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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苏青的人生经历很简单，从小外出求学，单纯的学校生活，导致她的性启蒙相对滞后。父亲早逝，母亲远隔，苏青在成婚前，性子中有柠檬般的酸涩、清澈，这是肯定的。她不知道“鼻子”在相书的含义，实属再正常不过了。当时的情形下，文章被热炒的内因还有一个，那便是苏青与陈公博的私交关系，成了众人猜测的焦点。如何这两人又扯上关系呢？
其实，苏青下笔写《〈古今〉的印象》时，与陈公博还不熟识，不然她也用不着为了工作如此公开溜须拍马，后来人猜疑的男女关系，张冠李戴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时间上有偏差。苏青的《论离婚》引起陈公博赞誉后再看到苏青歌颂他的文章，这对一位爱才惜文的成熟男子来说，怎能不心怀荡漾呢。于是，在朱朴的撮合下，苏青与陈公博见面了。这段经历，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也有特别详实地描写，只是主角换成了苏怀青和金总理。
她说：“姑母亲自递给我一封信，信封足足一尺长，印着机关的名称，旁边用墨笔写上‘金缄’两字。我不禁‘咦’了一声。姑母的眼睛锐利地逼视着我，我不免心里慌了起来，只说句：‘大概是不相干的朋友写来的’……‘他老是借用机关的信封’，姑母怀疑地笑了一笑，也就走了。”
金总理亲自来信邀请怀青赴宴，而且信件是姑母传递给她，与一位汉奸头子来往，甚是让人轻慢的丑事，怀青是知道的。但是，迫于现实的压力和生活的窘迫，怀青咬咬牙，还是按时赴约了。
他们单独约见中，金总理敞开心怀，与怀青道了许多心中的苦恼和诸多的无奈。
苏青写到：“他告诉我许多关于自己的历史，童年失怙，苦读，参加革命，希望的幻灭，但是他爱他的领袖，一个提拔他的革命前辈，如父兄，如师友，情同骨肉，他是永远追随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金总理还对怀青说：“我是甘愿为朋友牺牲的。”能清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此时的金总理，应该是很明白自己最终结局的，被历史唾骂收场自是必然了，他的所谓的“朋友之谊，追随之举”，是愚忠的，忠奸不分，失去了做人的底线。而金总理又是文化人，他应该是在现实的选择与良心的拷问间不知徘徊了多少次，失足遗恨的困扰，一直缠绕也未必没有，所以他见到单纯的文学青年怀青，有了强烈的倾诉欲望。这并不是男女之间的情愫触动，而是一场心灵救赎的对话。汉奸的头衔一旦顶上，没人能摘下来，就像怀青与他交往后，受惠于他的关爱与好处，这也是抹不掉的一段灰色历史。因为有了这次见面，两人加深了印象，懂了各自的苦楚，特别是当怀青提到工作没有着落，寄住在亲戚家有许多不便时，金总理萌生了帮助她的想法，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不久，怀青的工作便有了着落。当然是金总理办妥的。与此同时她收到了一张未署名的支票，整整十万元，面对巨额“来路不明”的钱，怀青大抵也明白，这是金总理送来的。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孩子等待她养育，一边是惴惴不安的良心拷问，经过思想斗争，怀青最终还是接受了这笔钱，并搬出了姑父家找到了新居所。
对于这段经历，真实的情形是，苏青利用陈公博援助的钱，置办了一套房子，开始了独立的新生活。她和李钦后在分居一年后正式离婚，结束了结婚十年的夫妻缘分。有人说这是陈公博有意促成的。其实不然，之前一拖再拖的婚姻“枷锁”，应该是苏青经济还不够独立，不够稳定，她有顾虑，有所担心，一旦这些问题解决了，离婚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由不得李钦后愿意不愿意了。
至于苏青是如何找到工作的，又是做何工作的，有一封信我们能知晓一二内情。这是陈公博托周佛海妻子杨淑慧转交给苏青的：
和仪先生:
昨晤周夫人，知先生急于谋一工作，同时我也知道中日文化协会有问题，非一朝一夕之事。
我想请你做市府的专员，但专员是没有事做，也太无聊。派到各科办事，各科习惯对于无专责的专员，时时都歧视。所以我想你以专员名义，替我办办私人稿件，或者替我整理文件。做这种工作，不居什么名义也行，但有一件事——不是条件——请你注意，最要紧能秘密，因为政治上的奇怪事太多，有些是可以立刻办的，有些事是明知而不能办的，有些事是等时机才可以办的，因此秘密是政府内为要的问题，请你考虑，如可以干，请答复我，不愿干就做专员而派至各科或各处室办事罢。
