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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彼此的不信任和某些芥蒂，随着王林渡与妻子的团聚，他们之间的一切又归于平静，而且相互留下了“怨气”。
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对谢九的描写，王林渡(姜贵)非常不满意，甚至嫉恨，于是在香港的《上海日报》连载了半月的《我与苏青》，在台湾《文艺月刊》上发表的中篇小说《三妇艳》，都是对苏青的抨击和不屑。不过，从一些只言片语中能够察觉到，王林渡对苏青上心过，动情过，也付出过，特别是在“失去”爱人后，他是真想与怀青好好过，但是，怀青却不这么认为，觉得谢上校与其他男子一般，为了情欲和性欲居多，尽管她也渴望一个真正的归宿，谢上校之于她，她有些爱不起来，也许这才是内因。
这段公案，局外人理不清扯还乱。
张爱玲对苏青一生奔波劳累的写照，只用了一句话，便囊括了全部——“谋生之外也谋爱”。从话中或能得知，如何维持生活，如何生活好，才是摆在苏青面前最大的问题和困难，有了这个基础，苏青才会考虑谋爱的可能性。那么，既然生活成了苏青的负担，她又是怎么“谋生”的呢？
1945年4月，苏青在《光化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谈折扣》的文章，谈到了稿酬在文汇书报社遭到了剥削，内心不平，于是挥书说事了。不想，这有些泄恨的内容，有人看不过去了，一篇署名危月燕的《与苏青谈经商术》的文章发表在了《社会日报》上，文章中谈及苏青诸多的脾气和个性，当然，并不中听。
危月燕说，苏青“作为一个宁波女人，比男人还厉害。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领配给纸、领平价米，做生意的本领更是高人一筹，她出的书，发行人仅想赚她一个35％的折扣都不容易，竟然自己掮着《结婚十年》等著作拿到马路上去贩卖，甚至不惜与书报小贩在马路上讲斤头、谈批发价，这种大胆泼辣的作风，真足以使我辈须眉都自愧不如。”
这些还不能打住，他继续道：“虽然苏青小姐作风大胆泼辣，但就我个人来看未免失策，原因不外乎有这么几条：
第一，是苏青小姐太急功近利，结果反而贪小失大，以她的《浣锦集》来说，实在不失为一本好书，但此书出到第七版仍然定价一千元，未免太贵，再版书售价应该低廉一些才能畅销。另外文汇书报社的六折、七五折，也不算太高，卖给地摊报贩，虽然可以提高一个折扣，但一本书也只仅仅提高了十元左右，另外，小贩一次最多只能批销十本，且不能立即支付现金，不如文汇书报社一次性可预先付她书款的半数，如果只因为想多赚几万元，情愿放弃预支的现金，岂不是因小失大，失策过甚么？
第二，是苏青女士不太懂得出版与发行之间交情的重要，社会上女人做事派头奇小。有时明知吃亏也要顾及交情，俗话说吃亏就是便宜，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这道理，如今上海的小报界对苏青女士的论调往往贬多褒少，岂属无因？如果认为都是有人从中在作祟，那就大错特错了，希望苏青能知错改错，反躬自省，若认天下人都是凶人，在《天地》杂志上写《敬凶》这样的文章，那么在社会上非成为孤独者不可。
第三，商场上建立信用是第一要义，信用就是金钱，甚至比金钱还重要，苏青小姐只知金钱，不知信用，在发行中今天托这家，明天托那家，甚至不惜纡尊降贵亲自跑到报摊上去接洽，为一两个折扣将协议置之不顾，虽然手段厉害，但一旦失却信用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文章的最后用一首打油诗结束：勿贪小利，要卖交情，建立信用，第一要紧。结婚十年，应懂做人，出言吐语，自己谨慎。乱发脾气，非生意经，依法追诉，不知所云。得道多助，失道寡邻，不必敬凶，自有钱进。”
看到这样的批评文章，谁能受得了，换作当下，不管谁是其中的主人翁，也得吵得天翻地覆了。
这样的文字，是朋友间的调侃，还是朋友指正苏青问题，或是文者为报社打抱不平，当然也存在与苏青有过节，产生文人相轻。其实这个人苏青太熟悉了，她曾经是《天地》杂志的作者，那个时候，这位作者的文章还不止一次发表在期刊上，这人便是作家周楞伽，与苏青熟识，算是老朋友。这样说来，同为作者的周楞伽为何帮着报社说话？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不管如何，官司是拉开了战幕了，苏青老是不小心就中弹，这确与她的文风和作风有关，“小鹦哥”嘴害人啊！
苏青能咽下这口气？肯定不能。
