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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宾客大多为京城文艺界名士，如赵孟頫、虞集、揭傒斯、范梈、王约、杨载、黄𤦋、袁桷、王振鹏等。又因廉氏、贯氏属于大元最上流阶层，亦有朝中权贵及地位特殊者参加，如爱凑热闹的高丽王王璋、新得朝廷封号的江南道教首脑人物倪昭奎、诗名远扬的道士张雨、名医危亦林等。甚至还有御史台书吏黄公望、士子许有壬这类籍籍无名的人士。
虽是宴会，却只是茶宴，这自是为了迎合姚燧的喜好。姚燧本人不爱饮酒，但并不是因为酒本身，而是因为大都粮食紧张、粮价高昂[1]。姚燧认为大都尚有许多贫民因买不起粮食而食不果腹，忍饥挨饿，而蒙古执政者却在无限制地饮酒，除了传统的奶酒和果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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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大都虽然比金燕京城区面积大大增加，然而大都人口亦是远远超过金朝，住房日趋紧张，生活成本亦很高。最明显的，便是大都的粮食远比江南和其他地区昂贵。元初学者兼诗人(转下页)
外，更是大规模地酿造粮食酒，为此还专门令光禄寺所隶尚饮局、尚酝局开发粮食酒，著名的阿剌吉酒[1]即由二局酿造。又往粮食酒中加入药材和其他物件，进行调制，如此诞生了虎骨酒、枸杞酒、地黄酒、羊羔酒、五加皮酒、腽肭脐酒等宫廷滋补酒[2],大受欢迎。又设醴源仓，专收用以酿酒的优质原料[3]。如此，令本就紧张的大都粮食愈发紧缺[4],粮价居高不下，姚燧甚至担心此事会影响社会安定。
既是主宾厌酒好茶，主人自会专意照顾周全。今日宴会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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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王恽(元世祖忽必烈时曾先后在中书省、御史台等处任职，一生仕宦，刚直不阿，清贫守职，是著名谏臣)曾作诗描述当时情况道：“饥寒常有几千人。”又称：“薪如束桂米如珠。”王恽之后，宋朝皇族赵孟頫从江南应召到大都做官，受到元朝皇帝的隆重礼遇。即便如此，赵孟頫也感叹大都生活费用之高，不易度日，曾作诗道：“太仓粟陈未易杂，中都俸薄难裹缠。”中都即大都。太仓即朱清所开创海运起始码头。赵孟頫在诗中称，在大都时，连陈腐多年的太仓米粟都很难吃到，更遍论其他。由于朱清开辟了海运，从江南运到大都的粮米比之前增加了几十倍，达到数百万石之多，但由于人口亦相应暴增，因此大都粮价依然居高不下。就连贵为二品大员的翰林学士姚燧亦感叹道：“神州桂玉地，富室居犹难……囊空到称假，岂能久盘桓。”称他自己为了生活，连盘缠都用光，要意借侦度日，足见大都物价之高。
[1]阿剌吉酒，即世人俗称的烧酒。据元人忽思慧在《饮膳正要》记载：“味甘、辣，大热，有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意即阿剌吉酒采用蒸馏法加工制成。复烧蒸馏是酿酒工艺的一大进步，《饮膳正要》的这段记载也是中国目前可以见到的关于蒸馏酒的最早、最详细的史料。阿剌吉酒的酒精含量比普通酒高得多，故而又被称为火酒，此酒一经出现，便受到普遍欢迎，引起酒的生产和消费的重大变化。时人称赞道：“阿剌吉，酒之英，清如井泉花，白于寒露浆。”