至于薪俸一千元大概可以办到。
此请
祝安
陈公博启
6月19日
最终，苏青衡量再三，选择了在伪市政府秘书处做事，这瓜葛让她沾上了“汉奸”的嫌疑。
从7月份上任，苏青仅仅做了两三个月的官员，最后被陈公博以“女人搞政治不适合”潜掉了。但薪水照给不误。
以苏青的智慧和才能，有这样的后台背景，真的做不下一个小小的官员职位吗？
这令人费解的问题，一篇苏青发表的《谈做官》将答案揭晓。
陈公博说政府中该说的才说，不该说的打死也不能乱说；该做的才做，能缓做得缓做，不能做的绝不能逞强做。苏青触及了陈公博的“底线”，将政府中的做事办事准则公诸于世，这不是让“市长”难堪嘛。虽然苏青并不是这样的目的，但是她“自以为是”的做法，让陈公博感觉到了隐约的“不安全”，这个女人或什么都好，就是嘴巴不严实，那还了得。
当然，这也是一种根据推论的猜想，政治这东西，变幻莫测，如果陈公博不让苏青离开政府部门，那么，就不会有今后在出版史留下一笔的苏青了。苏青也许真的因为一直跟随陈公博而洗不脱汉奸的罪名。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苏青《谈做官》道：“一个做大官的人，不但没有朋友，而且没有爱人。一个真正想讲爱情的女子决不会把做官的人看作对象，他的事情这样忙，行动这样不自由，都是恋爱过程中的致命伤。春天里蝴蝶儿踊跃了，他在忙着接见宾客；秋夜月光如水般泄下来，他已疲倦得沉沉入睡了，你还能同他讲些什么呢……所以我相信世界上决没有多少女子会真的爱上一个做大官的人，说是爱，爱的定是他的金钱与权势。除了金钱与权势之外，她若真的会爱上他，那么她定是世界上最痴心的人，因为她将因此而牺牲自己的全部青春与快乐。”
陈公博是上海市“市长”，他是大官呢。他没人爱、得不到爱吗？如果有人爱，那也是为他权势所诱惑，苏青与之交往也为这些吗？
纵然，苏青因为生活境况的无奈而有意外的机遇接触上了陈公博，一定程度上，她确是有“目的”性，她需要工作，需要收入。而她也接受了陈公博的支票馈赠，拥有一本陈公博签名盖章的空白支票，她只需轻轻地填上数字，就可以取现了。但是，苏青并没有动那一本极具诱惑力的支票簿，而选择了在文海中继续打拼，以自己的双手抚养孩子，供养家人，保全自己。这就是另一面的苏青，她是有着自我底线和觉醒的人，在那个战火纷乱、政治复杂的年代，女子要谋生，要懂爱，何等的不易啊！
当抗战胜利来到，汉奸陈公博最终受到人民审判的那一瞬间，苏青内心应该是痛楚交加的，以私人情感，或是以陈公博对她的无私支持和援助来说，苏青是感激涕零的，并且陈公博本身具有的文人气质，也曾吸引了苏青，作为一个谋生的女子，在她最潦倒、最困难的时候施与援助的任何人，她都是感恩的，记挂的，这就是苏青的本性。
第三章 天地之间
事业对于女人究竟有多少价值？我总在怀疑。须知男人的爱情开始便是事业的开始，因为他相信有了事业才可以保持他对她的爱情；而爱情失败后更加要努力事业，因为他相信事业成功了就不怕没有再获得爱情的希望。而女子则不然。女子的爱情成功了就用不着事业，事业成功后更得不到爱情，则此所谓事业又有什么用呢？我也知道女子一面恋爱，一面工作原是可以的，只不过那要全世界的女人个个都如此才好，否则，照我看来，一面工作一面谈恋爱的女人，总会较专心恋爱而不做工作的女人吃亏的。
——苏青
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它潜沉在岁月幽黯的溶岩中，它假寐，欲睡非睡，似醒非醒。这种本性中最原始的渴求与欲望，因为有所指，有所倾向，有所倚重，于是行进发展中，往往起先急功近利想突破自己，展示雄心壮阔，企图尽早踏上高速轨道，然欲速则不达，多次反复后，才懂得积蓄、沉淀、隐忍，等待风来时的厚积薄发。有梦想者，多半不会半途而废。
有人问，为何经常将苏青和张爱玲互为引子，牵出彼此的故事和精彩来。的确，这对“上海双璧”，她们不光现在被人们置于同平台上说道，其实，在40年代的上海，她们就已经是一对文坛上的“姊妹花”了。
据说，欣赏苏青文字的陈公博，同样也欣赏张爱玲的作品。
将苏青引以为知己的胡兰成，最终成为了张爱玲的丈夫。
而她们欣赏的人物也如出一辙，林语堂和鲁迅成为她们心中的精神领袖。
她们一生以文谋生，为文生存。张爱玲后期涉猎电影剧本，而苏青则开拓戏剧剧本，且都有成就和建树。
她们的文字生长、扎根于30、40年代的上海“孤岛”时期，文坛的荒芜和萧条，时局的不稳和不安，恰好给了她们挥书的平台和空间，使得她们一举成名。
