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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吕蒙传》、《虞翻传》并注,及《三国志•魏书•于禁传》。
封吴王
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曹丕顺利完成了逼禅代立的程序以后,有效地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四月,刘备在蜀自立为(蜀)汉皇帝。嗣后,立即加紧部署对孙权的战争。七月,刘备“自率诸军击孙权”,孙权遣使求和,遭到拒绝。八月,吴蜀战争迫在眉睫,形势严峻。孙权为了避免两面作战,不得不“卑辞奉章”,向曹丕称臣。对于孙权的动机,《三国志•吴主传》注引《魏略》说:“权闻魏文帝受禅而刘备称帝,乃呼问知星者,己分野中星气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无以威众,又欲先卑而后踞(傲)之,为卑则可以假宠,后踞则必致讨,致讨然后可以怒众,众怒然后可以自大,故深绝蜀而专事魏。”实则问题没有那么复杂,最重要最现实的是孙权的战略重点必须如此定位:媾和魏国,专力对蜀。当时,许多事情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进行的。
面对孙权称臣,曹魏朝廷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三国志•刘晔传》记载,曹丕下诏令群臣讨论一下刘备会不会出兵为关羽报仇?大多数人认为:“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侍中刘晔则认为,刘备必定出兵报仇:“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及至刘备出兵击吴,“吴悉国应之,而遣使称藩”,魏国“朝臣皆贺”。据说,只有刘晔大唱反调。刘晔讲了很长一段话,要点略为:第一,揭开了孙权“求降”的实质:“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权前袭杀关羽,取荆州四郡,备怒,必大兴师伐之。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按:魏居中原,因称中国)承其衅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则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权善用兵,见策知变,其计必出于此。”第二,应该乘机亡吴:“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①
我在《曹操评传》一书所附《曹丕评传》中曾指出,曹丕对于自己的军事才能很自负,但算不上是军事家,更不是军事战略家,他的诸多军事行动,大都没有建树。所以,他看不到长远,只看到共同制蜀一点,失去了一次极好的伐吴机会。曹丕认为:“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必以为惧,其殆不可!孤何不且受吴降,而袭蜀之后乎?”刘晔针对曹丕之问,当即回答:“蜀远吴近,又闻中国伐之,便还军,不能止也。今备已怒,故兴兵击吴,闻我伐吴,知吴必亡,必喜而进与我争割吴地,必不改计抑怒救吴,必然之势也。”曹丕不仅不听,而且决定封孙权为吴王。刘晔急忙阻止:“不可。”随即陈述了三点理由,第一,王位太崇。指出:“不得已受其降,可进其将军号,封十万户侯,不可即以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也。”第二,为虎添翼。指出:“我信其伪降,就封殖之,崇其位号,定其君臣,是为虎傅翼也。”第三,增加了将来对吴用兵的困难。指出,孙权“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后,外尽礼事中国,使其国内皆闻之,内为无礼以怒陛下。陛下赫然发怒,兴兵讨之”,孙权即可告知其民说“我委身事中国,不爱珍货重宝,随时贡献,不敢失臣礼也,(魏)无故伐我,必欲残我国家,俘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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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
人子女以为童隶仆妾”,如此吴民“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战加十倍矣”。曹丕依然不听。
黄初二年八月丁巳,魏文帝曹丕正式策命孙权为吴王。十一月,遣太常邢贞将策书送达到吴。策书写得很长很隆重。先讲套话,表明自己继承“圣王之法”,以“君临万国”之尊,“秉统天机”,进行封赏。然后,赞扬孙权“天资忠亮”、“深睹历数,达见废兴”、“忠肃内发,款诚外昭,信著金石,义盖山河”。
最后讲述赐封的实质内容:
今封君为吴王,使使持节太常高平侯(邢)贞,授君玺绶策书、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将军使持节督交州,领荆州牧事,锡君青土,苴以白茅,对扬朕命,以尹东夏。其上故骠骑将军南昌侯印绶符策。今又加君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君绥安东南,纲纪江外,民夷安业,无或携贰。是用锡君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君务财劝农,仓库盈积,是用锡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礼教兴行,是用锡君轩县之乐。君宜导休风,怀柔百越,是用锡君朱户以居。君运其才谋,官方任贤,是用锡君纳陛以登。君忠勇并奋,清除奸慝,是用锡君虎贲之士百人。君振威陵迈,宣力荆南,枭灭凶丑,罪人斯得,是用锡君鈇钺各一。君文和于内,武信于外,是用锡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忠肃为基,恭俭为德,是用锡君租邕一封,圭瓒副焉。钦哉!敬敷训典,以服朕命,以勖相我国家,永终尔显烈。
这是曹丕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显示天子威风的重封异姓王的行动,所以显得特别自豪和大方。次年,所封曹彰、曹植等诸兄弟之同姓王,统统等而下之,不可同日而语。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份策书除了封王、加九锡,最为现实的是以下三点:第一,由骠骑将军升为大将军。东汉以来,“大将军,位丞相上”。①第二,假节变为持节。节是天子授予的权力凭证,持节就是持有天子给予的这种凭证,假节是假持节,就是凭节行使权力,带有某种临时性质。第三,增大封疆,不仅领荆州牧事,而且得到督领交州的许可。
对于是否接受魏封,孙权君臣多有不甘者。史载,“权群臣议,(群臣)以为宜称上将军九州伯,不应受魏封。”孙权不同意大家的意见,首先指出:“九州伯,于古未闻也。”然后道出受封实质:“昔沛公(刘邦)亦受项羽拜为汉王,此盖时宜耳,复何损邪?”“时宜耳”三字,生动地刻画出他的深谋远虑和受封时的实用主义心情。主动称藩和接受封王,统统是谋取更大事业的权宜之计。②后来,孙权做皇帝以前,曾把接受封王的战略考虑告诉大臣们:“往年孤以玄德(刘备)方向西鄙,故先命陆逊选众以待之。闻北(指魏)部分,欲以助孤,孤内嫌其有挟,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发,便当与西(指蜀)俱至,二处受敌,于孤为剧,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诸君似未之尽,今故以此相解耳。”③短短数语,一个善谋大略的政治家形象,被他自己生动地刻画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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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官仪》。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③《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历史还记载了一些相关故事,说明孙权君臣“诚心不款”和不愿把吴置于藩属地位的态度。《三国志•张昭传》载:“魏黄初二年,遣使者邢贞拜权为吴王。贞入门,不下车。昭谓贞曰:‘夫礼无不敬,故法无不行。而君敢自尊大,岂以江南寡弱,无方寸之刃故乎!'贞即遽下车。”《徐盛传》说:“权为魏称藩,魏使邢贞拜权吴王。权出都亭候贞,贞有骄色,张昭既怒,而盛忿愤,顾谓同列曰:‘盛等不能奋身出命,为国家并许、洛,吞巴、蜀,而令吾君与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邢贞听此话,不由感叹地对属下们说:“江东将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遣使谢封,再献方物
孙权接受封王后,即擢拔“博闻多识,应对辩捷”的知识分子、南阳人赵咨为中大夫,使魏,谢封。赵咨不辱使命,在曹丕面前把孙权和吴国上下人等大大吹嘘了一番。
曹丕问:“吴王何等主也?”赵咨回答说:“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曹丕问何以见得,赵咨说:“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陈,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①曹丕很欣赏赵咨的回答。
在曹丕眼里,孙权乃一武夫,因而颇带不屑的神情又问:“吴王颇知学乎?”赵咨非常巧妙地回答:“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元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指出了这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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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的内涵本质:魏文帝“好文章,故赵咨以此言讥之。”
曹丕又问:“吴可征不?”赵咨借用《管子》之语,坦然回答:“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备御之固。”
曹丕又问:“吴难魏不?”(按:意思是说吴是不是怕同魏为敌?)赵咨曰:“(吴)带甲百万,江汉为池,何难之有?”