[2]这些酒均以与粮食同酿的药材如虎骨、枸杞、地黄、五加皮、胆肭脐等命名。以药材加入粮食酒作为滋补品，在当时很流行。其中又以“大补益人”的羊羔酒最为著名，它是将“精羊肉”蒸熟，用“糯酒”浸泡，再加工而成，被时人视作美酒。类似的还有菊花酒、天门冬酒、菖蒲酒、紫苏子酒等。
[3]当时粮食酒的原料主要有糯米、黍等。江南出产的香糯米和卫辉路出产的苏门糯米，都是酮酒的上佳材料。元中央醴源仓“掌受香莎、苏门等酒材糯米，乡贡曲药，以供上酝及岁赐百官者”。
[4]姚燧专门算过这笔账，称：“京师列肆百数，日酿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粮万石、百肆计之，不可胜算。”而大都闹粮荒也不是罕见之事，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还因为京师粮食不足而专门下令禁止用粮食酿酒，并“申严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费，散之贫民”。但因蒙古贵族酗酒成风，上行下效，饥荒一过，时过境迁，很快又故态复萌。事实也证明姚燧大有远见，他并非杞人忧天，酿酒耗粮导致了社会动荡，京师刑事犯罪亦大大增加。
两种茶叶，一为顾渚茶[1]，一为范殿帅茶[2]。未用名气更大的凤髓，盖因为姚燧本人便好江南之茶。虽然刚刚过了年，茶亦成了旧年陈茶，然在新茶未发的时节，又在大都这样的地方，可是珍贵至极了。
好茶须配好水，虽然万柳堂存有皇帝所赐邹店观音堂井水[3],为御用之水，但主人仍然贴心地准备了玉泉水[4],盖因为顾渚茶、范殿帅茶均为山泉所制，自然只山泉水才能泡出其灵气。
热茶奉上后，年轻的宴会主人贯云石便将目光投向座中宾客，期待众人尤其是姚燧的品评。姚燧浅尝两口，先叹道：“‘泉濑金沙涌，芽茶紫壁截。'在大都能饮到如此佳茗，可谓极是难得了。”
“泉濑”两句，为唐人杜牧之诗。前句指金沙泉，后句则指顾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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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顾渚是山名，元代属湖州路长兴州。顾渚产好茶，自唐代起是贡品。但宋朝时顾渚茶急速衰落，并不是因为“重建茗”,而是专用制作的金沙泉泉水枯竭。用该泉水制出来的茶叶味道绝佳。然宋代时，“金沙泉不常出，唐时用此水造紫笋茶进贡，泉不常出，有司具牲币祭之，始得水，事讫即洞。宋末屡加浚治，泉迄不出”。由于泉水枯竭，贡茶因而停造。到了元朝，“中书省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亩”。元中书省官员到金沙泉祭祀后，泉水又重新涌出。元世祖忽必烈闻讯大喜，赐金沙泉名为瑞应泉。泉水复现，顾渚茶也随之恢复生产，再次成为贡茶，并以金花为标志。顾渚茶中精品色紫而形似笋，有紫笋之称。
