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求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现实做出彻底的认识和形而上学学说的具体性，这些乃是俄国哲学思想的特殊特征。这些特征又为索洛维约夫的哲学体系所特有。”〔15〕将俄国和欧洲的关系置入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进程，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考察俄国的命运，强调俄罗斯民族的神性特质及其因此而具有的包容性和合成性，索洛维约夫因此论证了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存在意义。索洛维约夫的这一观点，既是俄罗斯民族传统的弥赛亚意识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再度显现，反过来，它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又空前地确立、强化了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意识。应该说，这是在哲学层面、思想史层面关于俄罗斯民族特殊使命的最早表述之一。从人类存在终极意义的角度来探讨俄罗斯民族的特殊属性和精神潜力，并进而对俄罗斯国家的命运和俄罗斯民族的使命做出归纳和界定，索洛维约夫的这一举动，既是他作为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先知发出的殷切召唤和热烈希冀，同时也是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一，是俄罗斯思想欲获得自我确立和释放的具有转折意义的举动之一。索洛维约夫对俄罗斯民族特殊使命、俄罗斯国家特殊道路的探索，他试图在东西方文化间谋求平衡并进而为俄罗斯文化谋得独立存在意义的尝试，对后世的俄国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别尔嘉耶夫的俄国文化的“东西方构成说”，20世纪20年代的“路标转换派”，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依、萨维茨基等人提出的“欧亚论”，以及列夫·古米廖夫的“新欧亚论”，乃至利哈乔夫的俄国文化的“斯堪地纳斯拉夫”结构等，或许均从索洛维约夫的这一思想文化立场汲取了资源和启迪。
四
索洛维约夫思想的最大特征，或许就是其综合性。徐凤林指出：“思想家索洛维约夫区别于同时代哲学家的显著特点是实现了广泛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创造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哲学学说。”〔16〕“综合”是索洛维约夫作品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汇，他的哲学被人称为“综合哲学”，他也自称他的学术理想就是实现“大综合”，津科夫斯基在其《俄国哲学史》中还注意到索洛维约夫使用的另一术语，即“有机体结合”（сизигия，又译“生动的结合”）。索洛维约夫喜欢在他的诸多重要概念前添加定语，如“自由的神智学”“有机的逻辑”“绝对的实在”“肯定的万物统一”等等，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一种确定和限定，更是某种内在的综合企图之外在显现。谢尔盖·布尔加科夫曾说：“索洛维约夫的体系是哲学史上所曾奏响的音色最为饱满的一组和弦。”
“音色最为饱满的和弦”，这既是就索洛维约夫哲学体系的来源和内涵而言的，亦指其结构和表达方式。津科夫斯基在其《俄国哲学史》中对这组“和弦”的构成细针密缕，从中分辨出六大旋律，即：①19世纪60年代俄国社会“对于进步的信仰”；②索洛维约夫本人用哲学“改造”基督教神学的强烈愿望；③斯拉夫派的“完整知识”理念；④对历史的非凡敏锐的感受（津科夫斯基就此感慨：“索洛维约夫是历史学家的儿子这一点绝非偶然。”）；⑤神人类概念；⑥作为其哲学灵感来源之一的索菲娅理念。津科夫斯基总结道：“索洛维约夫的体系的确是对其种种理念加以有机综合的一次尝试。”接下来，这位哲学史家又对索洛维约夫所受影响的来源进行梳理，列出长长一串名单：外来的影响有斯宾诺莎（索洛维约夫称之为他的“哲学初恋”）、康德、费希特、叔本华、哈特曼、谢林、黑格尔，还有卡巴拉学说和神秘主义；俄国本土的影响则为斯拉夫派（尤其是霍米亚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恰达耶夫、费奥多罗夫、尤尔凯维奇和库德里亚夫采夫等。洛斯基在他的《俄国哲学史》中则写道：“索洛维约夫哲学主要是在以下一些学说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些学说有：他的老师尤尔凯维奇教授（莫斯科大学）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谢林在他的《神话和启示哲学》中所阐发的有关绝对物与世界的联系的学说，以及他的有关自然界朝创造绝对机体方向发展的自然哲学学说。索洛维约夫对完整知识的具体原则和条件的研究，无疑是与斯拉夫主义者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亚科夫的思想相联系的。”〔17〕徐凤林在梳理索洛维约夫万物统一论的哲学史源头时也写道：“从古希腊开始，哲学思维就在探求多样性世界的统一本原，或认识存在的共同的形而上学原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普罗提诺的‘太一’、斯宾诺莎的‘实体—神’、神秘主义者的‘世界灵魂’、谢林的‘同一哲学’，等等，都是‘万物统一’思想的不同表达。”〔18〕可以说，索洛维约夫的哲学体系，本身就是俄国和世界相关理论和学说的集大成。
