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命运》中，别尔嘉耶夫写道：“俄国置身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中心地带，她是东西方。”（《欧洲的终结》）“只有在东方和西方这个问题的范畴内，俄国才有可能意识到自我，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她置身于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中心，可以被定义为东西方。”（《创造性的历史思维之任务》）而在《俄罗斯思想》一书的开头，作者几乎原样地重申了这一概念：“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国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的灵魂中，永远有东方和西方这两种因素在相互搏斗。”在这个概念之前，还有这样一段话：“俄罗斯民族是最高程度上的两极化民族，它是若干对立面的并存。它可以使人迷恋，也可能使人失望，它那里永远有可能发生意外的事情，它最能激起对它的强烈的爱和强烈的恨。这是一个正在引起西方各民族不安的民族。每个民族的个性就像每个人的个性一样，都是一个微观世界，因此其中必定包含有各种矛盾，但是程度却有所不同。俄罗斯民族就其极端性和矛盾性而言，也许只有犹太民族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正是这两个民族具有强烈的弥赛亚意识，这并非偶然。俄罗斯灵魂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也许与这样的背景有关，即东方和西方这世界历史中的两大潮流在俄国发生着碰撞，产生着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在别尔嘉耶夫看来，地处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地理位置既给俄国的命运带来某种不幸，导致俄罗斯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上的矛盾和分裂，但与此同时，它却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凸显了俄罗斯民族独特的历史使命，将极大地提升俄罗斯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
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命运》关于世界大战将消弭东西方之间的裂痕、俄国因此将获得复兴的预言没有应验，但他的《俄罗斯思想》关于东西之争仍将贯穿整个20世纪俄国的说法倒是被历史所印证。在别尔嘉耶夫关于俄国的东西方属性的界定、关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评说、关于俄国“命运”和“思想”的思索中，如今能给我们以启示的不仅是那些睿智的观点，而且还有他那种冷静的态度和理智的精神，还有他包容的立场和综合的气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走一条“文化之路”：“在俄罗斯精神中的确存在着一种对极端和极限的追求。而文化之路却是一条中间道路。对于俄罗斯命运而言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在保持其精神的所有特性、所有独立性的前提下，她能否为了文化而自律。”
（原载《外语与翻译》1996年第2期）
在中学时读鲁迅，碰到“阿尔志跋绥夫”这个佶屈聱牙的姓氏，反复念了好几遍，终于记住了这位俄国作家；做研究生时读俄国文学史，几乎在每一种俄国文学史中都遇见对小说《萨宁》的批评和抨击，却一直没有机会直接阅读阿尔志跋绥夫的这部名作。苏联解体之后，大批遭禁的作家和作品得到“释放”，阿尔志跋绥夫和他的《萨宁》也终于浮出水面，来到我们面前。
一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阿尔志跋绥夫生于1875年5月24日。少时的阿尔志跋绥夫过着恬静的乡村生活，在家乡的学校里读了五年书。据说，他的家乡，哈尔科夫省的阿赫特尔卡（今乌克兰境内），是一座风景十分美丽的小城。小城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草原，静静的沃尔斯克拉河从城边蜿蜒流过，几乎每一户人家的屋后都有一个直抵河边的花园，对岸的小山上还有一座静静的修道院。也许是受自然美景的熏陶，阿尔志跋绥夫很早就立下当一名画家的志向，后来，阿尔志跋绥夫进入哈尔科夫美术学校。然而，他在美术学校只学了很短一段时间，最终也没能成为画家，但少时的志向对他的文学创作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阅读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我们可以感觉到，优美的风景描写是其最突出的特色之一，而且，作家几乎将他所有的人物和事件都放置在他自幼起就熟悉的生活场景之中，他笔下的自然就是他故乡的山水。此外，他从绘画转向文学，这中间还有一个偶然的契机，作家本人后来在札记中曾这样写道：“童年时我曾想做一个猎手，但也不反对做军官，后来长时间幻想做一名画家，而成为一位作家则是相当意外的。这是因为，哈尔科夫的一家报纸发表了我的一个短篇小说，并付给我八个卢布，我用这钱买了颜料。后来，我又缺钱，就又写起了小说，这样一来，学画就让我感到枯燥，于是我就转向了文学。”〔1〕阿尔志跋绥夫写小说的原始动机，是为了赚钱去买绘画的颜料。
