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乘车驶向弗舍诺雷车站，沿一条狭窄的道路穿过这座很大的村庄。即便在今天，这座村庄也显得有些萧条，房屋低矮，墙面斑驳，庭院很小，在茨维塔耶娃的时代这里可能更破落，倒是能与俄国侨民的落魄处境构成呼应。加里娅左顾右盼，不停地“导游”：“茨维塔耶娃在这里住过，但是房子已经毁了。”“快看，就是那间房子，山坡上的那间，茨维塔耶娃在那儿生下了儿子，生下了穆尔！”“这就是著名的博仁卡别墅，奇里科夫和安德列耶娃当年的住处，茨维塔耶娃常来这里参加文学晚会。”来到弗舍诺雷车站，加里娅在下车之前又说：“我们刚才走的这段路，就是茨维塔耶娃母女每周送埃夫隆返回布拉格时走过的路。”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当时在查理大学哲学系学习，每个周末来这里与妻女团聚，周一早晨返回布拉格，茨维塔耶娃和女儿总要把他一直送到车站。我们车行这条路用了十多分钟，茨维塔耶娃母女当年徒步来回，大约要走一两个小时，那时，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丽娅只有十岁。
阿丽娅是爱称，她的全名是阿里阿德涅·埃夫隆（1912—1975）。阿里阿德涅是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的女儿，她先后与忒修斯和狄奥尼索斯相爱，均遭遗弃，她曾赠忒修斯以线团，帮他逃出迷宫。茨维塔耶娃给女儿取了此名，没想到女儿后来果真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那位克里特公主的命运。阿丽娅继承了母亲的文学艺术天赋，很早就开始写诗、记日记。茨维塔耶娃曾在组诗《给女儿》中写道：“我是你的第一位诗人，／你是我最好的诗。”阿丽娅与母亲相依为命，从莫斯科到柏林，再从布拉格到巴黎。她在巴黎学习绘画和艺术史，成为一名美术编辑，后在1937年返回苏联，不久被捕，坐牢20年，20世纪50年代获得自由后，她以整理、宣传母亲的文学遗产为使命，并撰写了大量回忆文字。在回忆录《缅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女儿的回忆》中，阿丽娅在描写了当年她和妈妈一起送爸爸去车站的场景之后深情地写道：
我想，在玛丽娜到过的所有车站中，在她送过人或接过人的所有车站中，她最称心的就是这一座，弗舍诺雷小站，这是一座整洁的郊外车站，人很少，遮阳棚下有几个小花坛，花坛里是微微垂首的金莲花；站台两端有两个路灯；信号灯；铁轨。
玛丽娜常乘火车去布拉格。等车的时候，她站在路灯旁在内心与帕斯捷尔纳克交谈。她的思绪随着奔驰的列车飞向病榻上的里尔克，或飞向相距不远、却难以抵达的魏玛。
在这个站台上，玛丽娜在心中推敲着她的长诗。两条铁轨把她的思绪引向远方。那里是俄罗斯。
令人惊讶的是，眼前的铁路小站与阿丽娅的描写、与当年的老照片几乎如出一辙，时间在这座铁路小站上几乎停顿了，就连阿丽娅见过的金莲花也依然在“微微垂首”地开放，似乎就这样一直开放了将近一百年。突然，一列崭新的双层客运列车从我们身边隆隆驶过，丝毫没有减速，列车就像一道彩色的拉链，把茨维塔耶娃的时代和我们所在的站台拉合了起来。
紧挨着车站，就是弗舍诺雷村的图书馆，与图书馆馆长熟悉的加里娅经多方努力，把她的“茨维塔耶娃博物馆”设在了这里。所谓“博物馆”不过是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看模样像是这家小图书馆的门卫室。走进小屋，墙上的茨维塔耶娃肖像让人震撼，这幅占据一面墙一半的照片因为小屋之小而显得更加巨大，茨维塔耶娃的目光似乎充斥着小屋的所有空间。加里娅一一打开巧妙地悬挂在墙上的多个展板，指着上面的照片，向我们介绍茨维塔耶娃的一生，尤其是茨维塔耶娃在弗舍诺雷的生活和创作。若将那些展板同时展开，小屋就绝无任何人的立足之地了。小屋的上方有几层搁架，摆放着加里娅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茨维塔耶娃的作品或关于茨维塔耶娃的研究著作，其数量之少也令人心酸。这无疑是世界上最小的茨维塔耶娃博物馆，也极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一家文学博物馆！
