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将普希金誉为俄国文学和文化中的彼得大帝，因为普希金完成了创建俄国文学语言、奠定俄国文学传统的基业；同样，我们也可将索洛维约夫视为哲学和思想领域的普希金，因为索洛维约夫完成了俄国现代哲学的奠基性工作，他的思考及其表达方式，标志着俄国知识分子理性精神的成熟、俄罗斯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以及俄罗斯民族“帝国规模”思维传统的形成。
索洛维约夫的好友叶夫盖尼·特鲁别茨科依（索洛维约夫就是在他哥哥家的庄园去世的）在回忆索洛维约夫的时候深情地写道：“他近视到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东西他却看不到的程度。浓眉下眯缝着的双眼，看近处的东西都很困难。然而当他向远处张望时，他却好像能够洞穿外在感觉所感知的事物的外表，并看到某种视界之外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对所有人都是隐蔽着的。他的双眼闪着某种内在之光，并直指精神深处。”〔22〕我们也可以模仿叶·特鲁别茨科依的句式写道：终身未娶的索洛维约夫，最终迎娶了俄国哲学中的“智慧女神”索菲娅；一直居无定所的索洛维约夫，最终在俄国思想史中觅得一处高悬“万物统一”牌匾的永久居所。
（原载《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4期）
〔1〕尼古拉耶夫主编《俄国作家传记辞典》，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卷 ，第244页。
〔2〕《索洛维约夫文集》，拉尼杰特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3〕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张百春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
〔4〕转引自徐凤林《索洛维约夫哲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21页。
〔5〕《索洛维约夫文集》，拉里杰特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4页。
〔6〕索洛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李树柏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
〔7〕索洛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李树柏译，第195页。
〔8〕马斯林主编《俄国哲学百科全书》，阿尔格力特姆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
〔9〕《索洛维约夫文集》，拉里杰特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10〕索洛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李树柏译，第188—189页。
〔11〕徐凤林《索洛维约夫哲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61页。
〔12〕《索洛维约夫文集》，拉里杰特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13〕洛斯基《俄国哲学史》，贾泽林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110页。
〔14〕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张百春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15〕洛斯基《俄国哲学史》，贾泽林等译，第120页。
〔16〕徐凤林《索洛维约夫哲学》，第19页。
〔17〕洛斯基《俄国哲学史》，贾泽林等译，第158—159页。
〔18〕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19〕《索洛维约夫两卷集》，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8年版，第1卷 ，第32页。
〔20〕洛斯基《俄国哲学史》，贾泽林等译，第135页。
〔21〕徐凤林《索洛维约夫哲学》，第223页。
〔22〕洛斯基《俄国哲学史》，贾泽林等译，第111页。
在20世纪初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中，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占据一个重要位置：作为俄国宗教哲学的代表人物，作为宗教存在主义和人格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他是那个时代刚刚开始成熟的俄国现代哲学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作为伊万诺夫的沙龙“象牙塔”的主持人之一，作为革命前后作家协会的三位领导人之一，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新路》《生活问题》等杂志的主编，他积极投身于后来被他自己定义为“俄国文艺复兴”的白银时代文化活动，流亡德、法之后，他又将白银时代的文化薪火传播到欧洲，从而成为那个灿烂文化时代最突出的“幸存者”之一。在中国，别尔嘉耶夫是知名度最高的俄国哲学家之一，他的《俄罗斯命运》和《俄罗斯思想》两书也早已有中译本，并一直是被广泛阅读的外国思想名著。通过对他的这两部代表作的阅读，我们不仅可以对别尔嘉耶夫的思想有一个大致了解，同时也能加深对俄国的民族性格、文化结构和历史命运的理解和认识。
一