在这之前，还有一件不幸的事件对阿尔志跋绥夫未来的文学生涯产生了影响。16岁时，也就是1894年春天，由于对生活感到绝望，阿尔志跋绥夫曾开枪自杀。他伤势严重，生命垂危，后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我们不知道，促使他举起枪来自杀的那些思想斗争和矛盾心理是否也是促使他拿起笔来写作的推动力，但自杀前后的强烈感受却是他久久难以忘怀的。没等伤愈，他就将那些感觉和体验写进一个短篇小说，这篇具有“生活素材”和真实感受的小说不久就顺利地在哈尔科夫的《南疆报》上刊出（《一个军官讲述的故事》，1895年1月27日）。后来，自杀事件和自杀者持续不断地出现在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中，有人竟说：“很少有哪一篇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没有关于死亡及其注定的不可避免性的悲哀思索。在他的长篇和中篇里，死亡几乎成了主角。”〔2〕
从画家到作家，从自杀的体验到文学的实践，阿尔志跋绥夫完成了一次跨越。而画家的独特视角和自杀者的独特感受，却都在他的整个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被视为其作家个性和创作风格中最重要的构成。
二
在家乡小试文笔之后，阿尔志跋绥夫去了彼得堡。1901年，阿尔志跋绥夫在彼得堡的《俄国财富》杂志上发表短篇《帕沙·图曼诺夫》，受到好评，他从此成了一位职业作家。他连续发表小说，在文学界广交朋友，还曾尝试组织一个旨在反对“文学将军们”的青年作家团体，他主持过《教育》杂志的文学栏，与许多文学名流进行论战，在文坛很是活跃。但是，给他带来巨大声誉，使他一时成为整个俄国文学生活之中心的，还是长篇小说《萨宁》。
《萨宁》写成于1902年，但是直到1907年才得以发表在《当今世界》杂志9月号上。这部需要其编辑用五年时间来“读懂”的小说，在社会上自然也难以获得一致的评价，然而，《萨宁》在俄国白银时代所激起的轩然大波仍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几乎每份杂志和报刊都刊登评论文章，几乎每位文坛知名人士都公开表态，几乎每个百姓都会在日常谈话中提及《萨宁》。有人写道，1907—1908年，“似乎，不是米·阿尔志跋绥夫写就了萨宁，而是萨宁写就了米·阿尔志跋绥夫”〔3〕。一方面，小说似乎同时受到两个对立思想阵营的抨击，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认为它思想落后，保守的右派人士又认为它有伤风化；可另一方面，《萨宁》被成千上万的读者疯狂地阅读，青年学生们纷纷成立半地下性质的“萨宁主义者小组”“自由爱情同盟”之类的组织，小说中的主人公萨宁更是成了众多青年的仿效对象，被视为真正的“当代英雄”，甚至连当时的黑社会组织“黑色百人团”也将萨宁及其作者树为自己的旗帜。各种模仿《萨宁》的作品层出不穷，后被批评界归纳为“阿尔志跋绥夫风格”（арцыбашевщина），其主要特点就是对“性问题”的公然关注，对社会的冷漠态度，以及对革命性变革前景所持的怀疑目光。正因为如此，在一部俄国作家辞典中便有了这样的说法：“《萨宁》在1907年出版后获得了丢丑的知名度。”〔4〕
关于《萨宁》的争论，其实都是围绕其主人公萨宁展开的。小说以主人公的姓氏为题，它从萨宁返回故乡写起，到他乘火车离去结束，写的是萨宁在家乡那段时间的所作所为。他少小离家，其性格是在家庭之外养成的，没有任何一个人监督过他，没有任何一只手管教过他，这个人的灵魂是自由自在地形成的，就像旷野里的一棵树。他不仇恨任何人，也不为任何人而痛苦；他对一切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最常见的神态就是漫不经心的微笑和略带嘲讽的冷笑；他光明正大地追求享乐，毫不遮掩地袒露心胸。他与农夫的孙女一起过夜，月夜在河面的小船上占有了美丽的女教师卡尔萨维娜，甚至对自己的妹妹丽达也能生出一阵阵冲动；他揍了军官扎鲁丁，粉碎了犹太青年索罗维伊契克的信仰，直接导致这两个人的自杀；他讨厌周围几乎所有的人，甚至自己的亲人，面对熟人的死亡，他每每无动于衷，认为“世界上又少了一个傻瓜”；他身材高大，健壮有力，为所欲为，与此同时，他又很孤独，很无聊，漂泊不定。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超人”。鲁迅在谈到《萨宁》时说：“这书的中心思想，自然也是无治的（即无政府主义的——引者按）个人主义或可以说个人的无治主义。”〔5〕
关于这样一个形象，众说纷纭，所谓的“萨宁性格”（Санинщина）也被提了出来，并成为当时一个引用频率极高的词汇。由于这一形象出现在俄国1905年革命之后，也就是俄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失落和沮丧的年代，因此，它就被看成是俄国文化精英之整体“堕落”的象征。激进派的文学家否定《萨宁》，并因萨宁形象所具有的消极意义深感不安。高尔基在《个人的毁灭》一文中写道：“如今由精神贫困的人们组成的画廊被阿志巴绥夫（即阿尔志跋绥夫——引者按）的沙宁（即萨宁——引者按）可耻地完成了。应该记住，沙宁已经不是市侩意识企图给日趋没落的个人指出一条生路的第一次尝试了，在阿志巴绥夫这部作品出现之前，就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劝告：人应该用变成走兽的办法来简化自己的内心生活。”〔6〕沃罗夫斯基在《巴扎罗夫和萨宁》一文中将这“两个虚无主义者”进行比较，并得出这样的结论：“萨宁的特征的总和，意味着对平民知识分子半个世纪的传统的背叛，首先是对为被压迫阶级服务的背叛——在社会生活中，对义务的无上命令的背弃——在个人生活中。”〔7〕另一位激进派批评家奥尔明斯基说得更直接：“《萨宁》的实质就是用‘伏特加和美女’的口号去取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8〕
