动草草结束后，便于章武元年（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六月调动军队，七月正式率兵“东伐”。但相对来说，主攻一方的刘备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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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据《三国志》中吴国诸将本传；参考《中国历代战争史》第4册，译文出版社。
首先，蜀汉内部对于这场复仇战争的认识上下很不统一。
谋臣诸葛亮态度暧昧，明知难以取胜，却怀有冒险之思，所以不予切谏，客观上支持了刘备的错误行动。
宿将赵云持反对态度。《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说赵云力谏，“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刘备不听，不让赵云随征，而将其留督江州。
从事祭酒秦宓试图阻兵，陈说天时不利，被抓进了监狱。《华阳国志•刘先主志》载：“广汉秦宓上陈天时必无其利，先主怒，絷之于理（理，指狱官）。”
其次，刘备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此前刘备不仅获得了据有巴蜀的全面胜利，而且在对魏战争中也取得了许多成功，如张飞大破魏将张命于宕渠（今四川渠县）；自率兵进屯阳平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营于定军山”，破斩魏将夏侯渊；赵云设伏击魏兵，“魏兵惊骇，自相蹂残，堕汉水中死者甚多”。一时间，刘备的心气甚足，甚至对于一向很怕的曹操也不放在眼里了，竟说“曹操虽来，无能为也”，结果如愿以偿，“操与备相守积月，魏军士多亡（逃走）”，曹操被迫率领诸军返回长安，刘备遂有关中。如此诸多胜利，不仅使他敢于称王称帝，而且敢于指使关羽攻取襄樊，对魏吴同时用兵。关羽虽然失败被杀了，但他仍认为自己的兵力远超于吴，无须做更多的准备，也无须进行必要的整军练兵活动，从而也不严肃地考虑周密的布兵、进军规划。
第三，兵未动，张飞被部下杀死。史载，刘备将东征以复关羽之耻，命张飞率巴西兵万人，自阆中（今四川阆中）会江州（今重庆），“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飞，顺流而奔孙权”。张飞、关羽都是刘备的心腹猛将，但他们各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和缺点，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刘备常常告诫张飞说：“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但张飞始终不知觉悟。据说，刘备忽闻有人报告，“（张）飞营军都督有表”，即知张飞出了事，惊叹说：“噫！飞死矣。”①当时，张飞为蜀汉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镇守巴西，是刘备的最高军事将领，亦当是伐吴的主将。无疑，张飞之死，不仅失去了一位人称“万人之敌”的将领、削弱了军事力量，而且也会极大地影响三军士气。
张飞死了，赵云又不重用，战将魏延、马超防魏于北，可用之兵和善战之将便可想而知了。
章武元年七月，刘备自率兵四万余人，以将军吴班、冯习为左右领军，张南为前部，赵融、廖淳、傅肜各为别督，杜路、刘宁等各以所部随领军吴班及将军陈式等东征。尚书令刘巴，偏将军黄权，侍中马良，太常赖恭，光禄勋黄柱，少府王谋，大鸿胪何宗，太中大夫宗玮，从事祭酒程畿（继秦宓为从事祭酒），从事王甫、李朝等亦均随军出征。②
首战，刘备自江州至白帝（今重庆奉节东），指挥所设在白帝，督令将军吴班、冯习攻吴将李异、刘阿所守巫及兴山，进而向秭归进发。《三国志•先主传》说：“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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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三国志•蜀书•张飞传》、《华阳国志•刘先主传》。
② 参阅《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华阳国志•刘先主传》；《中国历代战争史》（四），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