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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要做什么，这么坚决！她要为“杀夫者辩”！
“杀夫者”，一个手刃丈夫的女子，与苏青何干，这种刑事案件，哪儿或许都可以抓一把，不过这次还真不是苏青先多事。其实起因简单，一桩社会热论的詹周氏杀夫案，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杂志》记者新闻触角敏锐，决定约稿苏青，希望她谈谈自己的想法和看法。题目本是拟草好的，或是基于此，苏青兴致不高，虽最后应承写，但其内容却大大超乎记者的预想，其观点是为杀人犯辩论，这种背道而驰的做法和作文，当然符合苏青的个性特征，不然，《杂志》也不会约稿于她。苏青总能在普通的事件中独辟蹊径，找到切入点和突破口，撕开事物的伪装，在扑朔迷离中理清线索，还原本来面目，不管她阐述得是否透彻、完整，其笔锋是犀利直接、咄咄逼人的，杂志社喜欢这种铿锵的声音，苏青的文字在当时走红，也就不难解释了。
对于詹周氏杀夫这个案子，社会舆论无非众口一词——杀夫者该杀！当苏青的稿子《为杀夫者辩》交到记者手中时，摆在《杂志》编辑面前的难题是，该不该刊登呢？放眼望去，除了杀夫者的辩护律师必须为其辩护外，唯有苏青胆大包天的为犯人“叫屈喊冤”。苏青是想博得读者眼球，或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又或脑子突然卡住了，而知道苏青文风的人，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幼时父母双亡的孤女杜被周家收养，十七岁时许配与詹云影，结婚后才知这位男子不成器，成天晃荡在市井中，不务正业，也不养家糊口。某日詹周氏提出变卖一些家具做点小生意，结果遭到反对，甚至无端唾骂。这事在平时，或许詹周氏忍气吞声一晚便过去了，但经历了长时间压抑和抑郁的她，在此刻完全失去所有理智，提起菜刀对准睡觉中的丈夫颈部就下手，直到砍死，怕被发现，分尸藏于皮箱中，最终让邻居识破。整个案件清晰、简单，起因、结果一目了然，不过，小报在血淋淋的背后看见了商机，不断挖掘、甚至编造故事曲折，让剧情充满看点和爆点，赚足了银子。
《杂志》也凑上一把，当然刊物不能走小报“乱编一气”的路线，他们约稿的作家具备一定的知名度，在公众视野中，能凝聚焦点，引出关注点，从而达到好卖点。苏青的《为杀夫者辩》，确实“奇葩一朵”，《杂志》在慎重考虑后，应觉得其剑走偏锋，观点新颖，有可圈可点之处，最后刊用。
苏青是怎么说的呢？
她道：“于是当地大小报章便热闹起来，有的标题为《酱园弄血案》，有的称为《箱尸案》，最普遍的则是叫做《谋杀亲夫》。我以为夫则夫耳，有什么亲呀不亲的……老老实实说来应叫做‘杀夫案’，什么血啦，箱尸啦，不免太像侦探小说口吻，而‘谋杀亲夫’云云则又是十足封建味的。”
她又道：“有一家小报说是贺大麻皮‘生有异惠’，果然当天该报就多销了数千份。又有一家小报说是贺大麻皮甚不中用……于是读者又万分感到兴味，那张小报的价目当即发生黑市。”
苏青《为杀夫者辩》，不如说是为社会风气辩论，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因为有了媒体的介入炒作，有了低级庸俗的阅读群体，有了发酵的空间和土壤，一切都顺理成章起来，让事件背负了过多的舆论焦点，让有心编排者赚得盆丰钵满，让人性的弱点曝光于大庭广众之下，这些人难道不是和杀夫者一般，有精神疾病吗？
一针见血，这就是苏青的手腕和风格！
第六章 我看苏青
老实说，历史家常是最势利的，批评女人的是非曲直总跟美貌而走。一个漂亮的女人做了人家小老婆，便觉得独宿就该可怜，如冯小奇般，双栖便该祝福，若柳如是然，全不问这两家大老婆的喜怒哀乐如何。但假如这家的大老婆生得美丽，而小老婆比不上她的话，则怜悯或祝福又该移到她们身上去了，难道不漂亮的女人薄命都活该，惟有红颜薄命，才值得一说再说，大书特书吗？
——苏青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北宋文学家苏轼一首《题西林壁》，朗朗上口，禅意蕴藉，很受追捧。诗文揭示一个哲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态、不同的看者，看待同样的事物，却因感受不一，产生的认识就大相径庭了。
现代作家王安忆说：“她比张爱玲更迟到一些，有些被张爱玲带出来的意思。她不来则已，一来便很惊人，她是那么活生生的，被掩埋这么多年几乎不可能。她不像张爱玲，张爱玲与我们隔膜似乎能够理解，她是为文学史准备的，她的回来是对文学负责。”她是谁？为何说她是为“文学史”准备的，是回来对“文学”负责的，这种热切褒奖和高度赞扬，是诚恳而自然的，是主观、个性、不加掩饰的，王安忆说她“似曾相识燕归来”“夹着些脂粉气，又夹着油酱气的”，说她“是在我们对这城市的追忆时刻再次登场的，她是怀旧中的那个旧人”。着一身精致的滚边的别了小胸针的绛紫旗袍，从烟云浮华、喧嚣芜杂的背景中走了下来，精神而神气着的模样。