[2]范殿帅茶，元代贡茶名。范殿帅是南宋降将范文虎，曾任南宋殿前副都指挥使，领禁军，故有段帅之称，又号常败将军。《元史》云范殿帅茶不知所出，但据《庆元方志》载：“出慈溪县民山，在资国寺冈山者为第一，开寿寺侧者次之。每取化安寺水蒸造，精择如雀舌细者入贡。”又据清光绪《慈溪县志》卷六引《四明山志》云：“下有开寿寺，产名茶。仅次于三女山所出。上有史丞相嵩之墓，毁帅范文虎因置茶局。”足见此茶产于浙江慈溪四明山开寿寺。
[3]现存文献中，没有蒙古人在13世纪前饮茶的记载。入元后，唐宋两代各地出产的名茶依然源源不断地进奉宫廷，但皇帝主要是用以赏赐大臣。虽然元世祖忽必烈曾改金沙泉为瑞应泉，但史籍中关于元朝皇帝饮茶的明确记载，却是始于元武宗海山。元武宗即位之初，曾率队前往柳林打猎，其母答己太后亦随行。一行人途经邹店时，元武宗忽然口渴想喝茶。这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因为蒙古人的日常饮料是马奶子，皇帝出游，总是随身带着专供挤奶用的马群。元武宗忽然要喝茶，可忙坏了事先并无准备的扈从大臣。大臣们忙赶去附近各个水井选水，经过筛选后，选中了一口井。该井井水煎煮过后，澄清如镜，比其他井水要清凉甘甜得多。侍从用此水煎茶，元武宗品尝后，连连称赞，称“其茶味特异内府常进之茶”。既然皇帝喜欢，该井便被定为御井。元武宗派人在井边修建了观音堂，又将水井用栅栏围了起来，在井上建起了一座亭子，用以覆盖此井。同时，还在井边刻石，专门记录此事。此后，元武宗皇帝每天御用之水，基本上都取自邹店观音堂水井。此为元朝皇帝饮茶最早之记载，至元顺帝时，饮茶在皇宫中已蔚然成风，如元顺帝第三任皇后奇氏(元朝唯一一位非蒙古族皇后)便曾是皇帝的煮茶宫女，“主供茗饮”。
[4]玉泉水，即北京颐和园西面玉泉山所出泉水。玉泉山是西山东麓的支脉，在“山之阳”,逶迤南北，且土纹隐起，作苍龙鳞，沙痕石隙，随地皆泉。而泉水自石穴中出，鸣如杂珮，水清而碧，澄洁似玉，甘洌宜茗，故名“玉泉”。入元后，元世祖忽必烈在玉泉山修建了昭化寺。
茶中极品紫笋。见多识广的姚大学士引用前人的名句，对今日之茶水显然还是满意的，虽未能用金沙泉水煮紫笋茶，但玉泉水亦是不错。
贯云石见主宾出言称赞，总算略略松了口气。忽有人接口道：“茶是不错，可惜大都的水不够好，浪费了此等佳茗。”
声音清脆稚嫩，众人均感愕然，循闻声望去，发言者却是坐在真人倪昭奎身边的倪瓒。
倪昭奎仰慕廉园雅集已久，既受邀参宴，便带了倪瓒一道出席，想让幼弟也跟着见见世面。姚燧是当今文坛魁首，既已预备还乡，以其老病之身，怕是回大都无望，今日万柳堂宴势必成为绝响，机会极其难得。不想倪瓒品茗后感觉口味不佳，且当众说了出来，倪昭奎不免大为尴尬，忙斥道：“众多名家在座，你小孩子懂什么，切莫胡说。”
倪瓒生有洁癖，本不愿用非自家茶具饮茶，是兄长一再低声强调御茶难得，这才勉强尝了一口，结果大失所望，便直截了当地将心事说了出来。他见兄长斥责自己，很不服气，道：“这茶是好茶，水却是太重了，浑然不像山泉之水，没有清灵之气。”
倪昭奎斥道：“又在胡说了。”
一旁杨载接口笑道：“倪三公子倒是有见识得很。这水确实是泉水，而且是京畿地区最好的泉水，但又与江南的泉水大不相同。北方的泉水来自地下，而南方的泉水则多是江河之水或是雨水，二者大有分别。我初来大都时，也觉得这里的水味重，不够轻盈。”
姚燧等人均点头称是。倪昭奎出身于巨富之家，长期在江南过着优渥的生活，如何会尝不出杯中水重，只不过为了旁人的体面，不得不斥责倪瓒几句。见众人均赞同幼弟的品评，当即欠身举手，向众人表示谢意。又低声叮嘱道：“且不可再乱开口。”
贯云石早就留意到倪瓒举止不凡、一身贵气，忙笑道：“小公子不妨再尝尝邹店观音堂之水。”又命人取邹店井水重新煎了一壶茶，先给倪瓒倒了一杯。不料倪瓒浅尝之后，连连摇头道：“更加不好。”
