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米亚金的这部小说以“我们”为题，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社会，“我们”就是联合起来的无产者，就是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象征，扎米亚金选择“我们”做书名，这无疑具有某种戏仿性质。不过在小说中，“我们”的概念却是飘忽的，游离的，随时转换身份的，它至少有过三种指涉，即联众国的所有国民、主人公和两位情人，以及“革命”群众。甚至连主人公都在小说中不止一遍地发问：“‘我们’是谁？我是谁？”（《笔记之三十六》）“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搞不清楚他们是谁，我们又是谁。”（《笔记之二十八》）他与I-330两人构成的“我们”，恰恰是与由联众国所有居民构成的“我们”相对的。而与“我们”相对的“我”则成为一个可疑的存在，如小说中所言，“我的”也成了一个“好笑的词”。值得注意的是，I-330这个“号码”（在联众国里“号码”等于“人”）中的“I”，据说就既指罗马数字中的“1”，也是英文字母中的“I”，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它都在暗示“唯一的自我”。在小说结尾处，被成功摘除想象力的主人公已重新成为联众国合格、忠诚的一员，面对I-330的遇害他不仅无动于衷，还豪迈地说道：“我希望我们获胜。不止如此；我坚信我们终将获胜。因为理性必胜。”（《笔记之四十》）于是，在联众国的庄严礼拜上，“我们欢庆的正是整体针对单一，全体针对个人的胜利！”（《笔记之九》）我们由此又读出了集体对于个体、“我们”对于“我”的专制，而这种专制往往并不是与某一特定的社会制度紧密相连的，对个性、自由和异端的压制和迫害，始终存在于人类历史的随时随地。专制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关键或许仍在于“我”自己面对专制的态度，以及“我”保持个性的决心和方式。
《我们》呈示、讽拟了不同层次的乌托邦，可它至今为止却主要被视为一部纯政治的反乌托邦小说，甚至仅仅是对斯大林体制的影射。对《我们》的这种简单化阐释，其原因就在于世界范围内长期存在的关于这部小说的意识形态化解读。《我们》写于1920年，当时虽未公开发表，却如扎米亚金所言，在数十年里都“始终是苏维埃批评的主要靶子”，将其作为“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社会体制的恶毒诋毁”。西方顺势拿过这一立场，竭力突出扎米亚金及其《我们》的反乌托邦（实为反共）色彩，在《我们》的英文版于1924年在纽约出版之后，尤其是在东西方冷战全面展开之后，西方对于《我们》之讽喻功能及其“现实意义”的鼓吹就愈加甚嚣尘上。扎米亚金并非一位意识形态斗士，这一点我们从他的传记史实中可略见一斑。他年轻时曾加入布尔什维克（这个俄语单词意为“大多数”），十月革命后又积极投身新兴苏维埃国家的文学文化建设事业，与高尔基交往甚密；1929年6月因《我们》在境外发表受到大规模抨击后，他愤而退出苏联作家协会，在高尔基授意下直接致信斯大林请求出国，结果奇迹般地获得批准，但在侨居巴黎期间他却拒绝一切反苏活动，这位在国内绰号“英国人”的西方化作家，到了西欧之后却坚决不接受“俄国侨民作家”之称谓，反而于1934年重新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并以苏联作家代表团成员的资格出席了世界捍卫文化反法西斯大会。扎米亚金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是试图“超越街垒”的，至少在小说创作中，他不是一位愿意绘制政治漫画、撰写政论宣言的作家。因此，仅在意识形态层面对《我们》评头论足，或许会妨碍我们进一步理解这部小说杰作的丰富内涵和复杂蕴意。扎米亚金在《我们》中试图诉诸的或许并不仅仅是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现实，而更可能是人类当下和未来的共同处境。人们不能靠乌托邦生活，人们的生活也不能完全没有乌托邦。人们常说，《我们》写的是“变成了现实的未来”，我们也可以说它指向的是“始终作为现实存在的过去”。
扎米亚金在《我们》中曾这样调侃他的读者：“唉！要是这只是一部小说，而不是我这充满X和-1的平方根、充满一次又一次堕落的实际生活，那该多好！不过，没准这样你们才高兴咧。没准你们，我不知名的读者们，和我们相比还只是孩子。我们是由联众国哺育成长的；所以，我们已经抵达人类所能到达的高峰。而你们，作为孩子，也许会高高兴兴咽下我即将提供给你们的所有这些苦药，只要它们是包裹在冒险的糖丸中呢。”（《笔记之十八》）《我们》是一个包裹糖衣的苦药，更是一个包装复杂的谜团。1922年，扎米亚金曾将他的一部童话集取名为《写给大孩子看的童话》。《我们》就其幻想性、象征性、多义性和元小说性而言，仿佛就是一则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大童话”；而扎米亚金将包括我们在内的他的读者全都视为“大孩子”，他的理由或许就在于，我们往往过于单一的价值认同或美学取向就是一种心智不成熟的表现，这其中也包括对《我们》的单一解读和阐释。
（选自文集《文学的灯塔》，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
