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传(27)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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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吴主传》；《资治通鉴》卷68，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
②《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第八章 劝曹操做皇帝　接受曹丕赐封
关羽既已授首，为了共同的利益，曹操和孙权相互利用，加紧联系和改善关系。
曹操明白，当前想消灭孙权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利用他制约或削弱刘备却是非常现实的。建安二十四年末，曹操控制的汉朝廷封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南昌侯。这是一次带有质变的封赏。汉制，将军之号，分有若干等级：大将军、骠骑将军，“位次丞相（按：次，作相当于解，不作次于解）”；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皆金紫，位次上卿”。①其他列将军，大都是临时设置的名号将军，包括孙坚和孙策、孙权的破虏将军、讨逆将军、讨虏将军都属此类。骠骑将军是武将的最高封级之一。假节，就是得到皇帝授权，可以代表皇帝，自主征伐。领荆州牧，使孙权第一次成为朝廷的正式的封疆大吏，并且标志着朝廷对刘备自领荆州牧的不承认。为什么说这是一次带有质变的封赏呢？先此，建安五年，曹操曾“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虽然有权越境作战，但尚属一般的名号将军，无权假节，而且只给郡一级的地方官头衔；赤壁战争以后，建安十四年，刘备自领荆州牧，并“表权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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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引蔡质《汉仪》，《通典》卷28。
骑将军，领徐州牧”，将军之号上升到第二等级的重号将军，但所谓徐州牧实属遥领而未有其地，更重要的是他们刚把曹操打败，所以根本不可能得到曹操控制的朝廷的认可。而这一次是曹操亲自决定并付诸实施的以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所以，情况完全不同。
一、劝曹操做皇帝
孙权接到曹操的封赏，陡然间成了被朝廷承认的地方上职级最高、势力最强的军政集团首领，自然是非常高兴（按：此时刘备虽然自称王，但被朝廷承认的官职只是左将军和徒具虚名的豫州牧以及自领而未被朝廷承认的荆州牧、益州牧头衔）。
当然，更重要的是，孙权鉴于孙刘两家战争的不可避免，必须稳定北方，避免两面作战，不得不在战略战术上做出根本性的转变。从此，正当刘备大骂曹操“窃执天衡”、“穷凶极逆”、“剥乱天下，残毁民物”起劲的时候，而首倡曹操是“托名汉相，其实汉贼”的东吴，此类的话却不再见诸君臣上下之口，而是改变为遣使进贡，主动上书向曹操称臣了。
“奉贡于汉”
孙权夺得荆州并得到朝廷赐封以后，立即加强同曹魏的联系。有三件事被记载在历史上：
一是立即进贡。史载，孙权“遣校尉梁寓奉贡于汉”（按：实贡于操。因为汉天子已是曹操的傀儡）。梁寓其人，历史记载很简短，《三国志•吴主传》注引《魏略》说，梁寓“字孔儒，吴人也。权遣寓观望曹公，曹公因以为掾，寻遣还南”。这说明，孙权遣使进贡的目的，除了表示臣服外，更重要的是观望曹操的动静和对自己的态度，以便决定下一步的决策；
二是沟通贸易，“令王惇市马”。市，是做买卖，互通有无，互利的，但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互市常常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孙权令人到曹操那里买马，既为战争所需，也不排除是一种示好和变相进贡的方式。（按：王惇是孙权麾下一位将军，孙权死后数年，因参与孙氏内部的权力之争，被当权者孙綝杀死）；
三是把征皖城时俘获的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等“遣归”。前面讲到，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闰五月，孙权曾主动发起了向皖城的进攻，“侵晨进攻”，“食时破之”，俘获朱光等及男女数万口。为了表示友好，把朱光等遣返了。但所获之男女数万口，并没有一同遣返。
“称说天命”
孙、刘战争势所难免，吴兵主力大都调往荆州西线，扼长江两岸或近江而扎。形势紧迫，孙权必须确保北边无虞，因此言不由衷地不惜向曹操称臣。
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孙权向曹操“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称臣”，是表示愿意做曹操的藩属、臣子；“称说天命”，是劝曹操做皇帝。上书的具体内容，历史没有记载。既然是“称说天命”，自然是天命所归之类的谄媚阿谀之辞。