在这城市的某个巷口、某一隅，冷不丁会看见有一个人“去剪衣料，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忙忙碌碌，热热闹闹”。王安忆说《寻找苏青》，“从故纸堆里去寻找苏青。说是只隔了五十年，只因为这五十年的风云跌宕，有着惊人的变故……即便从旧照片上，看见一个眼熟的街角，连那悬铃木，都是今天这一棵，你依然想不出那时的人和事，苏青在眼前再活跃，也是褪色的黑白片里的人物”。但是，“倘若能看清苏青，大约便可认识上海的女性市民”。苏青即是上海女子栩栩如生的写照，转瞬半世纪，那个夹杂着宁波口音，怀揣着乡土情怀，饱含着大上海心的女子依旧如故，或现实中比比皆是，只是苏青多了些文艺范，多了一支锐笔。
王安忆说苏青，免不了谈及张爱玲，这是无法回避的话题，她们被誉为“上海双璧”，同为海派代表作家，同时期耀眼在上海文坛，又是人所周知的“闺蜜”，其生活与事业重叠交错的故事，衍生枝繁叶茂，纷纭众说。
“张爱玲也看得穿，张爱玲看穿了的底下是‘死生契阔’，茫然之中却冉冉而起一些诗意，是人的无措无奈因而便无可无为的悲和喜，是低伏了人仰视天地的伟岸而起的悲和喜，是有些悲极而喜的意思。”王安忆眼中的张爱玲，总是隔了那么一层“捅不破”，触手可及，却又镜花水月，一切幻象遥远而极近，形似清涧水流，无法方圆中定格，这便是张爱玲。
相对于张爱玲的玲珑通透，苏青为人处事现实接地气。王安忆看苏青和张爱玲，是女性视角审视女人，是女作家心理欣赏同路人，是当下人探究民国风，始终隔着山重水复的时光距离，难免萍踪追影，雾里看花。
1945年4月1日，《天地》第十九期上刊登了张爱玲的《我看苏青》一文，这篇文章至今被人津津乐道，文中包含了些什么信息呢？
张爱玲说：“苏青与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密切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少见面。也不是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互相敌视着。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这样的开篇着实有意思，先是释疑两人并非“亲密无间”，再是解惑同行女人的“距离”问题，看似不痛不痒，简简单单却暗含着许多讯息。所谓的“闺蜜”情，许是旁观者和后来人欲加的，在张爱玲眼中，苏青与她的关系“复杂”，唯有她与炎樱是赤诚相对的。
不过，张爱玲说得倒是事实，苏青与她之间确实存在诸多纠葛与牵扯。
苏青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媒人”。因为苏青邮寄的一本杂志，胡兰成在书中认识了张爱玲，并千方百计的从苏青那儿得到了张爱玲的地址，从此演绎了一桩“倾城之恋”。
苏青与胡兰成有着忽暗忽明的“友谊”。苏青先于张爱玲认识胡兰成，他们之前或曾有过猜测不透的情愫或情感。当然，至今也没有文字印证，也让这件事更加扑朔迷离，无法真正盖棺定论。
张爱玲是苏青《天地》杂志的忠实支持者，是驻守最长、发表文章最多的作家。胡兰成也有几篇作品刊于《天地》上。同时，苏青与张爱玲皆为四十年代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性作家，她们“双璧辉映”，引领了海派文学新高度。
一起出席对话节目，一起逛街购物休闲美容，一起在刊物上同题同乐……
其实她们之间有许多的往来交集和情感交织，那么，张爱玲为何解释说她们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亲密，不是经常见面呢？
心性淡薄、心气极高、心思慎密，这样的张爱玲，朋友机缘是极少的。当然，一旦认定了朋友感情，她也是不离不弃的，比如与炎樱便是如此。不过，张爱玲能勤耕执笔于《天地》，并能洋洋洒洒畅谈心中的苏青，这说明她对苏青是存着真挚情谊的，是一种不自觉的真正理解和心心相惜。苏青不易，她知道；苏青性格，她懂得；苏青渴望，她明白；苏青那些心路和情感经历，她也看得真真的，悟得切切的。
她说：“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古往今来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个个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实在是伟大的。她就是‘伟人’，‘女人’就是她。”