加里娅打开留言簿让我们留言，我用俄语在上面写道：
尊敬的加里娅：
请允许我以茨维塔耶娃的名义向您致敬，感谢您为她所做的一切！
——一位中国的茨维塔耶娃译者
我们在弗舍诺雷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去拜谒茨维塔耶娃在这里居住最久的一个住处。茨维塔耶娃一家在这片区域也同样是颠沛流离的，三年时间里租住过的地方就不下七八处，这处故居离车站不远，沿一道山坡上行，也就两三百米。如今这里的住户可能也不喜欢被打扰，加里娅轻轻敲了敲院门，无人应答，她竟然有些如释重负地对我们说：“没人！”于是，我们便将所有注意力投向了悬挂在斑驳院墙上的那块纪念铜牌，铜牌上刻着一幅线条画，画着一头狮子和一只猞猁，这是茨维塔耶娃留给丈夫埃夫隆的一张便条，因为他俩相互为对方取了“狮子”和“猞猁”的绰号。纪念铜牌上用捷克语写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1923年曾生活于此。”
乘车返回布拉格市区，汽车的轰鸣声中，耳边却响起了茨维塔耶娃在给捷斯科娃的最后一封信（1939年6月12日）中所说的话。当时，茨维塔耶娃已决定返回苏联，在离开法国前夕，她却在向捷克、向布拉格道别：
17年的生活就要结束了。当时我是多么的幸福啊！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请您记住这一点！——就是莫科罗普西和弗舍诺雷，还有我那座亲爱的山。
九
布拉格是一座享誉世界的文学城，这里的“文学纪念碑”随处可见：旧城广场上有捷克民族语言文学的奠基人胡斯的巨大雕像，我们住处附近的查理广场上也坐落着多位作家和诗人的造像；大街小巷里，以哈谢克的小说《好兵帅克》命名的连锁餐馆随处可见，赫拉巴尔与克林顿见过面的金虎酒吧人满为患；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塞弗尔特就出生在布拉格的日夫科夫区，由哈维尔、昆德拉、克里玛组成的“捷克文坛三驾马车”自20世纪下半期起更让布拉格成为世界文学的中心之一。在布拉格，一些非捷克语作家也同样受到推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卡夫卡，卡夫卡几乎成了文学布拉格的符号和象征，这里有卡夫卡博物馆、卡夫卡书店、卡夫卡咖啡馆，各种各样带有卡夫卡头像的旅游纪念品几乎出现在每一家商店，每一个商铺。另一位德语诗人里尔克也在布拉格得到怀念，在他就读过的德语学校旧址的墙壁上就镶嵌着一座他的雕像。
里尔克的这尊雕像，是捷克茨维塔耶娃协会提议建造的，然而，在文学的布拉格，作为诗人的茨维塔耶娃却似乎是被低估的。与里尔克和卡夫卡相比，茨维塔耶娃的确只是布拉格的匆匆过客，里尔克和卡夫卡虽然只用德语写作，但他俩毕竟都是土生土长的布拉格人。早在1916年，茨维塔耶娃的一首诗就被译成了捷克文，这也是茨维塔耶娃的诗作第一次被译成外文；1927年，茨维塔耶娃写给里尔克的《你的死》一文被捷斯科娃译成捷克文，这也是茨维塔耶娃的散文首次被译成外文。然而，茨维塔耶娃似乎始终没有成为一位被捷克读者广泛接受的诗人。或许，茨维塔耶娃的“俄国诗人”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妨碍。在茨维塔耶娃来到布拉格时，捷克人对俄国是充满好感的，“俄国救助行动”的开展就是一个例证。捷克作为一个中欧小国，却是斯拉夫主义的倡导者和践行者，18—19世纪之交的捷克语言学家约瑟夫·东布罗夫斯基（1753—1829）被公认为“斯拉夫学之父”，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捷克画家慕夏（1860—1939）的巨幅组画《斯拉夫史诗》曾风靡东欧，捷克国家图书馆中的斯拉夫图书馆直到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好的斯拉夫学资料库。但是，地处欧洲中部的小国捷克，毕竟像是一个在拉丁文化和斯拉夫文化之间来回摆动的钟摆，时而倾向俄国，时而亲近德国。