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皇帝们，无不鼓吹天命有德，把自己说成是当之无愧的真命天子。与此相应的是，朝廷内外往往是一片歌功颂德和称说谶语、瑞兆的声音。窃以为，孙权“称说天命”完全是政治的需要，不要看得太认真。但是这件事在魏国却引起了很大波澜，客观上正式启动，或者说是加速了曹氏父子代汉自立的进程。影响不可低估。
笔者曾在《曹操评传》一书中讲过，曹操封公建国以前，虽然被敌对势力骂为汉贼，但他并没有明显的篡汉自立的言论和行动。朝廷内外多有言曹操有不逊之志者，曹操则尽力反复说明自己如何屡立大功，如何忠于汉室，遂有《让县自明本志令》一类的文字写出。但封公建国后不久，事物的本质便在起变化。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正月，即魏国政权正式建立不到二个月，曹操行天子仪式“始耕藉田”；三月，以天子诏宣布“魏公位在诸侯王之上，改授金玺、赤线、远游冠”；十一月，杀汉献帝皇后伏寿；十二月，以天子命“置旄头（旌旗用牦牛尾装饰），宫殿设钟虡（虡，音jù，悬挂编磬、编钟的木架。皆诸侯及天子之待遇）”；二十年（公元215 年）九月，“承制封拜诸侯守相”，把皇帝形式上的任命郡守、国相的权力也剥夺了；十月，为了拉拢更多的人，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五月，进爵为魏王。
如果说受爵魏公还仅是“拟于天子”、“同制京师”的话，那魏王就不同了。史载，曹操假天子之命，很快便获得如下特权：（一）“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设天子旌旗就是打天子的旗号，用天子规格的仪仗队、銮驾；称警跸，就是如天子一样，在出入经过的地方实行戒严，断绝行人；（二）“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旋，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旋，指冠冕（帽子）前后的玉串。据《周礼》和《礼记》载，子、男的冠冕五旒，侯、伯七旋，上公九旒，“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就是说曹操戴的帽子是只有天子才有资格戴的那种有十二条玉串的帽子。至于“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亦皆天子之仪。
不难看出，不管是实际权力，还是冠冕形式、乘车策马，曹操都已经是毫无二致的“天子”了。所谓绝无不逊之志、绝无篡汉之心一类的表示都被自己的行动揭穿了。他已经过了做天子的瘾，但他不承认自己是“真正的天子”，更不篡汉称帝。这是为什么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曹操拥汉扶汉而不篡汉的话说得太多了，实在是不便自食其言。这类话，如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领兖州牧表》算起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上书谢策命魏公》，讲了近二十年；直到建安十九年“位在诸侯王之上”以后，才不再说了。不再说了，说明他的内心深处正在起变化。再就是，他不愿把自己同刘备、孙权摆在同等地位上。天下三分之势已成，但汉天子仍是汉室的象征、统一的象征，如果遽为天子而废汉，不仅给刘备、孙权等以口实，成为众矢之的，而且在客观上无异于承认了刘备、孙权割据政权的合法性，无异于把自己同他们置于同等地位。
其实，曹操的内心深处正在准备着这一步的来临。我认为，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在洛阳构筑建始殿，是他准备走向最后一步的明显表现。至于这一步是由自己还是由儿子去完成，那是要看形势来定的。可以断言，如果身体健康，天假数年之寿，他会亲自完成这一步的。
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启发并促进了魏国上下劝曹操代汉自立的积极性。正如《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所说，“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曹操当即特意将孙权的上书向大家展示，并且不由诙谐地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话虽这样说，但大家从曹操准备以魏代汉的诸多表现中，甚明曹操展示孙权上书的用意，于是侍中陈群、尚书桓阶等即以孙权上书为由乘机劝进：
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
夏侯惇说得更干脆利落：
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
据载，曹操听了陈群、桓阶、夏侯惇的话以后，先是引用孔子的话“施于有政，是亦为政”（按：意为重要的是掌握实权，不必看重名号），自我解嘲；进而根据当时的形势，可能还有自己身体的原因，更可能是为了明确表态“魏将代汉”而故意为之，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按：周文王生前未能灭商，其子武王姬发抱着他的牌位伐纣，终将殷商灭掉而代之）。对于曹操的表态，论者常常重视曹操生前无意做皇帝，而忽视了曹操已经很明确地表示“魏将代汉”。只是这最后的一步，“就让自己的儿子去完成吧！”①