她还说：“她与她丈夫之间，起初或者有负气，到得离婚的一步，却是心平气和，把事情看得非常明白简单。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然而背后社会制度的崩坏，暴露了他的不负责。他不能养家，他的自尊心又限制了她职业上的发展。”
张爱玲总能一针见血的看透到事物的本质中去，苏青与丈夫李钦后，他们婚姻背后的脆弱，李钦后的性格特征，这段婚姻失败的问题症结等。最终，由张爱玲为他们做了总结定位，非常理性，恰如其分。
苏青常常是忙碌的，打理出版社，交际社会人，惦记家里人，守好自己心，她能闲下来的时候极少。“她难得有这样的静静立着，端详她自己的时候，虽然微笑着，因为从来没这么安静，一静下来就像有一种悲哀，那紧凑明倩的眉眼里有一种横了心的锋校，使我想到‘乱世佳人’。”从张爱玲笔下跳出来的字眼，苍白而冷峻，近距离地端详苏青，那么婷婷而立的一抹青色，怪惹人心疼。
“有一次我同炎樱说到苏青，炎樱说：‘我想她最大的吸引力是：男人总觉得他们不欠她什么，同她在一起很开心。’”这或许就是苏青的悲哀了。男人看她是女汉子，女人看她为强女子，他们与她一起，感受自由，感受温暖，感受理解，因为苏青承担、包容、宽厚，朋友们理所应当接纳苏青的好，苏青的情，苏青的爱，不必更多地考虑为这女子做些什么，好似是她不需要，或者她什么事都能办到。
“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这句话成为了张爱玲对苏青评价的经典语言，也是她们友谊的共同见证，即使有人质疑太过自我，太过夸耀，不过以张爱玲的个性和笔调来看，实属正常不过，随心而论，自是坦然的。
张爱玲的《我看苏青》，在字里行间或只字片语里，总是游走着一种不经意的居高临下气息。她说“我认为《结婚十年》比《浣锦集》要差一点”。说“即使在她的写作里，她也没有过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过是常识——虽然常识也正是难得的东西”。还说“然而我把这些话来对苏青说，我可以想象到她的玩世的，世故的眼睛微笑望着我，一面听，一面想：‘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大概是艺术吧？’一看见她那样的眼色，我就说不下去，笑了”等，透过这些语气和言论，张爱玲对苏青的认知角度，有种无意识的审视感觉。
张爱玲看苏青，看到职业女性奔忙中的憔悴一面，而身为张爱玲丈夫的胡兰成却看到了苏青姣好的面容，这仿佛暗示着些什么？
胡兰成说：“她长的模样也是同样地结实利落，顶真的鼻子，鼻子是鼻子，嘴是嘴；无可批评的鹅蛋脸，俊眼修眉，有一种男孩的俊俏……倒是在看书写字的时候，在没有罩子的台灯的生冷的光里，侧面暗着一半，她的美得到一种新的圆熟与完成，是那样的幽沉的热闹，有如守岁烛旁天竹子的红珠。”这样不留余地地夸赞老婆的“闺蜜”，不知道张爱玲会心生醋意不？不过，胡兰成这段描摹情景确实美极了，不管是男人女人，或都愿意尾随着他的目光，在泛晕的灯光下，轻轻地凝视埋头写作的苏青，知性而温暖，静怡而安然，那么的美好。
这种娴熟地勾勒和写真，如果不是近距离，如果不是亲密间，如果不是常相望，怎能道出“一世安稳，岁月静好”的感觉呢。只不过，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里，女子温柔静静地凝视男人，而男人默默地伏案灯下，才符合剧情的发展和情景的规律，似乎角色倒置了。
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以不同的身份相望，便产生了不同形象的苏青，哪一面才是真实的她呢？其实，每个人心中的苏青都是那个她，从不曾改变，也不曾淡忘。
张爱玲四十年代看苏青，王安忆九十年代寻苏青，真正体现了时间不是距离，久远不是问题，看人看事看物，无非一个“心”字、“诚”字、“真”字罢了。
当然，也有人看苏青，心得大不同。那便是苏青曾经的邻居，熟友徐訏了。
他说：“苏青所写的则也只限于一点散文，以俏皮活泼的笔调写人间肤浅的表象，其成就自然更差。”苏青是更差了，那么，比苏青好一点点的这个作家是谁呢？
“我于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时，很想看看敌伪时期占领区的文艺，文艺的表现不外是生活的生命的或是社会的时代的，无论是歌颂诅咒或讽刺……我只看到一些散文，而也是些零星的萎弱的作品……有人介绍我两个在当时见红的女作家的作品，一个是张爱玲，一个是苏青。”原来，那一个比苏青稍强的女作家便是张爱玲了。徐訏说他“只看了一些散文”，而且是朋友推荐看的。那么，他以什么标准定论苏青和张爱玲的写作水平呢？两位女作家成名恰巧都是小说，以散文对她们盖棺定论，确有断章取义之嫌，实为欠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