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茨维塔耶娃的情感生活，很多人也颇有微词。有人说她曾把她同时代的男性诗人“轮流”爱了一遍，有“研究者”津津乐道于她的同性恋私生活。作为女儿的阿里阿德涅自然不便过多涉略这一话题，甚至会刻意回避或掩饰，但是在她的笔下，我们毕竟能看到她关于父母情感生活的真实描述。茨维塔耶娃比丈夫谢尔盖·埃夫隆大两岁，在女儿眼中，父母的关系更像一场姐弟恋，不仅是年龄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的。但这份感情是纯真的，恒久的。女儿写到父母当年的爱情信物“红玛瑙”：在科克捷别里的海滩，两情相悦的玛丽娜和谢尔盖在一起挑选好看的石子，“玛丽娜心中暗想：如果他能找到一块红玛瑙宝石，我就嫁给他！说来也巧，这样的红玛瑙他立刻就找到了，是用手摸索到的，因为他那双灰色眼睛一直凝视着她绿莹莹的明眸，他把挺大的一颗红玛瑙宝石放到她的手心里，粉红色的玛瑙晶莹剔透，她一辈子带在身边，留传至今，堪称神奇……”（《她的丈夫。他的家庭》）这枚玛瑙后被镶嵌在茨维塔耶娃一直戴着的那枚戒指上。女儿还满怀深情地写到父母当年在莫斯科的戏剧活动（《瓦赫坦戈夫剧院》），两人别离后在柏林车站的动人相拥（《柏林》），全家三口在捷克乡间一起阅读文学作品的温情场景：“让人难忘的还有那些夜晚，有时候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过晚饭，把桌上的食品和碗碟全都端走，用湿抹布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庄严的煤油灯摆放在中央，透过玻璃罩释放出柔和而明亮的光，圆形的白铁灯罩——就像反光板，我们舒舒服服坐在桌子旁边；谢廖沙给我们大声朗读从布拉格带回来的书籍。”（《搬上阁楼》）茨维塔耶娃当初出国，是为了追随丈夫，一部俄国作家辞典中的“茨维塔耶娃”词条的作者就这样写道：“她的流亡不是一个政治举动，而是一位爱恋丈夫的女子之行为。”她后来的回国，也同样是为了与丈夫和女儿团聚。茨维塔耶娃的不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源自她对丈夫和家庭的忠诚。而她的那些情感逸事，则更多是柏拉图式的，至少从初衷和本质上看是柏拉图式的，比如她1926年与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间的书信罗曼史。我们赞同谷羽先生在《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1〕一书的译后记中所说的这样一段话：“茨维塔耶娃每次恋爱，最终都转化为真挚的诗篇，因此可以说她向缪斯无私地奉献出了自己的心灵。”
阿里阿德涅认为母亲“天生具有双重性（绝非两面性）”（《搬上阁楼》），她的回忆录就更多地让我们在特立独行的茨维塔耶娃之外又看到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女诗人。女儿的视角是独特的，或许是不无偏袒的，但我们无疑更愿意相信女儿眼中的茨维塔耶娃性格的真实性，更愿意接受由阿里阿德涅塑造出的这个温情细腻、忍辱负重的茨维塔耶娃形象。
《女儿的回忆》一书的扉页上印有茨维塔耶娃的这样四行诗：
在严酷的未来，
你要记住我们的往昔：
我是你的第一个诗人，
你是我最好的诗。
这是茨维塔耶娃当年为年幼的女儿阿里阿德涅写下的诗句。这里的“第一个诗人”和“最好的诗”固然是诗的隐喻，可它们同时也是写实的，是茨维塔耶娃母女一生关系的真实写照。换句话说，茨维塔耶娃始终像写诗一样养育孩子，或者说，她始终像养育孩子一样写诗。