俄国文化中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由来已久，俄国文学家往往亦扮演思想家角色，在俄国思想史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索尔仁尼琴等作家的影响和地位似乎无人能及。俄国作家的思想传统在20世纪依然继续，尽管作家的思想空间曾一度遭到压缩；即便在一些不以鸿篇巨制、深奥哲理取胜的作家处，亦储藏着某些思想矿脉。人们先前普遍认为，普里什文只是一位“大自然歌手”和“抒情小品”作者，或一位儿童文学作家，虽然其读者甚众，但文化和思想层面的意义似乎不算重大。近些年来，随着普里什文的日记等过去未曾发表的文字逐渐面世，随着普里什文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普里什文的思想史意义。一篇题为《思想家普里什文》的论文开头便这样写道，“如今，那种长期存在的关于米哈伊尔·普里什文仅为一位地理作家、动物画家、‘大自然歌手’、艺术特写作家的评价已经完全成为过去”（作者为谢苗诺娃，载《人》杂志2000年第6期，第1页），而作为思想家的普里什文，其遗产及其价值理应得到更充分的发掘和整理。
一
在普里什文的创作和思想中，他那种亲近自然、天人合一的态度极具标志性，可被视为俄国人典型自然观之典型体现之一。所谓“亲人般的关注”（родственноевнимание），是他本人关于这一姿态的归纳，在我们看来，这一概念大致包含这么几层含义：
首先是作家对自然的满怀深情。在普里什文的意识中，大自然就是他温暖的家，自然界的万物均为他的亲人，他乐于在自然界中任何一个生物、任何一个现象之前冠以物主代词“我的”。他在《大地的眼睛》中的《我母亲的梦》一节里写道：自然就像他亲爱的母亲，离去的母亲化作自然，自然像母亲一样时刻关爱他，他也像眷恋母亲一样时刻眷恋着自然。
其次，这强调一种与自然“共同创作”的方式。在普里什文看来，大自然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不仅动物和植物有生命，甚至连自然中的每一个存在和每一个现象都有生命。普里什文认为，具有思考能力的不仅有人，还有各种各样的生物，甚至连沼泽也在“按自己的方式思考”，甚至连沼泽里的小鸟姬鹬，“大小如麻雀，喙却很长，在它那若有所思的黑眼睛中，也含有所有沼泽欲回忆点什么的永恒、枉然的一致企图”。在大自然中，普里什文“学会了去理解每一朵小花在谈到自己时那种动人的简朴：每一朵小花都是一轮小太阳，都在叙述阳光和大地相会的历史”。他永远以平等的态度看待自然，因此，他才能遵从自然的“口授”，根据四季的更替来安排自己的作品结构，将自己的作品当成“大自然的日历”，他时时处处感受“大自然的智慧”，在自然中领悟生活的真谛。对于普里什文来说，自然就是他硕大的书房，自然就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另一方面，自然本身也存在巨大的创作潜力，小到一朵小花的花开花落，大到宇宙的形成演变，都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创造过程。将自然万物都看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创造过程，普里什文因此才希望通过自己的感悟和写作使“人的创作”和“自然的创作”相互呼应，让这两种创作相互结合。
最后，普里什文之写自然，其实同时也是写人，或曰最终还是写人。普里什文过于热衷自然，这使其创作曾引起非议，其中最著名、亦最让普里什文耿耿于怀的两个意见分别出自吉比乌斯和普拉东诺夫，前者指责他的文字“缺乏人性”，后者将其创作贬为“自然主义哲学”。如今看来，将普里什文创作中的“自然”与“人”相对立，实为对普里什文思想的一大误解，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终极目的，均欲在将自然当作“人的镜子”。他在《跟随魔力面包》中写道：“研究作为自然的民间生活形态，也就是在研究全人类的灵魂。”他又说，他的“现实主义”就是“在自然的形象中看到人的心灵”，“让自然替艺术家说话”。研究自在的自然，目的就在于研究人，正如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言：“普里什文面对自然的伟大的爱，源自他对人的爱。他的每一本书都充满对人亲人般的关注，也充满对这个人生活、劳作其上的那片土地亲人般的关注。因此，普里什文的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1〕普里什文说：“今天我感受的是自然界生命的整体，无须知道单个的名称。我感到同所有这些能飞、善游、会跑的生物都有着血缘关系。每个生命都在我心中留有记忆的底片，数百万年后才骤然从我的血液中浮出：只要看看，就会明白，这一切都曾是我生命中的存在。……我们和整个世界都有着血脉亲缘，如今我们正凭借亲人般关注的力量恢复这种关联，并借此在别样生活的人中，甚至是在动物和植物中，发现属于自己的东西。”〔2〕有论者将普里什文这一自然观称为与大自然的“共存共生，休戚与共”。与自然融为一体，天地人和谐共生，这是普里什文创作的动机和内涵，也是其自然观的特征和核心。
二
将普里什文的创作与“生态批评”理论做一个比照，我们不难发现，普里什文可以被称为世界范围内生态思想的先驱之一。