索洛维约夫一生的思想探索过程也是充满起伏和变化的。洛谢夫为索洛维约夫一套文集作了题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创作道路》的序言，他在这篇序言的结尾写道：“弗·索洛维约夫的哲学发展经历了这样一条道路，即始自心平气和的理论思考，经历躁动不安的教会和政治探索，再经浪漫的自然主义乌托邦及其对进步的信念和之后的完全失望，直至关于整个文明即将谢幕和死亡的惊人预言。”〔19〕这些“多变”，既体现了索洛维约夫思想探索过程之艰难和深刻，同时也是其思想的多元构成之表露。他的思考涵盖哲学、神学、史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文艺学等多个领域，他同时用哲学著作、政论、对话、诗歌等不同体裁进行创作，他的关注对象既有现实问题也有宇宙意识，既有教会合并运动也有上帝的绝对存在，既有“爱的意义”也有“自然之美”，他的思想内涵和表达方式均体现出罕见的综合性。索洛维约夫用哲学的手段来解决神学和美学问题，反过来，他又为哲学和艺术注入了宗教内涵，他的终极关怀和综合思维是目的也是手段，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像索洛维约夫哲学这样的哲学体系有很大的优点。即使这些理论并没有最终解决宇宙之谜，但它们起码明白而简单地指出：人类理性拥有成功解决把有关世界的高级方面和低级方面的诸学说结合为一个统一整体这样问题的方法和手段。”〔20〕徐凤林曾用一段热情洋溢的排比句式来归纳索洛维约夫及其思想的特色：“除了索洛维约夫之外，似乎没有哪一位哲学家提到了绝对者的身体或永恒的身体；没有哪一位基督徒能说出，人之所以高于无形体的天神是因为人有肉体、有身躯，能够为自己和为他人而斗争，拥有选择的自由；没有哪一位宗教哲学家或非宗教哲学家能够教导说，神性不仅在个体，也在社会结构；没有哪一位神秘主义者相信社会政治进步是必然的和受神性制约的；也没有哪一位当时的哲学家因对自由资本主义的进步观如此失望以至于以末世论来结束自己的体系；没有哪一位神秘主义哲学家能够如此明确地认识到，观念不能离开事物而存在，无论它有多么高尚，哪怕它是上帝本身；没有哪一位社会政治思想家能够把自己的社会思想追溯到古代俄罗斯民族的‘智慧’象征；在20世纪世界灾难的前夜，没有哪一位思想家、作家、诗人和社会政治活动家能够为当代文明的瓦解和预感到人类的空前分裂而惶恐不安。当然，如果利用历史的显微镜和放大镜，也许可以在某些其他思想家那里找到上述成分，但这并不影响索洛维约夫整个哲学的独有特色。”〔21〕索洛维约夫思想所具有的这一“独有特色”，既是就其思想的内容构成而言的，无疑也是就其方法论特征而言的。索洛维约夫的哲学体系和它的建构方式，他的思想内涵和它的表达方式，这两者高度契合，即两者均呈现出高度的概括性和综合性。
索洛维约夫的理论建构方式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他十分热衷“三”的组合，比如：他在《善的证明》中将人的道德本性归结为人的三种内在感受，即“羞耻、怜悯和崇敬”；他在《爱的意义》中依据索取和奉献在爱中所占的不同比例将爱划分为三种，即“奉献的爱、索取的爱和平等的爱”；他心目中的自由神智学即神学、哲学和科学的有机综合；他将神权政治的理想社会结构设计为教会、国家和社会的三足鼎立；他的伦理学巨著《善的证明》更被认为有着“贯穿全书的三段式”。在《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一书中，他认为“自在的人之本性呈现出三种基本存在形式，即感觉、思维和能动的意志”；他将哲学划分为三大类型，即“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他在此书中还给出这样一份图表：
这份图表是索洛维约夫的完整知识的结构图，也是他以三段式、三分法等方式谋求综合的方法论之最为典型的体现之一。此外，我们还发现，索洛维约夫的多部作品均以“三”为题，如《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演讲》《三种力量》《三次相会》《关于战争、进步和世界历史终结的三次谈话》等，甚至连他的一生创作也能被较为清晰地划分为三个分期。索洛维约夫对“三”的热衷，显然是受黑格尔三段论的影响，与基督徒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三位一体说”恐怕也有关联，但这样一种“正反合”的思维结构和相应的表达，也同样是一种趋向综合的愿望之体现。
索洛维约夫接受了多方面的影响，而他的综合哲学自身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多面的，广泛的。作为一位杰出思想家，他的讲座和政论对他所处时代和社会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等领域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思考和著述也成为他身后俄国哲学、神学和艺术范畴的珍贵文献。索洛维约夫的综合性影响，首先就体现在他思想的跨领域、跨时代辐射上。如今回首梳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白银时代文化运动，我们发现，俄国现代哲学体系的形成和俄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勃兴是其中最重要的两大构成，而我们又不无惊讶地意识到，索洛维约夫竟同时成为这两大文化构成之最为重要的思想源泉。作为万物统一哲学体系的奠基者，索洛维约夫对他同时代和稍后的一大批俄国哲学家，如谢·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特鲁别茨科依兄弟、弗洛连斯基、舍斯托夫、弗兰克、斯捷蓬、洛斯基、洛谢夫等，均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使得俄国宗教哲学得以自立于世界哲学之林；索洛维约夫的美学和艺术思想，他对艺术的宗教感、神秘性和纯美化的鼓吹，尤其是他对于索菲娅形象的理论建构和具体描绘，为作为俄国白银时代现代主义文学之先声的象征主义诗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勃洛克、别雷等象征派大诗人均将索洛维约夫视为精神导师，而索洛维约夫本人包括《三次相会》在内的诗作和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更被视为俄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中的佳作。