阿里阿德涅是茨维塔耶娃的长女，茨维塔耶娃在20岁时生下她这第一个孩子，母女俩出生在同一个月，即9月（而茨维塔耶娃与丈夫埃夫隆则出生在同月同天，即俄历9月26日）。茨维塔耶娃给孩子取名“阿里阿德涅”，这个名字取自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阿里阿德涅。阿里阿德涅是克里特王弥诺斯的女儿，她帮助雅典英雄忒修斯杀死半人半牛怪（忒修斯用阿里阿德涅给的线团边走边“放线”，后沿此线原路返回，成功逃出迷宫），之后却被忒修斯遗弃；她后与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爱情也无果而终。母亲在给女儿取名时，大约没料到她也会把这个名字的“悲剧性”带给女儿。阿里阿德涅一生不幸，四五岁时便遭遇革命和内战，后又随母亲流亡，漂泊异乡；1937年返回苏联后不久，她便因“间谍罪”被捕，先后两次被流放，直到1955年才获自由。自出生起直到返回苏联，除了在捷克上寄宿学校的短暂数月，阿里阿德涅与母亲几乎形影不离，她分担着母亲的重负，与母亲相依为命，搀扶着母亲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1942年，身在劳改营的阿丽娅在茨维塔耶娃离世一年后才得知母亲的死讯，她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内疚地写道：“如果我跟妈妈在一起，可能她就死不了。我们一起生活，她背负沉重的十字架，我能跟她分担，苦难再深重，也不至于压垮她……”
阿里阿德涅无疑继承了母亲的天赋，甚至可以说，阿丽娅的才气并不亚于母亲，她自幼聪明过人，四岁识字，五岁便开始“写作”，即写诗写日记。爱伦堡在其著名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写道，他去茨维塔耶娃家做客，却见“一个十分瘦削而苍白的小姑娘走到我面前，信任地紧靠着我低声地说：‘多么苍白的衣服！多么奇异的宁静！怀中抱着百合花，而你正在漫无目的地瞧着……’我吓得浑身冰凉：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丽娅当时才五岁，可她却朗诵起勃洛克的诗来了。”阿里阿德涅曾说茨维塔耶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写诗，都必须写诗，因为对于母亲来说，“写诗是难以更改的习惯（黑体为原文所有——引者按）”（《柏林》），母亲显然也把这个习惯遗传给了女儿，或者说，她让女儿也养成了这个习惯，甚至可以说，她把这个习惯强加给了女儿。《女儿的回忆》收录了阿里阿德涅幼时的一些笔记，这是六岁的她写下的两段文字：
我的母亲完全不像母亲。母亲总是欣赏自己的孩子，通常也喜欢别人家的孩子，可是玛丽娜不喜欢小孩子。……她常常发愁，动作敏捷，爱好诗歌和音乐。她写诗。她能忍耐，往往忍耐到极限。她也爱生气。她总是匆匆忙忙出门去什么地方。她心胸博大。声音温柔。走路步子很快。玛丽娜的手一直戴着戒指。玛丽娜夜晚读书。她的眼睛几乎总有一种嘲笑的眼神儿。（《我的母亲》）
我们沿着一条灰暗的小路走向一座山丘。山顶上有座大教堂，在蓝天和白云衬托下，教堂显得很美。走到教堂跟前，我们才发现，教堂上了锁。我们朝教堂画了十字，然后坐在台阶上。玛丽娜说，我俩就像坐在台阶上的乞丐。……四周很辽阔，但是远处的景物看不清楚，因为有一层雾。我想跟玛丽娜说说话，可是她说，希望我不要打扰她，我就走到一边去玩了。（《四叶草》）
这些笔记所体现出的观察力和文字表达力让人惊叹，这种能力的养成自然要部分地归功于母亲的教育和影响。可以构成旁证的是，茨维塔耶娃十分看重女儿的“创作”，曾精心抄录这些笔记，甚至设法将它们发表出来。茨维塔耶娃1923年在柏林出版诗集《普叙赫》时，曾收入七岁女儿所写的20首诗；她还将女儿少时的笔记与自己的散文编在一起，组成文集《尘世特征》。也就是说，从很早的时候起，茨维塔耶娃就把女儿当成了自己的文学知音和写作伴侣。《女儿的回忆》记录下了茨维塔耶娃与年幼女儿的这样一段对话，茨维塔耶娃当时试图对七岁的女儿解释什么叫作“化身”：
“爱是概念，爱神就是化身。概念是一般化的，概括性的；化身是有锋芒的，尖锐的，具体的！把所有东西汇聚到一点。你明白吗？”
“哦，玛丽娜，我听明白了！”
“既然听明白了，你就给我举个例子。”
“我怕说不准。两个词都很难理解。”