在被德国吞并之后，德语和德国文化在布拉格占据统治地位，像茨维塔耶娃这样的俄语诗人自然会被排斥；而在捷克斯洛伐克于二战后再次赢得独立之后，受苏联体制影响，茨维塔耶娃所属的俄侨文学也不可能在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得到官方认可。东欧剧变之后，捷克社会中生发出的仇俄情绪似乎也连累到了茨维塔耶娃。我在网上读到查理大学一位俄国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题为《玛丽娅·茨维塔耶娃与捷克文学界》，论文作者就对茨维塔耶娃没有学习捷克语、不愿接近捷克文学而颇有微词。我在查理大学的一间酒吧与捷克科学院斯拉夫研究所的两位研究人员交谈，他们无意之间流露出的对于茨维塔耶娃的态度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认为：茨维塔耶娃看不起捷克，认为这里是乡下，她有些居高临下；她在捷克的生活其实不太困难，捷克政府的救济足够他们一家生活，只是茨维塔耶娃不会过日子；茨维塔耶娃离开捷克后还一直在领取捷克政府的救济金；茨维塔耶娃在创作中也很少写到捷克人……我忍不住提醒他们：可是她在她的诗歌中写到了布拉格！
是的，单凭茨维塔耶娃写下的《山之诗》和《终结之诗》，她就有权被称为“布拉格诗人”，单凭她的组诗《致捷克》以及她写给捷斯科娃的书信，我们就不难判断出她对捷克和布拉格的一片深情。就对布拉格的文学呈现而言，茨维塔耶娃做了与里尔克、卡夫卡、昆德拉等人相同的事情，只不过布拉格人尚未意识到，或暂时还不愿承认这一点。茨维塔耶娃毕竟在布拉格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茨维塔耶娃毕竟也让布拉格在她的诗歌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在布拉格的文学神话中，在将布拉格文学化的神话中，茨维塔耶娃也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十
捷克人的斯拉夫乌托邦意识或多或少也体现在市中心一家咖啡馆的名称上，即斯拉维亚咖啡馆，因为“斯拉维亚”就有“斯拉夫大地”或“斯拉夫国”之意。这座咖啡馆开张于1881年，据说一直保持原样，已成为布拉格最古老的咖啡馆。咖啡馆开在最繁华的商业街，又紧邻布拉格最重要的文化场所——民族剧院，离查理大学和科学院也不远，因而成为布拉格世代知识分子、文化人和艺术家的聚会场所。
这座呈“L”形的咖啡馆位于民族大街与斯美塔那滨河街交会处，一面正对着富丽堂皇的民族剧院，一面敞向风景秀丽的伏尔塔瓦河，而河对岸就是佩伦山，这里无疑是看山看河的绝佳地方。不过，对于一家“咖啡馆”来说，这里似乎过于宽敞明亮、过于色彩缤纷了，巨大的玻璃窗就像一幅幅活动的画面，远处的红顶古堡建筑群和苍翠的佩伦山在近处的伏尔塔瓦河河面上留下斑斓的倒影，河上的几座大桥像是摆在镜面上的积木，隆隆驶过的有轨电车的红色车身不时切割着民族剧院的巨大立面，剧院的绿色屋顶和屋顶上的金色雕塑也会在窗玻璃上留下复调般的反光，每个窗口上方悬挂的红色遮阳伞更使咖啡馆内洋溢着一派喜庆，散落的红色光斑似乎随着乐手奏出的钢琴曲在忘情地舞蹈。
茨维塔耶娃当年也来过这里，斯洛宁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写到他与茨维塔耶娃在这间咖啡馆里一连聊了两个小时。我们坐在咖啡馆里喝啤酒，吃冰激凌，只见不远处临窗的座位上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她正与对面的中年男性交谈，神情有些激动，幅度很大地做着手势，男子指了指墙上悬挂的哈维尔造访这家咖啡馆的大幅照片，那女子略微转过身来，面容竟有些像布拉格时期的茨维塔耶娃，只见她摇了摇头，似乎在有些不屑地说：“还不是因为他后来当上了总统。”
（原载《十月》2019年第2期）