《俄罗斯命运》是别尔嘉耶夫离开俄国之前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在他被驱逐出境之前于1921—1922年在彼得格勒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和《复兴的终结》两书，其写作年代其实在《俄罗斯命运》之前），而《俄罗斯思想》则是他最后一部完成了的著作（在《俄罗斯思想》之后写作的《人的王国和恺撒的王国》一书没有完成），这两部著作分别是别尔嘉耶夫早期和晚期创作的总结之书，它们跨越30年的时间，跨越俄国和法国之间的空间，构成一种独特的呼应。
在俄国思想史中，别尔嘉耶夫以睿智的思维、独特的个性和多产的创作而著称，但同时，他在思想探索过程中的多变，他的理论所体现出的某种折中主义色彩，他的观点所包含的某些矛盾，也是常常被人提及的。别尔嘉耶夫思想的多元，或许部分地来自他复杂的传记，他在自传《自我认知》中不无伤感、又充满自信地写道：“我经历过三次战争，其中两次是世界大战，我经历过两次革命，一大一小，我经历过世纪初的精神文化复兴运动，然后是俄国共产主义、世界文化的危机、德国的政变、法国的崩溃和被占领，我经历过流亡，我的流亡生涯至今仍未结束。我痛苦地领略过一场反对俄国的恐怖战争，而我至今还不知道，世界性的动荡将以何种方式结束。对一个哲学家而言，我有太多的意外：蹲过四次监狱，两次在旧制度下，两次在新制度下，被判处流放北方三年，有过一次永远流放并移居西伯利亚的审判，被逐出自己的祖国，或许，我将在流亡中结束一生。同时，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我和许多事物都有关系，但实际上，在深层次上，我不归属于任何事物，根本不献身于任何事物，仅有创作例外。我不仅对社会问题怀有兴趣，而且还时常为它们操心，我拥有‘公民’情感，但实际上，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我是非公益的，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各个社会团体也从来不把我看作地道的自己人。我永远是一个精神土壤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
从少小时的家庭影响和教育背景上看，别尔嘉耶夫就有一种“综合性”的继承：父亲一方的俄国文化和东正教传统，以母亲为代表的法国文化和天主教传统，合成了别尔嘉耶夫的世袭文化基因；军人家庭的氛围和武备学校的尚武风尚，以及德国哲学的深邃境界和宗教精神的神秘王国，这反差极大的两个世界同时构成了少年别尔嘉耶夫的生活天地。别尔嘉耶夫后来的一生传记，也似乎就是这类反差的进一步强化和外化：他是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但是他后来的思想历程却被列宁不无讽刺地称为“从马克思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进化”；他是一个清醒的、充满怀疑精神的哲学家，可他却在晚年“回归东正教”，其面对宗教的“虔诚”在众多俄国知识分子中引起反感，甚至愤怒；别尔嘉耶夫的思想和行为中都体现着强烈的“酒神精神”，但所谓的“基督教理想”却又是他的终极目标；作为一位活跃的思想家，他与白银时代的许多大家都有过非同一般的交往，但出于思想上的分歧，他却先后与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谢尔盖·布尔加科夫等人决裂；他是巴黎俄国侨民界的思想领袖之一，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对苏维埃俄国的好感，却使他被侨民界视为“叛徒”……许许多多的概念都可以用来界定别尔嘉耶夫的哲学，如“宗教哲学”“自由哲学”“个性哲学”“人格主义”“文化哲学”“末世论”“宗教存在主义”“新宗教意识”“神秘主义的现实主义”“普世主义”“合法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而他本人也相应地被冠上了形形色色的“复合”称谓（有些也是他的自称），如“20世纪俄国的黑格尔”“忏悔的贵族”“自由的囚徒”“自由的圣徒”“自由精神的骑士”“红色哲学家”“躁动不安的先知”“信教的自由思想者”，等等。所有这些概念和称谓，都再好不过地体现了别尔嘉耶夫及其思想的综合性质和折中主义性质，如果要给他的哲学下一个比较贴切的定义，那也许就是“宗教存在主义和人格主义基础上的个性和自由的哲学”，别尔嘉耶夫曾将俄国哲学的特色归纳为“对知识和信仰的调和”，作为一位俄国哲学家的别尔嘉耶夫，其哲学似乎正是这样一种调和的样板。
《俄罗斯命运》和《俄罗斯思想》这两部分别写于20世纪之初和中叶的书，都体现了别尔嘉耶夫思想的这种包容性。《俄罗斯命运》是一部论文集，它有这样一个副标题：《19世纪及20世纪初俄国思想的若干基本问题》，此书以历史为经，以若干问题为纬，是对俄国思想发展史的一个梳理。《俄罗斯思想》则是一部以百余年间俄国思想发展史为描述对象的史著。写作《俄罗斯命运》时的别尔嘉耶夫是一位风华正茂、驰骋文坛的领袖型知识精英，而《俄罗斯思想》的作者已经是一位在异国他乡咀嚼人生和岁月的老年哲人；《俄罗斯命运》似乎是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面对祖国和民众发出的警言和预言，而《俄罗斯思想》则像是在宁静的岁月中对智性历史的总结和归纳。然而，将这两本有诸多不同的书对照阅读，我们却发现，这两本书中关于俄罗斯民族性和俄国文化的论述却是基本相同的，考虑到其作者充满变化和否定的思想历程，考虑到横亘在两书之间的30余年时间，这个发现是令人惊讶的。而在两书的内容中最少遭到作者修正的，就是作者对俄罗斯民族矛盾性格的归纳、对俄国东西方属性的界定以及对俄国历史使命的沉思。
二
《俄罗斯命运》是在20世纪初对俄国多舛命运的一种思考，在文集里的几十篇同旨文章中，作者对俄罗斯民族的心理特征、俄国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俄国社会的历史和未来做了一番独到的论述。
