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什文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系统的生态学著作，但在世界生态文学和生态思想的发展历史中，他无疑应该占据重要一席。
三
普里什文创作中的宗教因素，或曰普里什文的宗教观，是近些年间“普里什文学”中广泛探讨的话题。受苏联解体后俄国社会宗教化思潮之影响，人们对“普里什文与宗教”这一问题的谈论似乎过于热烈，但这毕竟使人们关注到了普里什文创作和思想中之前涉猎较少的宗教侧面。
在普里什文一生中，其宗教观先后受到几位女性的影响。第一位是他的母亲。普里什文的母亲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是一位旧礼仪教派信徒，她身上那种像一切俄国旧礼仪派教徒一样既虔诚信奉东正教、却又对官方教会及其礼仪持有怀疑和警惕的态度，在普里什文身上留下一定痕迹。普里什文第一次北方之行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北方地区俄国分裂教派的信仰和生活，后来的第三部 特写《在无形之城的城墙下》更是专门诉诸这一主题。普里什文对旧礼仪教派的一贯关注，也许与他母亲的信仰不无关系。第二位女性是普里什文的第一个妻子叶夫罗西尼娅·帕夫洛夫娜，后者是一位虔诚教徒，始终遵循严格的宗教礼仪，前往教堂做礼拜，对于普里什文的漠视教会礼仪，她时常表达不满和不屑，普里什文在1928年1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叶夫罗西尼娅·帕夫洛夫娜和我一起生活了25年，却始终认为我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因为在她看来，只有坚持参加宗教仪式的人才能被称为信徒。”第三位女性是作家罗扎诺夫的女儿，普里什文居住在谢尔吉耶夫（扎戈尔斯克）期间，与同样居住在这里的罗扎诺夫的女儿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罗扎诺娃交往甚密，两人经常就宗教问题展开讨论，甚至发生碰撞。最后一位对普里什文产生宗教影响的女性是他晚年的妻子瓦列里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他们两人持续十几年的共同生活中，瓦列里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强烈的宗教精神对晚年普里什文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普里什文晚年作品和日记中越来越虔敬的感受、越来越沉静的思考，或许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体现。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夫妇对宗教问题的思考，是在一个无神论甚嚣尘上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展开的。
在20世纪初的彼得堡，普里什文曾对神秘教徒的信仰和宗教生活很着迷，与彼得堡的神秘教派多有接触。在俄国宗教史中，正统教会和所谓分裂教派的对峙和斗争由来已久，自17世纪中期在大司祭阿瓦库姆与大牧首尼康之间爆发“大分裂”之后，形形色色的旧礼仪派一直存在于民间，处于地下秘密状态，且势力和影响力都始终非常强大。到了白银时代，沙皇政府和官方教会对非正统宗教势力的打压有所放松，还在1908年颁布《宗教信仰自由法》，于是，各种神秘教派纷纷浮出水面，其“神秘”的宗教理念、信仰方式乃至仪式，均引起当时俄国知识界广泛关注，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家都在作品中对其做过描写，比如别雷的《银鸽》。由于普里什文在当时给他带来名声的三部特写《鸟儿不惊的地方》、《跟随魔力面包》和《在无形之城的城墙下》中无一例外地都写到旧礼仪派教徒的生活，因此，在当时的彼得堡文学界，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的宗教哲学学会中，普里什文被公认为一位神秘教派“专家”。普里什文也很为自己的这个角色而得意，于是更加热心地接触神秘教徒们，许多鞭笞教派人士是他家的常客，他与彼得堡神秘教派的领袖之一列格科倍托夫来往甚密，还曾把神秘教徒领到沙龙中去与彼得堡文人们见面。在这一时期，他受列米佐夫影响最甚，后者对神秘教派和宗教神秘主义的热衷和倡导，无疑也会让普里什文在这一方面更为用心。这一时期出版的两部文集《陈旧的故事》和《五花八门集》，其内容就大多是神秘派教徒之生活的反映。所谓“神秘教派主题”，从此便成了普里什文的创作母题之一。在彼得堡，普里什文与神秘教派的这种密切关系一直持续了两年多，这自然会对普里什文的创作产生某种影响，“无论普里什文的心理多么健康，与神秘教徒们的交往，对神秘教派世界观的着迷，在他那里还是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这对其世界观和风格的影响，要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更为强烈”〔5〕。