“生态学”的概念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于1866年提出，“生态文学”在20世纪中期才成气候，而“文学生态学”和“生态批评”的概念则迟至20世纪70年代方才确立。美国作家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1962）被视为世界范围内生态文学的奠基之作，但将普里什文20—30年代的一些著作如《人参》《灰猫头鹰》等与《寂静的春天》做一对比，可以发现两者间有许多相通的思想。普里什文虽然没有对使用杀虫剂等破坏自然的具体方式提出激烈抨击，但其作品包含的善待自然、敬畏生物的思想和情感却是显在的。普里什文晚年的《大地的眼睛》等作品，更是充满预言家式的生态观念和环保思想，即便这部在他死后才面世的遗作，亦比《寂静的春天》早问世了近十年。做这样的比较，决不是为了贬低卡森等人对世界生态文学和环境保护运动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仅仅为了说明，普里什文对于自然的态度和关于自然的思考也具有某种预言性质。更令人惊奇的是，普里什文进行这些思考的时空环境又恰好是那个主张征服自然、强调人定胜天的20世纪中期的苏联社会。
普里什文的生态和环保思想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他还是一位身体力行的自然保护活动家。他的作品《鹤乡》就记录下他的一段环保努力。在那片“鹤的故乡”，是排干沼泽发展生产，还是保持沼泽的生态原貌，不去惊扰鸟类的生活，这一抉择在普里什文处也曾是难题。从那些笔记中不难看出，普里什文起初对于排干沼泽持支持态度，因为这能为当地百姓的生活和劳动提供便利。但是，在他发现这里的沼泽里生长着一种古老的藻类“克劳多弗拉”之后，他改变看法，认为应该保持原有生态。为此，他在1928年7月8日的《消息报》上发表题为《Claudophora sauteri：论自然保护事宜》的文章，呼吁保护濒危藻类。为此，普里什文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误解：领导层认为他作为一位守旧的知识分子，不关心改善普通百姓的生活；当地百姓认为他是“为了自己享乐而替湖水说情”（指他想留住打猎的地方），同时也“为了让上面来的各级委员能继续在湖里打野鸭”。他曾遭到当地农民威胁，一些人甚至扬言要杀死他。这不禁让普里什文感叹：“我为克劳多弗拉水藻而奔波的全部旅程，如同堂吉诃德的旅行。”不过，普里什文的努力最终有了结果，几年之后，普里什文又以相同的题目在《消息报》发文（1934年11月11日），通报那片沼泽终于被划为保护区。或许正是由于这一事件，普里什文于1947年被推举为全俄保护自然协会莫斯科分会主席。
普里什文在担任该协会主席后发表的《保护自然》一文，是其环保观和生态观的集中体现。他站在自然的立场以充满同情的口吻写道：“实际上，我们的大自然中充满为存在而展开的斗争，要与死亡天使斗争，与病菌、细菌和各种病毒斗争，与长翅膀的、四条腿的和两条腿的敌人斗争。我们的大自然充满敌人，可这些人却在因为‘保护自然’这几个字眼而欣喜。显而易见，这个对人充满敌意的自然，与那个我们想要保护的自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相互对立的概念。当部长议会开始谈到自然保护问题时，大家很自然地都会理解为，这个自然就是苏联经济的原材料，就是某种地质宝藏，就是由海洋、土地和太阳构成的宝库。……人们要为文明的花园和公园取代野生的自然而哭泣，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此刻谈的是另一种哭泣：我们要哭泣的，就是人自身对于由海洋、土地和太阳构成的宝库之丰富性的非文明态度。”〔3〕
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除了善待自然、保护环境的一般观点之外，普里什文的另外两个思想也很独特、超前：其一是城市（指莫斯科）之“自然”的保护；其二是保护自然事业自身所具有的教育意义。将这两项任务结合在一起，普里什文进而指出：“儿童心灵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孩子们与动物和植物的合理交往。孩子们自己去帮助动植物生长，这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毫无疑问，在莫斯科，自然保护的首要对象，应该就是儿童的生理和精神健康。”“我们应该对自然保护事业持一种特殊观点。在我们这里的条件下从事自然保护事业，我们就不仅要关注各种外在的财富，而且还要关注人本身，关注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灵健康这样一些财富。在我们的自然保护事业中，我们将把这一理想的自然理解为确保我们后代心灵健康的一个健康前提。”“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组织相应的自然保护事业：在这一方面，我们应当将其推上首位的并非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而是教育学家，是那些能够把青年引向自然保护事业的享有威望的组织者。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应该转向自然保护事业，我们州的每所中小学里都应该建起自然保护小组，每个区都应该成立分会，让我们的青年人开展广泛的自主活动，他们最终不仅一定能让歌唱的鸟儿飞回莫斯科，而且或许能把这座故乡城变成一座大花园。这样一来，自然与人、树木与城市之间持续了许多个世纪的斗争也将以和平而告结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