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俄罗斯民族的长处和短处、优势和劣势，俄罗斯命运之路上的坦荡与坎坷，全都来自俄罗斯民族根深蒂固的内在矛盾。理解了这些矛盾，也就理解了俄国，理解了俄国之命运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20世纪中期写作的《俄罗斯思想》中，他仍在继续着这样的思考。
俄国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国家，就是对于别尔嘉耶夫这样的俄国思想家来说，它也依然是一个“难解的谜”。在《俄罗斯命运》和《俄罗斯思想》两书的开头，他竟都引用了俄国诗人丘特切夫那段著名的诗：
无法用理智认识俄罗斯，
无法用普通的尺子丈量；
她有着独特的身材，
你只能去把俄罗斯信仰。
但是，别尔嘉耶夫决心去打开这个封闭着的俄罗斯灵魂的秘密，他发现了俄罗斯民族诸多的矛盾性。对于这样一种所谓的“矛盾性”，别尔嘉耶夫在文中还先后使用过许多不同的概念，如“二律背反”“悖论”“极端性”“两极性”“对立性”“两重性”“双重信仰”“二元结构”“矛盾组合”“双重性格”等等。在别尔嘉耶夫看来：
首先，一方面，俄国是一个最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俄罗斯人是最无政府主义的人民，俄罗斯人向来不善治理国家，几乎所有的俄国思想家、作家和政论家，无论其倾向如何，都具有天生的无政府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俄国又是一个最官僚的国家，俄国创建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帝国，在俄国，一切都会转化为政治的工具，为了国家、政治的利益可以牺牲其他一切利益，数百年来，俄罗斯人的血和汗几乎全都用于巩固和捍卫国家，而无暇顾及个性的发展和自由的创造性生活。结果，最缺乏国家意识的人民却建立了最庞大的帝国，最具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民却成了官僚政体最恭顺的臣民，一个天性自由的民族却仿佛不去追求自由的生活。
其次，一方面，俄国是一个最少沙文主义的国家，俄罗斯民族从未像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那样充满自信和傲慢，俄罗斯人向来缺乏足够的民族自豪感，甚至羞于承认自己是俄罗斯人。另一方面，俄国又是世界上沙文主义色彩最为浓重的国家。俄国一直是民族冲突最多、民族压迫最甚的国家之一，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影响不仅遍及俄国，而且超越了国境。俄国在世界大战中的表现使它时常保持有“欧洲救星”“各民族的解放者”的良好感觉；俄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俄国东正教教会的意识形态中有集中、充分的体现，“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学说在俄国思想史中也一直很有市场。
最后，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民族性格中也发现了这类二律背反。在《俄罗斯思想》的最后，别尔嘉耶夫写道：“应当记住，俄罗斯人的天性是完全极端化的。一方面，是恭顺，是对权利的放弃；另一方面，是由怜悯之心激起的、追求正义的暴动。一方面，是同情，是怜悯；另一方面，是潜在的残忍。一方面，是对自由的爱；另一方面，是对奴役的接受。”自由和奴性，浪游和停滞，这两者之间巨大的差异，也许是由于俄罗斯灵魂中阴阳成分的尚未糅合。
这究竟是民族性格的尚不成熟，还是外来影响与民族本质的相互抵触呢？
别尔嘉耶夫罗列的这些矛盾在每一民族中都程度不等地存在，只不过在俄国，其对立的色彩尤为鲜明罢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诸如此类的矛盾背后还隐含着两个更大的俄罗斯式矛盾，即东西方的矛盾和上下层的矛盾。东西方的矛盾是地理的，文化影响上的，是横向的；上下层的矛盾是历史的，社会结构上的，是纵向的。这一横一纵两大矛盾构成一个硕大的十字架，许多个世纪以来，俄国就背负着这沉重的十字架在自己的命运之路上艰难地前行。
三
别尔嘉耶夫对于俄罗斯民族种种二律背反现象的罗列，对于这些现象背后隐含着的文化矛盾的揭示，其目的有两个：一是论证俄罗斯民族独特的历史使命，一是显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成熟。
写作《俄罗斯命运》时的别尔嘉耶夫，置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之中，这位厌恶军事和战争的前武备学校学生，在战争年代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体现出了他身上的“军人气质”，他认为，这场震撼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大规模战争对于俄国来说恰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崛起机会，因为“战争的伟大纷争，应该导致东方和西方的伟大联合”，这时，俄国的特殊作用和价值便会凸显出来。到别尔嘉耶夫写作《俄罗斯思想》的年代，他显然已经意识到，他当年关于俄国将通过世界大战在欧洲和世界“出人头地”的设想没有实现，至少后来的结果与他当年的设想是不完全吻合的。在《俄罗斯思想》中已经看不到他对战争的热情期待了，对俄国在欧洲和世界的“决定性角色”的热烈鼓吹也已然降低了声调，但是，关于俄罗斯民族肩负着独特的历史使命，关于俄国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所应该发挥的联结作用的立场，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着的，在时隔几十年之后他又申明当年的一些观点，而其中关于俄国是“东西方”（Восток-Запад）的概念更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