倪昭奎忙假意斥道：“又胡说了，这可是内府御用之水。”
倪瓒道：“不是水不好，而是此水过于甘洌，煎煮味轻的紫笋茶不大合适，若是青凤髓，倒还相配。”
高丽王王璋当即赞道：“倪三公子的品味可是好得很。当年武宗皇帝放飞柳林，到邹店时口渴思茶，侍臣便是用邹店井水煮青凤髓进奉，我亲眼所见。”
王璋虽然久在中国，但口味随其母安平公主，好饮奶酒，于茶事则是一窍不通，不过邹店观音堂水井的来历却是清楚，毕竟当日他也扈从在元武宗海山身边。
最近王璋颇为春风得意——是竟与长年不和的正宫王后宝塔实怜公主和好，此节已在京师传为奇闻，闻者无不啧啧惊叹；二来王璋终于得到了渴慕已久的姚燧的诗文。
王璋虽然是一国之主，但在元人眼中，高丽不过是藩邦小国，高丽国王头衔实不及王璋的一字王头衔。他虽久在中国，爱附庸风雅，且以风流名士自居，但因才学有限，又有与父争权、逼父退位等诸多为中国传统礼法所不容之行径，且继任高丽王位后仍长期滞留大都，置高丽国事于不顾，时人称为“父子之间，惭德实多；久居上国，自罹窜逐之辱”,又称“父子天性之亲，孝为百行之先，而政事之本也”。本既失焉，因而真名士均对其鄙而远之。姚燧负一世之名，为当今文坛魁首，王璋仰慕其诗文已久，也曾几番恳求，这次还是在翰林编修杨载的斡旋下，才终于得偿所愿。欣喜若狂的高丽王为此赠送了五十筐币帛、金玉、名画，以作为回礼。姚燧素来喜爱搜集古玩名画，王璋的礼物可谓投其所好。然姚燧虽然收下了重礼，却将字画等分给了属官、吏胥及侍从，将金银财物则送给了翰林院做日常费用，自己分毫未取。此举令人称赞，也颇令王璋不爽，姚燧固然留下了器识风度豪迈过人、不因贪婪而失志的美名，但同时表明他为高丽王作文一事，并非完全出于自愿。
无论怎样，王璋得到姚燧诗文是事实，今日又出席了为姚燧饯行的廉园盛会，面上大大有光，日后可以作为夸耀的资本。然他今日亦有所收敛，不敢抬出高丽王及沈王的身份，宴席中亦不敢随意开口，此时好不容易才插了一句话，自觉极为得体——既奉承了目下会场的中心人物倪瓒，又表明了自己有天子近臣的身份。不想话音刚落，便有人冷笑一声，却是坐于名医危亦林身侧的洪金竹。
洪氏祖上为大唐才子，入高丽后，仍酷爱收集古籍善本，累世所积，遂成藏书大家。由于未受中原战乱的影响，家中许多藏书成为绝世孤本，极其珍贵。洪氏入元且开始显达后，洪氏藏书也随之扬名，得窥洪氏藏书，是许多读书人的愿望。
洪金竹是辽阳行省右丞相洪重喜之侄，与廉希宪幼子廉惇是至交好友，因其家藏书极丰之故，与座中诸多名士亦是相熟相知。众人皆知洪氏与高丽有难解世仇，料想洪金竹这声冷笑，是有意针对王璋，均佯装未闻。
高丽王世子王鉴坐于其父身侧，闻声大有忿色，正待开言，却被父亲王璋举手阻止。
杨载与洪金竹、王璋均有交情，不欲双方难堪，忙接着茶水的话题，续道：“依倪三公子的说法，北方之水，井水也好，泉水也好，都不大适合泡江南茗茶了？”
倪瓒道：“也不尽然。如若取黄河之水，三煮三蒸后，水质堪比江南之水。”
众人闻言均感愕然。倪瓒又补充道：“我亲口尝过。”
倪昭奎遂道：“这次北上路过黄河时，瓒儿非要尝一尝黄河之水，贫道拗不过他，遂命弟子取了一桶河水，蒸煮过后，风味果不一般。”
姚燧哈哈笑道：“倪三公子见闻不凡，改日一定要尝试一下黄河之水。”
倪瓒小小年纪，却在品茶雅事上极有见地，自是令人刮目相看。他个性孤僻，既受瞩目，便不自在起来，低声向长兄央求道；“我想出去透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