4月20日，苏青一篇名为《女作家》的文章发表在《光化日报》的“饮食男女”栏目，说有人攻击她文章走红的原因是写了一些“月经带文字”，说恨不得说这话的男子“自宫”或帮他“割掉男人的累赘”。而后直接对准周楞伽生理缺陷攻击，说他是文汇书报社破格优待的文人……女作家也是人，人的权利总要争的，你周楞伽不喜欢贪小，随便你把书款全数奉送给人，或者不收版税也好，不关我的事，但是我的事却不要你来瞎管，你耳朵聋，一张嘴又说不清楚，不要把鸡毛当令箭。最后苏青还补上一句：“情愿不当什么女作家，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文仗的结果是，报社乐，读者笑，当事人气。气了就更咽不下气，得继续战斗啊！
不久，周楞伽直接真名在《社会日报》上《正告冯和仪》，说原本玩笑几句最后却愈打愈凶，不惜人生攻击，说苏青的《结婚十年》这样的作品是毒害青年，麻醉社会。
苏青对此再道《矢人惟恐不伤人》，谈作家应有的条件和为人，讥讽周楞伽多管闲事，提及他耳聋残疾，对此挖苦。
紧接着，怒火冲天的周楞伽再发表了《再告冯和仪女士——论当女作家的条件》，他说“冯女士当不当女作家，不关我的事，但冯女士既以女作家自命……可是她给予我们的作品太使人失望了，什么《结婚十年》《饮食男女》，翻开内容来一看，满纸‘风流寡妇’‘两颗樱桃’，大胆老面皮，肉麻当有趣，读之使人魂飞天外，魄荡九霄，难怪苏州某书店将她的作品称之为‘科学的性史’，这样的作品，不但不能推动历史社会的进化，是足以毒害社会，开历史的倒车。敬告冯女士，女作家的台被你坍尽，你如能从此不当女作家，退出文坛，此乃文坛之幸，女作家之幸也！”
最后战斗还不罢休，周楞伽又针对苏青新发的文章《敬凶》发表了《毕竟是谁凶》，而另一篇《犹太型》中的一篇打油诗：“豆腐居然吃苏青，血型犹太赐嘉名。书中自有颜如玉，恋爱岂可向众论。应得权利难放弃，迟付书款杀头型。拜金第一人都晓，何必推非以色民。”让苏青从此脱不掉“犹太作家”的帽子了。
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沦陷时期的民国才女难上加难！
苏青纵然有许多不是，但是她坚强不息的谋生精神，一个人赡养母亲、长辈、弟妹、孩子的担当心更是令男子也汗颜，她有她做人的原则和道义底线，不失为一位有骨气的新民主主义女性。
第五章 苏州行记
席上向汪正未先生索稿，汪先生命先喝酒，乃一饮而尽，不觉即醉。下午去天平山，不得不坐轿子，在轿中睡了一觉，途中风景不详，抵山时尚醉眼朦胧，爬到一线天时，才感到危险，稍为清醒一些。归途中抬轿女人絮絮京小账，游兴为之大减。
——苏青
电视连续剧《天道》中有一个关键词——文化属性。
中国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美国谚语：“一个人做生意，两个人开银行，三个人搞殖民地。”
文化属性的最基本定论：一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产生活的习惯的定性(基本的文化素质表现)即为文化属性。
这是一个无法用三言两语概括的充满哲思的蛊惑词汇。如果将它置于沦陷时期的上海滩，置于当时文化圈里的一群人，置于一位叫苏青的女子身上，那又烙印过什么样的文化属性？
上世纪三十年代，现代作家沈从文在一场文学争论中提出了京派和海派的关系。沈从文、芦焚、林徽因、凌叔华、萧乾、李健吾等为京派代表，张爱玲、苏青、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则是沪地热门人。不难看出，南腔北调，风格迥异中，源于“土壤”“空气”“温度”的大相径庭，发酵的文风、气韵、格调皆有所属，带有明显的地域标识。
于是，京派和海派作品，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影印在历史烟云中，折射出某段残垣断壁下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伴随时光的碾磨，越来越珠圆玉滑，不断被拾起、问及。
而不管何时何地何境下，推动、造就繁荣的文学事业，将这些文化符号宣扬、传递出去，须得有一批实力雄厚的出版社，精通业内的出版商，名堂响亮的出版物，在这些载体条件的支撑下，顺势而为，顺应而为，顺时而为，或许就能水到渠成了。
在四十年代初的大上海，文学之花处处皆放。出版人即是作者，作者便是编辑，编辑原是出版商，诸如此类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样抱团，彼此依偎取暖，资源共享就成为一种必然。
苏青笑说“叨在同性”，即俘获了张爱玲的芳心，成为《天地》杂志的常驻作家。换作其他出版人，能像苏青这样以最少的成本博得最优秀的人才吗？
陶亢德发现新人苏青，多有书信交流；柯灵想留住张爱玲，亦师亦友，颇费心思；有“东方佐尔格”(五重间谍)之称的《杂志》老板袁殊，他联络作家的方式，更为大气，曾邀请十多位文化人去苏州集体游玩，只可惜，重要嘉宾周黎庵和张爱玲却缺席了。当然，这并不影响一行人的心情和雅意。特别是苏青，忙碌之余，正好放松疲惫的身心，她的兴致更浓。