“没关系，没关系，你说吧。说得不准确，我就告诉你。”
“音乐是概念，声音就是化身。玛丽娜，多么奇妙啊！功勋是概念，英雄就是化身。”
《女儿的回忆》一书的序者将这对母女形容为“两个势均力敌的交谈者”，她还这样再现了茨维塔耶娃母女捷克流亡时期的“日常生活”：“她们母女俩的日常作息时间是铁定不变、雷打不动的。阿丽娅跟妈妈一样，很早就起床，她知道，她该做什么事。母亲做早饭的时候，阿丽娅要收拾房间，拿‘房东的扫帚’扫院子，打水，取牛奶。吃完早饭，她要刷锅洗碗。做午饭之前一段时间，母亲坐下来写作。‘我也写自己的日记，哪怕只写几行也好……’母亲打开她的‘捷克’草稿本，阿丽娅翻开属于她的日记本。”想当年，在革命后饥寒交迫的莫斯科，母女俩就曾身披毛毯坐在屋里“写作”，茨维塔耶娃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精神生活有进展，我写诗，写剧本。阿丽娅写她的笔记。”巴里蒙特因此感叹说：“这母女俩，更像是两姐妹，生就的诗人心灵，力图摆脱平庸的现实，在幻想之中自有生活。”写作，成了茨维塔耶娃母女在艰难时世的主要生活内容，也是她俩最佳的精神交流方式。正是就这一意义而言，阿里阿德涅在回忆录中写道：“是的，我是妈妈的心灵之子，是她的精神寄托，在爸爸不在家的岁月，我代替了谢廖沙（即阿里阿德涅的父亲埃夫隆——引者按），是她真正的支柱。在各种各样的天分当中，我被赋予了最为罕见的一种，妈妈需要什么样的爱，我就能用那样的方式爱她。我从一出生就知道应该懂得的那些知识，不用教，光凭听，就知道草怎么样生长，星星怎样在夜空中成熟，我能猜出妈妈的痛苦以及最初的源泉。”（《搬上阁楼》）
可以说，女儿阿里阿德涅就是母亲茨维塔耶娃的某种自我投射或自我复制，是茨维塔耶娃创作出的又一部艺术作品。茨维塔耶娃当初教女儿识字背诗，让女儿写诗记日记，或许未必一准有着明确的目的，即将女儿培养成一位大诗人，但她无疑是在千方百计地让女儿成为一个懂诗、爱诗的人，更有可能的是，茨维塔耶娃完全是在凭借她诗人的本能教育孩子，塑造女儿，把自己强大的诗人情感和艺术个性投射给阿里阿德涅，从而让女儿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茨维塔耶娃二世”，茨维塔耶娃诗歌精神的继承人。阿里阿德涅在捷克上寄宿学校时所写的一篇作文曾令校长万分感动，校长一把抱起她来，大声喊道：“我不知道妈妈写得怎么样，女儿——简直就是普希金！”（《搬上阁楼》）茨维塔耶娃把女儿塑造成一首诗，塑造成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即对文学和文化拥有挚爱和忠诚的人。
阿里阿德涅成人后，也一度想摆脱母亲的巨大阴影，这其中既有同样具有天赋的名人之后代往往会有的那种难以充分显露自我的无形压力，也有茨维塔耶娃强大个性给始终任劳任怨的女儿造成的束缚，阿里阿德涅当初不顾母亲反对毅然返回苏联，其中一定有着谋求自己物质和精神独立的内在心理动机。但在劳改营里度过十几年岁月而终于获得真正的自由之后，女儿却把自己的所有时光和精力都献给了母亲和母亲的诗歌。如果说，茨维塔耶娃在阿里阿德涅返回苏联之前的25年间始终在不懈地按照她自己的方式塑造诗意、诗性的阿里阿德涅，那么，在1955年获释后直到去世的1975年，阿里阿德涅却始终在顽强不屈地为复活她的诗人母亲而奋斗。她广泛搜集母亲留下的一切文字以及与母亲相关的所有资料，她与母亲生前的友人通信，撰写关于母亲的回忆录，编辑母亲的作品集，为出版母亲的作品四处奔波，《女儿的回忆》一书的序者在谈到阿里阿德涅时公正地指出：“实际上，她是向苏联读者介绍茨维塔耶娃诗歌的第一人。”正是由于女儿的努力，母亲的诗歌遗产得以重见天日。通过对诗人母亲的捍卫和宣传，阿里阿德涅·埃夫隆这位诗人的女儿也对包括茨维塔耶娃创作在内的整个白银时代诗歌的复兴做出了自己宝贵的贡献。
茨维塔耶娃称阿里阿德涅为她“最好的诗”，阿里阿德涅则在回忆录中写道：“玛丽娜不写诗的时候，年幼的我会说：‘诗累了。’”（《帕斯捷尔纳克》）这对诗人母女，作为诗的“化身”的母女，在因为诗歌而遭受的厄运和磨难中相依为命，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相互塑造，最终构成了20世纪俄语诗史中一座不朽的双人纪念碑。