在普里什文生活于谢尔吉耶夫镇期间，小镇浓厚的宗教氛围也肯定会对他产生影响。这个小镇在俄国无人不知，因为著名的圣三一谢尔吉修道院就坐落在这里。在普里什文一生中，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住在一座修道院旁，更何况，这座修道院又是无数俄国东正教教徒心目中的圣地。与两位“宗教女性”终日相处，与圣三一修道院每天相见，这想必会加深、强化普里什文在宗教方面的思考。
然而，在了解了普里什文的“宗教”背景之后，我们再来整体地把握他的创作，却又似乎感觉不到过于强烈的宗教感。他对自然的崇敬，无疑具有宗教性质、带有宗教情感，但这种“自然崇拜”中却含有某种泛神论色彩；在倡导无神论的苏维埃时期，他却始终是个东正教徒，但这个姿态与其说是殉道式的，不如说是审美意义上的。普里什文创作的发现者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在《伟大的牧神》一文中关于普里什文如此写道：“他对这庄严的教堂礼拜并不感兴趣，对他而言，大自然中每天日出时分都要进行的那种礼拜或许更易理解，更为亲近。”〔6〕或许可以这样说，在解读普里什文的宗教观时我们也不应忘记：大自然就是他心目中的神，文学就是他的信仰。
四
“在对诗意源头的找寻中，我曾长久地将诗人的这种心灵状态称为亲人般的关注。但是，探究了这种关注的实质，并希望把这种关注与意识、意志、个性结合在一起，这时，我就开始将其称为一种行为方式了。”〔7〕普里什文在《大地的眼睛》中写下的这段话，把他的“亲人般的关注”和“艺术是一种行为方式”这两个概念联系了起来。所谓“艺术是一种行为方式”（исскуство как образ поведения），可视为普里什文之文学观和美学观的最重要表述。同样是在《大地的眼睛》中，有一节题为《诗歌》的文字对这一概念做了更充分的说明：“我奉献给人们的诗歌，是我的善良行为的结果，我的善良行为就是对我的母亲和其他一些俄罗斯好人的记忆。我完全不是一名文学家，我的文学只是我的行为方式。……也许，我们称为‘诗歌’的东西，就是我们个人那种释放创作力的行为方式。”
在其他许多场合，普里什文以不同的方式反复重申过这个意思，他甚至打算写一本题为《艺术是一种行为方式》的书，作为自己整个创作之总结。普里什文的这一命题里大致有这么几重意思：
首先，他在强调文学和艺术应该像生活本身一样朴实和真实。普里什文的文字总给人一种很平实、很亲切的感觉，让人觉得其作者是一个善良的老者，这也许因为普里什文初次发表作品时的确已是一位中年人，但更主要的原因也许还在于普里什文朴实的文风。普里什文的作品，无论是自然主题的随笔，还是自传小说、猎人故事或儿童文学，甚至日记，都以探究自然和生活中的真为唯一目标。就此而言，普里什文“基本是一个道德家”，这也是使普里什文的创作与俄国文学总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普里什文又与他非常敬重的托尔斯泰那样的道德作家不同，他自一开始就没有训诫、教导的姿态，不是传教士和说教者，作为作家的他只是不停地展示、启迪、感染和熏陶，而从不训诫、教导、强令或喝断。他用准确、细腻的语言充满爱意地描绘出一部壮观的“自然史诗”，但这部巨著中通常却没有什么奇迹，没有什么悬念，甚至没有爱情纠葛，朴实得如同大自然本身，平淡而又纯净得如同水和空气。
其次，他在倡导艺术和生活的相互统一。普里什文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像生活一样写作。”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句：他一直在像写作一样生活。对于普里什文来说，创作和生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密不可分的整体。
最后，与此相关，“艺术是一种行为方式”，这其实是普里什文提出的一种人生态度。斯洛宁在谈到普里什文时指出：“他的生活方式同他的信念是和谐一致的。”〔8〕普里什文曾套用笛卡尔的名言说：“我写，故我在。”他用一生的创作来证明他对自然和人生的态度，同时，他又用自己一生的实际生活来佐证他在自己作品中提出的理念。
五
大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里什文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万物统一”（всеединство）的思想。这种统一可以是不同层面上的，比如人与自然的统一，即前文分析过的“亲人般的关注”概念；比如自然与文化的统一，即自然的存在与人类的意志之间的统一，存在的一切与人的创造之间的统一。为了说明这一世界观的内涵，我们在此引用《思想家普里什文》作者的两段归纳：
作为一位思想家，普里什文演绎了一种统一，完整的世界观，一种统一的哲学信仰，这一哲学信仰体现在他经常思考的那些问题之中，如自然与人、存在之“活的整体”、进化链的亲合关系、世界的递升发展、生活的创造和“未曾有过的一切”之创造、“亲人般的关注”、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恶向善的转化、“欣悦”、个性和不朽，等等。