赵咨的机警、谈吐颇使曹丕惊异,曹丕因问:“吴如大夫者几人?”赵咨虚张声势地说:“聪明特达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车载斗量,不可胜数。”
嗣后,赵咨“频载使北,[魏]人敬异”。赵咨为吴争了光,孙权“闻而嘉之”,升了他的官,“拜骑都尉”。
赵咨频使魏国,通过观察,知道魏吴之盟不可长久,因而对孙权说:“观北方终不能守盟,今日之计,朝廷承汉四百之余,应东南之运,宜改年号,正服色,以应天顺民。”无疑,此说对于孙权早在酝酿之中的称帝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①
由此可以看出,北方魏国固然“终不能守盟”,南方孙吴又何尝不是呢?双方都很明白,临时结盟只能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
曹丕继承了曹操常令地方藩镇送子为质的政策,为了制约孙权,是年十二月,便想用封孙权儿子孙登为万户侯的办法,令孙登入京受封,从而将其作为人质控制起来。孙权自然明白,即以四招应对:第一,以孙登“年幼,上书辞封”;第二,即立孙登为王太子,从而表明不便送出为质;第三,再次遣使“陈谢”;第四,再“献方物”。
前两项,详见本书第十一章。后两项,历史也有比较详细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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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参阅《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并注韦曜《吴书》。
载。《三国志•吴主传》说,孙权“重遣西曹掾沈珩陈谢”。沈珩同赵咨一样,不辱使命。韦曜《吴书》记载,沈珩“少综经艺,尤善《春秋》内外传。权以珩有智谋,能专对,乃使至魏。”是年十二月,曹丕刚刚“东巡”,因而见到沈珩便问:“吴嫌(按:意为不满)魏东向乎?”珩答:“不嫌。”问:“为什么?”沈珩以诚信守盟相答:“信恃旧盟,言归于好,是以不嫌。”曹丕又问:“听说太子会来受封,有这回事吗?”沈珩不作正面回答,婉转推说不知此事:“臣在东朝,朝不坐,宴不与,若此之议,无所闻也。”据说,曹丕“引珩自近,谈语终日。珩随时响应,无所屈服”。
沈珩回吴复命时,同赵咨一样着重申述了联盟不可久恃的问题,并献强国之策。他对孙权说:“臣密参(按:密参,指秘密考察)侍中刘晔,数为贼设奸计,终不久悫(音 què,诚实)。”因而提醒孙权:“臣闻兵家旧论,不恃敌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并献议四则,一曰“省息他役,惟务农桑以广军资”;二曰“修缮舟车,增作战具,令皆兼盈”;三曰“抚养兵民,使各得其所”;四曰“揽延英俊,奖励将士”。沈珩认为,只要这四条做到了,“则天下可图矣”。沈珩所论,虽属儒、法、兵家“教条”,但必定有所针对,因而对于孙权内图强盛,外谋周旋,自然会发生一定影响。沈珩“以奉使有称”,被封永安乡侯,后来官至吴国少府。
再献方物事,《三国志•吴主传》和注引《江表传》记载不同。《吴主传》的记载是,“遣使陈谢”和“献方物”都是孙权同时付诸实施的主动行动。《江表传》的记载则认为是曹丕“遣使索求”而孙权不得不“与之”。抑或是两回事,先有孙权主动奉献,继而又有曹丕的“点名”索求“珍玩之物”。看来,无需细究。《江表传》是这样记载的:“是岁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对此,群臣都很恼火。大家说:“荆扬二州,贡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礼也,宜勿与。”孙权很冷静地向大家剖析孰轻孰重的问题,说:“昔惠施尊齐为王,客难之曰:‘公之学去尊,今王齐,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于此,欲击其爱子之头,而石可以代之,子头所重而石所轻也,以轻代重,何为不可乎?’方有事于西北(按:指抵抗刘备),江表元元,恃主为命,非我爱子邪?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谅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宁可与言礼哉!”孙权一番以“瓦石”代儿子“脑袋”(不送质)的道理,说服了大家。因此,照单奉献,“皆具以与之”。表现出一个善度轻重缓急的军事战略家的胸怀。

第九章 夷陵——虢亭之战
对于夷陵—猇亭之战,笔者曾在《刘备传》一书中做过较为详细的论述。战争主体相同,因此本章内容亦大体相略。
夷陵(亦作彝陵)—虢亭之战(简称夷陵之战或虢亭之战)是同官渡、赤壁两大战役齐名的重大战役。战争的结局都是以主动发起战争者的失败而告终。
一、战前的战略调整
关羽败死麦城后,蜀、吴都在为一场不可避免的复仇与反复仇的战争积极准备。魏国也因此而调整着自己的战略。
曹操亟望通过战争削弱蜀、吴的力量,因而鼓励战争的爆发,特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曹丕继位后,利用两敌相持的时机,加速并实现了称帝的活动,拓展、巩固了西北边防,遏制刘备北向凉州地区的发展,同时不在魏、吴边境示兵,封孙权为吴王,鼓励孙权备战抗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