在索洛维约夫离世百年之后，随着白银时代的文学和文化价值重新得到发掘和研究，索洛维约夫作为白银时代精神领袖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索洛维约夫也是俄国思想的方法论传统的奠基者之一，在他之前，罗蒙诺索夫、恰达耶夫、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奥多罗夫等人已经以他们广博深邃的思考方式为俄国思想传统奠定了基础。将思想的视野投向整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把针对现实的批判意识与关于未来的乌托邦理想融为一体，对人的生活进行形而上学的拷问，将人类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当作终极关怀，这便是俄国思想的总体特征。索洛维约夫大学毕业时立下的学术志向，便是“借助基督教学说积极促进世界之改造，将基督教的‘绝对’真理带入人们的意识”。这一思想传统的形成，首先自然与俄国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关，一方面，世界上最为广袤的国土使其居民更具大空间意识，他们关于自然和宇宙的认识相对而言或许就更具概括性和总体性；另一方面，地处东方和西方文化的接壤处，两种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碰撞和交融也在片刻不停地强化俄罗斯民族的综合意识。其次，作为欧亚大陆上的后起民族，俄罗斯文化在诞生之初便已面对东方和西欧诸多业已发达的强势文明，一方面，这使得它有十分丰富的成熟文化可供借鉴，有现成的不同传统可资综合；另一方面，后起民族的文化心态也始终在刺激、促使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人殚精竭虑，发愤图强，以便尽快融入世界的思想大家庭。最后，自公元988年接受基督教起，俄罗斯国家和教会一直致力于向其国民灌输“正教”精神和弥赛亚意识，一方面，这种意识理所当然地成为有助于俄罗斯帝国不断扩张的官方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俄国越来越大的疆土以及因为要捍卫这片疆土而产生的不安、焦虑和紧张，也成了俄罗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重要构成之一。这些因素交叉作用，对俄罗斯思维范式和思想传统的形成和流布产生深远影响，而这一范式和传统则是造就“宇宙主义的”“帝国规模的”思想大家的重要前提之一。在索洛维约夫之后的20世纪，俄国又涌现出了齐奥尔科夫斯基、维尔纳茨基、巴赫金、利哈乔夫、洛特曼、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等“索洛维约夫式”的大思想家。
索洛维约夫出现在俄国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段。索洛维约夫出生在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之家，他那位历史学家父亲终日不懈撰史，每年出版一卷，最终出齐了29卷本的《有史以来俄国史》，这一举动即已表明，俄国的学术传统当时已十分深厚，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意识已经成熟。索洛维约夫的硕、博士论文分别是《西方哲学的危机（驳实证论者）》和《抽象原理批判》，这两个命题的提出本身即已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俄国哲学人和思想界的觉醒，索洛维约夫这位初出茅庐的哲学家身上无疑已经体现出了年轻的俄国哲学的冲击力。索洛维约夫从对西方哲学的批判开始其学术生涯并赢得广泛赞誉，这至少表明：第一，他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俄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哲学和西方学术传统已有深入细致的了解；第二，他和他们已经具有强烈的学术自信心，甚至已经具有自觉的文化独立意识，力图建立独立的民族学术人格。索洛维约夫从批评西方哲学的抽象主义和唯理论起步，这恰恰表明他和他的哲学汲取了西方哲学所具有的怀疑精神、理性取向和批判传统，他其实是在用西方的哲学方式构建他的“俄国化”或“东方化”的哲学体系；他对西方哲学的质疑出现在西方哲学在俄国广泛传播、开始结出硕果的时候，恰恰表明了俄国自身哲学精神和思想能力的觉醒和成熟；索洛维约夫虽然以质疑、批判西方哲学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起家，可他的思考过程和思想结果却是充满理性精神的，“索洛维约夫现象”的出现，实为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俄国知识分子智性成熟的标志之一。索洛维约夫哲学和思想最为突出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他试图在西方的分析传统和东方的综合传统之间谋得某种调和，实现客观和主观、理性和感性、物质和精神、抽象与具体、真理和信仰、推理和艺术等等的统一，更确切地说，他注重的是这诸多“两者”之间的关系和联结。就这样，在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上，索洛维约夫试图为处于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传统的俄国另辟蹊径，在西方的分析传统、实证方法和东方的综合传统、经验方法之外再寻觅一个出路，以彰显俄国文化和思想的独特性和自在意义。索洛维约夫既源于俄国特定的历史阶段，又成为该历史阶段的典型显现，他既是俄罗斯民族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结果，反过来，他的出现也凸显、强化了俄罗斯民族融东西文化属性为一体的文化合成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