普里什文世界观的关键词始终是“生命的创造”……这或是指大自然中不断进行的创造，人自身的创造……作为自然、作为符合人的利益的各种物质之组织的人的创作，或者用费奥多罗夫的话来说，就是大自然“将意志和理性引入自身”的调节。普里什文这些年间表达出的一个最重要思想，与俄国宇宙哲学的生物圈直觉论很接近，即所有这些创造潮流相互统一的思想，即自然之存在的创造过程、人类的意识、个性的引导意志这三者的相一致，换一种说法，也就是文化和自然相互综合的思想……如果说，俄国宗教思想界提出了神人的思想，神的激情与人的激情在拯救世界之事业中相互作用的思想，即神与人共同创造的思想，那么，普里什文则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自然与人共同创造的方案。
人与自然“亲密共处”的理想，原本就是贯穿着普里什文整个创作的基本主题。在普里什文关于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中，有两个非常重要、但似乎还没有受到人们足够重视的特点：首先，就是普里什文对这两者之间某种“互动”关系的强调。在他看来，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同时也是精神层面上的。人不仅是“自然之子”或“自然之王”，同时也是“自然的灵魂”，没有人的自然，就像是没有人居住的房子，同样，疏远自然的人就是一个流离失所的无家可归者。“人活在大地上绝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统一。”〔9〕重要的是，在断定“一切皆在一切之中”的同时，普里什文更为强调的似乎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一切之间热烈的“对话”关系，没有人的自然就不成其为自然，同样，脱离自然的人也不成其为人，因此，恢复人的自然属性，就如同发掘自然中的人性一样，都成了普里什文关注、思考和追求的重点。
其次，则是普里什文在解读人与自然之关系时所体现出的某种神秘性。俄国文学和文化中向来存有对于大自然的崇拜，“母亲大地”“母亲河”之类的称谓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就是俄罗斯人内心的泛神论情结之体现。面对大自然，普里什文往往怀有敬畏之心，觉得其中包含无尽秘密，面对茫茫自然，人就是一粒“林中水滴”，而这滴水珠只有融入到自然这一“神的肉体”中去，才能实现生命，甚至赢得不朽。这样一来，人通过自身的创造，借助与万物融为一体，最终能获得宗教意义上的复活。普里什文说过：“要意识到造物主在创造世界时的完整和统一，意识到自己和一切生者与死者的联系。”〔10〕
普里什文的“万物统一”思想显然受到三位俄国思想家的影响，一位是俄国宗教思想家费奥多罗夫，一位是俄国科学思想家维尔纳茨基，一位是白银时代的哲学家索洛维约夫。费奥多罗夫的“父辈复活”学说和“共同事业哲学”理论均对普里什文产生过较大影响，在普里什文《恶老头的锁链》的手稿里，第六环的标题原来就叫《父辈的复活》。普里什文的“亲人般的关注”概念，其实就直接源自费奥多罗夫，后者曾用“亲人关系”（родственность）来指“人的世界统一感”。而维尔纳茨基的《生物圈》一书在1926年出版后不久，其理论就引起普里什文的热情关注和强烈共鸣，据普里什文夫人回忆：“比如在1937年，普里什文就着迷地阅读过杰出的苏联地球化学家维尔纳茨基的书。他读着这本书，‘就像童年时阅读惊险小说’。普里什文在这些天的日记中，将人的创造的实质定义为这样一种能力，即‘不仅具有人的时间感，还要具有星球的时间感’。”〔11〕维尔纳茨基以其宏大的哲学气魄和严密的科学思维，论证了整个地球生命都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生物圈，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正是在维尔纳茨基这里，普里什文为自己的“万物统一论”找到了科学根据。索洛维约夫作为“俄国现代哲学之父”，其“万物统一”学说更是普里什文思想的直接源泉。三位大思想家，一位以科学和理性的精神解读世界，一位从宗教和信仰的角度观察生命，一位将关于自然和世界的认识上升到哲学层面，试图调和认识和信仰，而普里什文则综合地继承了他们的学说，并将其落实在自己的创作和思考中。费奥多罗夫、索洛维约夫和维尔纳茨基又一同被视为“俄国宇宙哲学”（русский космизм）的代表人物，这一学说是一个集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为一体的关于宇宙的认识论，它认为宇宙是一个遵循同一规律发展的大系统，地球是其中平等的一员；而在地球上，同样，每一种生物都遵循共同的发展规律生存并进化。作为他们三人思想的继承者，普里什文也被视为俄国宇宙论哲学家之一，因为在他的作品中，“细节的精雕细刻，以局部代替整体的举一反三手法的运用，造成这样的效果：通过微观世界的现象来反映整个的宏观世界”，正所谓“从显微镜到望远镜”。普里什文自己也说过，“我关注的都是些细枝末节”，但从中却可以“得到一幅星球运动的图画”。普里什文的生物平等思想、自然与人同一的意识和“万物统一论”，无疑都为俄国宇宙哲学注入了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