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以苏怀青的体验角度，将此次出游作了较为详尽的描写，再现了当时文学群体的形态，文人作家的心态，同行者间的情态，在那些细心、微妙的文笔流转间，勾勒出一幅栩栩如生的文化众生相，这些侧影的写照，远远不只是苏青在表达个人情感，其中对几位左翼人士的描摹，恰好刻录下他们的“工作”影子，弥足珍贵。
一位是文中的郑烈，其现实原型是袁殊——苏游活动的发起人。这位有着特殊身份，在特殊年代中，在各种场合下扮演着各种角色的文化人，他以军统、中统、汪伪、日伪等不同的势力作掩护，借机、借力为党搜集情报，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其实袁殊真正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其先后开办的《新中国报》《杂志》月刊、《政治》月刊等，成为其最佳的工作平台和活动掩体，便于积极联络各方、各界的情报。据说，袁殊曾经邀请过苏青加盟他的编辑团队，而苏青则因袁殊的“日本汉奸”身份拒绝了。
地下党员组织的苏游活动，袁殊会邀约自己的同志参加吗？
掠过一些文字记载，慢慢去抽丝剥茧，倒是发现了蛛丝马迹。
苏青说：“她本是江北的“左”倾女性，给郑烈手下的特工捉过来，备受酷刑，不肯投降。后来郑烈本人惊奇而发生兴趣起来，不知采用何种手段，居然使得那位女英雄帖然就范了——至少在表面上。”
这个“她”是谁，苏青说“她”名为“张明健”；她为什么被抓，特工说她是“左”倾人士；郑烈因何会对她有了兴致并让她帖然呢？苏青智慧巧妙的一句“至少表面上”，让人茅塞顿开。同志间不就是战友嘛！张明健的原型，后被证实为吴婴之，她在这次活动后交上的作业稿题目为《登灵岩天平》，文中自称记者，点到“如果说这是义务……”由此可以设想，她会不会是袁殊杂志的编辑呢？以这样的身份作掩护，加之有袁殊“罩”着，那么工作就自然容易开展了。
吴婴之还说：“同游作家中，有两位是女作家，一位是《女声》社的关露小姐……”当然另一位则是苏青了。
再从苏青《续结婚十年》中去认识关露小姐，她什么样的一位人物呢？这次苏游既然是一行三位女性，而张明健(吴婴之)和苏怀青(苏青)身份自是不言而喻，那么，另外便是苏青笔下的“秋韵声”小姐。她又是作甚的，与袁殊有什么关系？
苏青道：“秋小姐据说也是左翼出身的……最近替一个异邦老处女作家编这本《妇女》，内容很平常，自然引不起社会上的注意。那秋小姐看去大约也有三十多岁了……她见了张明健很是喜欢，说她俩是曾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过来的。”
与吴婴之的游记对照着细看，不难发现，这位秋小姐即是关露，而且和袁殊、吴婴之关系密切，她也是左翼人士。一句“她俩是曾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过来的”，苏青用得巧妙，有四两拨千斤之效，点明了俩人战友、同志情谊，这次不期而遇，自然显得格外惊喜和欢欣。不过，透过苏青字里行间的语气，她对秋小姐(关露)还是保持着距离和看法，或有文人相轻、才女抵触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关露和吴婴之对苏青也有芥蒂，毕竟她与汪伪政权要员走得近，他人也会避嫌。当然，苏青也会想，既然秋小姐你是左翼人士，为什么搅合在日本圈子里，因为苏青的做人底线中，绝不交往日本人。
但她或许没想过，袁殊、吴婴之、关露与形形色色的敌人、日伪、汉奸交道，正是他们开展工作的好平台、好良机。这一群红色“间谍”，日夜行走在滚烫的钢丝上，生命插入敌人咽喉中，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局外人根本不能懂得也无法辨识他们的思想行为到底为何，只有当历史大幕翻开新篇章，回过头去检索曾经，猛然间，哦！才知道原来如此。
苏青看她们，应是雾里看花，偶然间捕捉到一些讯息，却又在转瞬间消失殆尽。彼此不是“同道中人”，怎能知道同道中事呢。
这次苏游，关露交卷一首诗歌：《吴歌》。
苏青干脆奉上心里独白，几篇日记虽别出心裁，却有应付之嫌。
同去一行十多人，据说还有实斋、谭惟翰、文载道、钱公侠、黄果夫、谭正璧、予且、江栋良等，他们都有作业交与《杂志》。这些作品有《苏州记行》《苏游杂记》《苏台散策记》《苏州的女轿夫》《苏州印象》《记灵岩天平之游》《苏州印象记》《苏州素描》《登灵岩天平》等，以此表示对东道主袁殊的感谢和对期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