于是，萨宁作为一个堕落的、“反动”的形象，似乎已被永远地钉在俄国文学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在翻译《萨宁》的过程中，我却也渐渐地读出了萨宁形象的某些“积极”意义。在20世纪之初，浓烈的世纪末情绪在俄国知识界弥漫，人们在失望中挣扎，在彷徨中求索，于是，作为一种反拨，尼采和叔本华的“自由意志”理论和“超人哲学”赢得空前共鸣，萨宁的形象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中出现的，因此，这一人物体现出的气质和性格，也是知识分子步出思想困境的一种选择，一种方式。另一方面，萨宁身上所体现的个人主义，其实也是俄国知识分子个性觉醒的一个新标志，超越党派和集团的利益去合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在与周围环境的冲突中捍卫自我存在的价值，这本身就是一种选择。退一步说，在两个阵营尖锐对立的时候，像帕斯捷尔纳克所言的那种“超越街垒”的方式，未必不是一种明智的立场，更何况时间后来又证明了，那场街垒战并没有带来很多的积极后果。在小说中不难看出，萨宁虽然不可爱，有时还很不道德，可他周围的人，除了几位女性之外，似乎都还比不上他，扎鲁丁和军官们的愚蠢，尤里的虚伪，梁赞采夫的浅薄，诺维科夫的怯懦……而且，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极端自私的，萨宁至少在真诚和果敢上超过了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位。当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塑造出巴扎罗夫的形象之后，社会上一片哗然，当时，革命民主派批评家曾出面肯定巴扎罗夫形象的进步意义，认为在巴扎罗夫的“虚无主义”中包含着对现实的不满，对变革的渴望；50年之后，自由派批评家又几乎采用与革命民主派批评家同样的方式，在将萨宁与巴扎罗夫做了一番比较之后，认为萨宁形象的塑造是一个“新的发现”，由此，关于萨宁是“20世纪的巴扎罗夫”的说法就流传开来。萨宁和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一样，既是一种苦闷、失落，乃至堕落的象征，同时也体现着某种抗议，蕴含着某种积极意义。
三
除《萨宁》外，阿尔志跋绥夫的重要作品还有《帕沙·图曼诺夫》（1901）、《旗手戈洛洛波夫》（1902）、《兰德之死》（1904）、《人浪》（1907）、《工人施维廖夫》（1909）、《绝境》（1910）等，他还写有多部剧本，此外，他从1911年起在报刊上发表随笔性文字《作家札记》，持续不断地一直写到逝世，最后积累成厚厚几大卷。
将阿尔志跋绥夫的创作当成一个整体来观察，可以在其中发现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作家世界观中的重要构成，在阿尔志跋绥夫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有着深刻的渗透，其作品中的人物张扬个性，追求个性的自由和个人欲望的充分满足，他们的活动营造出一个享乐主义的欢乐场景；另一方面，一种浓重的悲观氛围又始终笼罩在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中，他的主人公们要么像工人施维廖夫那样时刻处在被围捕的恐惧之中，要么像《萨宁》中的尤里那样感到绝望，就连萨宁自己，也同样不时地感到无聊。《萨宁》中的人物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仅自杀者就有扎鲁丁、尤里、索罗维伊契克三人，而起过自杀念头的人就更多了，谢苗诺夫、丽达、柳丽娅……在另一部长篇《绝境》中，阿尔志跋绥夫更是一口气写了七个主人公的自杀！他的作品，几乎成了一个“自杀者俱乐部”。悲观与乐观，欢乐和绝望，这两种对立的因素在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中构成一个奇异的统一体。阿尔志跋绥夫一套文集的序言作者这样写道：“当然，死神那阴暗、恐怖的身影自然也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这创作时而是节日般明朗的，阳光灿烂的，时而又是沉重忧愁的，毫无出路的。与此相关，他同时代的批评家们的意见也分为两类：一些人惊叹他是一个崇拜太阳的作家，一位爱情和永恒欢乐的歌手；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属于报丧者和掘墓人，是不道德的死亡传道者，是人类道德的毁灭者。”〔9〕苏联早期有一部剧作名叫“乐观的悲剧”，或许，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题目来概括阿尔志跋绥夫的整个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