1926年3月的一天，帕斯捷尔纳克偶然读到茨维塔耶娃的长诗《终结之诗》，他在3月26日写给茨维塔耶娃的信中详细描述他阅读这部作品时的感受，还引用了诗中的许多诗句，称“这些诗句都是有生命力的，这些天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在信中，五体投地的帕斯捷尔纳克不禁向茨维塔耶娃发出这样的赞叹：“你是一个巨人，一个恶魔般巨大的演员，玛丽娜！”数年后，帕斯捷尔纳克在写给里尔克的《一封作为跋的信》中再次提及《终结之诗》：“那天早晨，我第一次读了《终结之诗》。我偶然得到了这部长诗的一份莫斯科手抄本，毫无疑问，长诗的作者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许多信息来往于我们之间或正在半途中。然而，在那天之前，我竟然对这部长诗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后来接到的《捕鼠者》。因此，早晨读完长诗后，我仿佛仍处于这部长诗扣人心弦的戏剧性力量所造成的迷惘中。此刻，我激动地读着父亲的信，知道了您的50诞辰，知道您高兴地接受了父亲的祝贺并回了信，突然我意外地读到了当时还令我不解的一个附笔，说我不知怎么竟为您所知。我站起身来，离开了桌子。这是一天里的第二个震撼。我走到窗边，哭了起来。”〔1〕茨维塔耶娃的《终结之诗》和里尔克的认可，构成了帕斯捷尔纳克一天里受到的“两次震撼”，使他意识到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和意义。
一
《终结之诗》与茨维塔耶娃的另一部长诗《山之诗》一样，是茨维塔耶娃“布拉格之恋”的诗歌结晶。作为一位个性独特、激情四射的诗人，茨维塔耶娃自然会引起许多人的爱慕，而她自己更是飞蛾扑火式地投入过一场又一场的恋爱，比如她对勃洛克和沃尔康斯基的近乎恋父情结的爱，她与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三角书信罗曼史，她与曼德尔施塔姆的“莫斯科漫步”、与马雅可夫斯基的“巴黎漫步”、与米尔斯基的“伦敦漫步”、与维什年科（“赫利孔”）的“柏林漫步”，她与巴赫拉赫的姐弟恋，她与帕尔诺克的同性恋，等等。然而，她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场恋爱，可能还是她与罗德泽维奇的布拉格之恋，能让我们做出这一判断的，就是“有诗为证”的《终结之诗》以及作为其姐妹篇的《山之诗》。
康斯坦丁·罗德泽维奇（1895—1988）是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埃夫隆在布拉格查理大学的同学。他的确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男子，他的长相与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埃夫隆有些相似，甚至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里尔克也有些相似，这些男性的面容都很接近布拉格查理大桥上那尊令茨维塔耶娃念念不忘的“布拉格骑士”雕像，即那种带有阴柔成分的男性面孔，但与茨维塔耶娃深爱的那几位不无腼腆、犹豫甚或羞怯的男性不同，罗德泽维奇据说是个拼命三郎，他对茨维塔耶娃的诱惑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他“阳刚”的一面。这段始于1923年8月的罗曼史也仅持续数月，在冬季便开始暗淡了。
一场失败的爱情催生出一部成功的诗作，当然，我们在阅读《终结之诗》时也要注意到茨维塔耶娃的生活文本与诗歌文本之间的差异。茨维塔耶娃的《终结之诗》是对她与罗德泽维奇“最后一次约会”的描写，但这又是一位诗人关于人类情感的深刻体验和形象归纳；《终结之诗》的确是茨维塔耶娃个人的忧伤和痛苦的抒发，但这更是她用诗歌诉诸人类存在之悲剧命运的艺术尝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曾说道：“就拿《山之诗》或《终结之诗》来说吧，她写的就是广义的分手，而不是和现实中某个人的分手。”〔2〕就像不应把《终结之诗》的抒情女主人公完全等同于茨维塔耶娃一样，我们也不能把诗中的“他”完全等同于茨维塔耶娃布拉格之恋中的罗德泽维奇。茨维塔耶娃的传记作者安娜·萨基扬茨就提供了这样一个附注：“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创作这部长诗的时候，继续跟康斯坦丁·罗泽维奇（即罗德泽维奇。——引者按）保持联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