毋庸讳言，正是曹操在现实和舆论上都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正由于是孙权的劝进书使曹操做出了明确的表态，所以曹操死后，曹丕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顺利地逼汉禅位了。
很明显，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客观上就像一副催化剂，在曹魏代汉的过程中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二、向曹丕称藩，受封吴王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死了，曹丕代为汉丞相、魏王，改（汉）建安年号为（汉）延康，不久逼禅成功，改为（魏）黄初元年。
曹丕称帝对于当时的军事态势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但促进了孙刘两家各自称帝的步伐。如史所载，曹丕十月称帝，次年四月刘备便在成都祭告天地自称蜀汉皇帝了。此时的孙权，刚被封为骠骑将军，荆州牧，南昌侯，且面临一场必不可免的大的战争，尚未称王，自然是不具备遽为皇帝的条件。但他很明白，自己不能长时间在这种非均衡的、等而下之的名义下鼎足于两个皇帝之间，必须积极谋划既利战争又利迅速进阶的策略。
向魏称藩
曹丕为王以后，为了代汉自立的需要，除了内修政事、大造天命所归的舆论，还要广建武功，以示圣明。所以，不久便遣使宣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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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略》、《魏氏春秋》。
四方。五月间，“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其属来降”；派兵镇压了酒泉黄华和张掖张进的叛乱；七月间，蜀将孟达率众投降、武都氐王杨仆率种人内附。对此，曹丕很是得意，高兴地说：“以此而推，西、南将万里无外，（孙）权、（刘）备将与谁守死乎？”①就在这种形势下，曹丕决定，治兵南征，耀武吴疆。
前已讲到，曹操在世时，孙权已经上书称臣，“称说天命”，所以南部边塌基本安定。曹丕六月辛亥治兵，草草准备了三天，便于庚午南征。七月，曹丕率军到谯。八月，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
这时，孙权正积极备战西线，甚知绝对不能同曹丕打起来。因此，又一次“遣使奉献”。送了些什么东西，史无记载。但曹丕不久便撤军了。就当时的情势看，曹丕撤军的重要原因应当是急于回去加紧逼汉禅位的活动，但孙权“遣使奉献”也确实给了他一个很好的下台阶。
曹丕做皇帝以后，孙权立即做出两点反映，即如《三国志•吴主传》所载：“自魏文帝践阵，权使命称藩，及遣于禁等还”。
“使命称藩”，就是向曹丕称臣。历史或谓，“孙权遣使称臣，卑辞奉章”。② 谦恭卑辞当属事实。但应该看到的是，孙权“称藩”的实质并非是一般地方诸侯向中央表示隶属关系，而是表示自己非同普通地方州牧史守，是不受制于对方的、自主征伐的一方独立政权。他的战略意义当是首位的。
“遣于禁等还”，是一种主动改善关系的积极行动。于禁是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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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略》。
②《资治通鉴》卷69，魏文帝黄初二年。
操名将，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攻曹操的征南将军曹仁于樊城。曹操遣左将军于禁、立义将军庞德助援曹仁，驻屯于樊北。遭遇大水，“禁等七军皆没”，被迫投降关羽。孙权征关羽，吕蒙“据江陵，抚其老弱，释于禁之囚”。因此，于禁为吴所得。于禁在吴，受到孙权的礼遇。史载：“魏将于禁为羽所获，系在城中，权至释之，请与相见。”由于礼遇太过，以致引起骑都尉虞翻等人的反对。据说，有一天，“权乘马出，引禁并行”，虞翻向于禁大吼：“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随即“欲抗鞭击禁，权呵止之”。后来孙权召集群臣饮酒，于禁“闻乐流涕”，虞翻又呵斥于禁是故作姿态，“欲以伪求免”，使得孙权颇为尴尬，“怅然不平”。及至孙权欲遣于禁“还归北”，虞翻更是反对，急忙谏阻，说：“禁败数万众，身为降虏，又不能死。北（按：指魏）习军政，得禁必不如所规。还之虽无所损，犹为放盗，不如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孙权没有听从虞翻的说教，即令群臣为于禁送行。在送行的时候，虞翻不无感慨地对于禁说：“卿勿谓吴无人，吾谋适不用耳。”据说，于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①
历史地看，孙权称藩，并把于禁送回魏国，绝不是表示投降。他的见解，远非虞翻者流所能比拟。虞翻乃一儒者，看问题不离儒家道德规范；孙权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处理问题着眼于政治和军事大局。
孙权所为，适应了形势的发展，有利于吴的根本利益，也迎合了曹魏的需要，因而很快得到了曹丕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