张爱玲清傲，苏青暖热。张爱玲心性寡淡，苏青张力十足。张爱玲不喜交道于人，苏青善于八面生风。张爱玲与文字，是生活、工作、精神的产物，这之间的比重不分仲伯。苏青之于文字，生活为先决，其次是理想的实现，最后才是精神上的愉悦，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有轻重缓急的。因此，在这些细微差别中可以体悟到她们的理想为何。
张爱玲的理想自始至终不曾改变，而苏青的追求随着她自身的变化而不断改变。
当有了人生自由，生活保障，社交人脉和文学圈子后，苏青的心蠢蠢欲动了，她曾经不敢想或未曾达成的想法，此刻一股脑儿地钻出来。
从“市政府”出来，闲暇的时光正好给了苏青充分思考和规划未来的时间。有一个事情她朝思暮想了许久。其实，当初她与前夫李钦后看到朋友们创办杂志热火朝天，认为有甜头可尝，也曾兴致盎然的下水一番，但不懂行也不懂经营的他们很快败下阵来。于是，苏青参与的第一份期刊《小评论》无疾而终。后来她也向陶亢德提及过开办杂志的想法，都被她的启蒙恩师给劝阻了，认为时机不够成熟。苏青心中记挂这事，一直没放下，她何故这么执着呢？
一个人的理想，或许在经过外界的阻力和打击后愈发坚定、执着，苏青亦是如此。第一次办刊的失败，又经历了小编辑都做不好的尴尬，到后来《古今》的总编周黎庵(在老板朱朴同意的情况下)拒绝了她的应聘，而《风雨谈》主编柳雨生也一直将她的《结婚十年》连载不作重要位置刊用，尽管陶亢德也打过“招呼”。这些都让苏青感觉到作为作者的苦恼和悲哀，既然自己有了机遇和平台，何不参与一把呢？
于是，她再次向陶亢德征询开办期刊的意见，这次陶亢德没有反对，进而为她作了指点和建议。
有了指导“总监”，接下来便是经济支持，苏青便找到陈公博，“市长”答应给她五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而与苏青交好的杨淑慧也送来两万元作贺仪，一切停当，苏青一段轰轰烈烈的老板、编辑、发行生涯正式开始了。
她取杂志名为《天地》，出版社名为“天地出版社”，正式运营的时间定于1943年10月10日，苏青时年三十岁。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苏青撰写的《结婚十年》中，苏怀青与徐崇贤结婚日是10月10日，而他们的婚姻刚好经历10年整，这些恰恰好，犹有余味。
《古今》《论语》《宇宙风》《天地人》，集天地大成，道洪荒开来，望浩淼时空，多少往事付诸古今传奇中，宇宙之大，不管风向哪儿吹，总有精魄如大小珠玉落银盘，从而慢慢地传承下来。苏青将月刊定名为《天地》，其名字气象可比肩林语堂、朱朴。以徐訏创办的期刊命名，不失为典范之作。
宏大的名字已经让人青睐有加了，那么她会邀约什么样的作家加盟呢？有些期待。
苏青最先想到的是有知遇之恩的陶亢德，没有他，就没有苏青以及苏青的期刊，顺理成章陶亢德都该赐稿一二，况且以陶亢德在上海出版界的地位，有文道贺必是对期刊起到肯定作用。不过，陶亢德却以“一向编而不作”推却了。但苏青仍有法子，她将陶亢德在日本游学期间邮寄来的指导书信，编辑成了名为《东篱寄语》的文章刊发在了《天地》上，并谨记其倡导的“多带一点巾帼气，女中的丈夫总还是女性……贵杂志一方面固须老作家撰述，一方面亦不妨多使非作家写写文章。”期刊要有文学性，又趋大众性，这样才能兼顾各方，广开作者和读者群体，办刊才能保持持久性。陶亢德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这就有了后来陈公博、周佛海、杨淑慧、梁文若、汪正禾、胡兰成、赵叔雍、冯和侠等行外人的“赐稿”，政客、贵妇、名媛、公子哥儿……凡能增加看点卖点，吸引眼球的人物，苏青都试着去约稿。当然，《天地》的办刊质量并没因这些所谓的“外行”人参与而减弱，相反颇有面面俱到、囊括“天地”之感。
其中，最有意思的算是苏青约稿张爱玲的一段趣事。说是苏青原本打算用统一印制作家征稿信函，却因油印机暂借不了，只能改为手书。本是郁闷失望的她，却因以饱满圆润的字体和幽默俏皮的文风书写的邀请函成了亮点之举。她的一句“叨在同性”，让性子清冷的张爱玲不由地“噗哧”一笑，这就是苏青为人处事的独特作风。如若真的是统一函件，张爱玲是否入驻《天地》作家团队，倒真的不一定了，上海文坛或将会失去一道最美丽的风景线。
苏青还是作者时，将嘴皮子化为笔杆子，展现的是知识和眼界，当她成为老板的那一刻，其商人本色尽显。她把宁波人精明、敏锐、开拓的思维运用到实践中，成绩令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