（原载《新京报》2015年10月17日）
〔1〕安娜·萨基扬茨著，谷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900年7月31日（新历8月13日），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病逝于莫斯科郊外的乌兹科耶庄园（今莫斯科工会大街123a号），年仅47岁。这位逝于20世纪元年的俄国哲学家，其思想却构成俄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分水岭之一，他因此成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20世纪思想家；他生命的最后一站乌兹科耶（Узкое）在俄语中意为“狭窄庄园”，而他的精神遗产却穿越时空，在俄国产生了持续而又广泛的影响。
一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1853年1月16日（新历28日）生于莫斯科一户真正的书香门第，其父是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索洛维约夫（1820—1879），29卷本的史学巨著《自古以来俄国史》（1851—1879）的作者，1871—1877年的莫斯科大学校长；其母出身大贵族，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著名哲学家斯科沃洛达（1722— 1794）的后裔。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哥哥弗谢沃洛德和妹妹波里克谢娜均为作家，著名的象征派诗人小谢尔盖·索洛维约夫（1885—1942）是他的侄子。
在莫斯科读完中学后，16岁的索洛维约夫进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系学习，两年后转入文史系。他很早便体现出对哲学和宗教问题的浓厚兴趣：“我自幼年起迷恋宗教问题，我在14～18岁经历了多个阶段的理论否定和实践否定。”〔1〕他在大学苦读诗书，热衷哲学和历史，同时也迷恋占卜和招魂术等“玄学”。索洛维约夫1873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在哲学教研室工作，同年迁居谢尔吉镇，在圣谢尔吉修道院的神学院听课一年。1874年，索洛维约夫完成题为《西方哲学的危机（驳实证论者）》的硕士论文，对西方的实证主义哲学提出质疑，指出了西方哲学中唯理论和经验论这两种认识论所具有的片面性。答辩于1874年11月24日在彼得堡大学举行，索洛维约夫完成答辩后获哲学副教授职称，继续在莫斯科大学授课。1875年6月，索洛维约夫前往英国，在大英博物馆研究印度哲学、诺斯替哲学和中世纪哲学，其间突然在内心听闻“索菲娅的神秘召唤”，于1875年10月16日启程前往埃及，于夜宿沙漠时分得见索菲娅显容。1876年回国后，索洛维约夫在莫斯科大学执教逻辑学与古代哲学史课程，此时与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希特罗沃（1848—1910，出嫁前姓巴赫梅杰娃）相识，他与后者的恋情持续很久，却未成眷属。索菲娅·希特罗沃是诗人外交官希特罗沃的夫人，彼得堡沙龙的女主人，她年长索洛维约夫五岁，在结识索洛维约夫时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索洛维约夫将她视为智慧女神索菲娅的人间化身，视为能赋予他创作灵感的缪斯，终生钟情于她，矢志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