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是跳跃式的省略。语言的简洁和意象的跳跃，是茨维塔耶娃诗歌的一大特色，急促的节奏间布满一个又一个破折号，使人感觉到，茨维塔耶娃似乎永远来不及写尽她的思想和感受。布罗茨基注意到茨维塔耶娃诗歌中的这个标点符号，并说她的这一“主要的标点符号”，“不仅被她用来说明现象的类同，而且还旨在跳过不言自明的一切”，“此外，这一符号还有一个功能：它删除了20世纪俄国文学中的许多东西”。〔2〕面对这由一个又一个破折号造成的意义的空白，置身于由各种跳跃所形成的语义停顿，读者感受到了一种阅读的刺激和挑战，他被迫用积极的思考和想象来还原作者的情感过程，这大约就是茨维塔耶娃所说的“阅读是创作过程的同谋”一语的含义吧。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汉语与俄语在语法上存在巨大差异，茨维塔耶娃原作中破折号所表达的语法意味，甚至被省略的含义，在汉译中往往是需要添加进去的，因此，在汉译中继续保持原文中的每一个破折号，或许就是画蛇添足了。
多变的格律和急促的节奏，洗练的句法和陌生化的词法，紧张的对话和戏剧化的冲突，所有这些诗歌手法合为一体，共同营造出一种极度的紧张感和不和谐感。一位《终结之诗》的研究者将这部长诗的总体美学风格定义为“临界诗学”，这个说法似乎也可以用来概括茨维塔耶娃的整个诗歌创作。
四
作为诗人的茨维塔耶娃，她在俄国文学史中的价值和意义至少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她是白银时代最为杰出的诗人代表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是俄国文学史中继黄金时代后的又一个文学繁荣期，俄国再度出现“天才成群诞生”的壮观景象。白银时代是俄国的“文艺复兴”，是一个文化的时代，更是一个文学的时代，诗歌的时代，在这一时期，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派等诗歌流派相继崛起，各领风骚，每一流派均推出了其代表诗人，如象征派的勃洛克和勃留索夫，阿克梅派的阿赫马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未来派的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等，而唯一一位从未加入任何诗歌流派、却又成为白银时代最杰出诗歌代表的诗人，就是茨维塔耶娃，她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诗风就像一面鲜艳的旗帜，孤独地飘扬在白银时代的诗歌巅峰之上。
其次，茨维塔耶娃是俄国文学史中最早出现的女性大诗人。在茨维塔耶娃之前，俄国文学主要是一种“男性文学”，黄金时代的一流作家和诗人中间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直到白银时代，一大批女性作家和诗人，如阿赫马托娃、吉比乌斯、苔菲等，才突然涌现，使俄国文学成为真正的男女声重唱。茨维塔耶娃几乎与阿赫马托娃同时登上诗坛，阿赫马托娃的第一部 诗集《黄昏集》出版于1912年，而茨维塔耶娃的第一部诗集《黄昏纪念册》出版于1910年。这两位伟大的女诗人不仅以女性的身份步入俄国诗坛，更把女性的情感、女性的主题、女性的立场带进了俄语诗歌。两人的早期抒情诗大多为爱情诗，抒写爱情给抒情女主人公带来的悲剧感受。但是，如果说阿赫马托娃形式严谨的诗作主要是用细节来传导女主人公细腻的内心活动，茨维塔耶娃则更多地用奔放的诗句直接道出女主人公的执意，甚至决绝，因此可以说，较之于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的诗似乎更具“女性主义”意识。试比较一下她俩各自的一首名诗，即阿赫马托娃的《最后一次约会的歌》（1911）和茨维塔耶娃的《我要收复你》（1916）。阿赫马托娃在诗中写道：“胸口无助地发冷，／但我的脚步还算轻快。／我在用我的右手，／把左手的手套穿戴。/／楼梯仿佛很漫长，／而我知道它只有三级！／秋风在槭树间低语：/‘求求你，和我一同死去！’/……／这就是最后一次约会的歌。／我打量黑暗的房间。／只有几支冷漠的蜡烛，／在卧室抖动昏黄的火焰。”此诗用“我在用我的右手，／把左手的手套穿戴”这一著名“细节”，绝妙地体现了女主人公内心的慌乱，它与后面送别的“楼梯”、痛苦的“秋风”和卧室的“烛光”相叠加，透露出一位与爱人（爱情）分手的女性深刻的悲伤；但是，此诗也表达了女主人公的克制，分手时她并未忘记戴上手套，面对一切她试图表现得从容和坦然一些。对痛苦内心的深刻体验和体验之后的努力克制，是阿赫马托娃这首诗，乃至她整个早期诗歌总的情绪特征。和《最后一次约会的歌》一样，茨维塔耶娃的《我要收复你》大约也是一首“失恋诗”，但女主人公的态度却大相径庭：“我要收复你，从所有土地，所有天空，／因为森林是我的摇篮，坟墓是森林，／因为我站在大地，只用一条腿，／因为我为你歌唱，只为你一人。/／我要收复你，从所有时代，所有夜晚，／从所有金色的旗帜，所有的宝剑，／我扔掉钥匙，把狗赶下台阶，／因为在尘世的夜我比狗更忠诚。/／我要收复你，从所有人，从某个女人，／你不会做别人的夫，我不会做别人的妻，／我要从上帝那里夺回你，住口！——／在最后的争吵，在夜里。/／但我暂时还不会为你送终，／哦，诅咒！你依然留在你的身边：／你的两只翅膀向往天空，／因为世界是你的摇篮，坟墓是世界！”此诗中的女主人公坚定自信，声称要从“所有土地”“所有天空”“所有时代”“所有夜晚”收复你，“要从上帝那里夺回你”，而且，“我暂时还不会为你送终”！显而易见，茨维塔耶娃的“女性立场”是更为激进的。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创作在当年就引起了众多女性读者的共鸣和崇尚，在她以及阿赫马托娃等女性诗人出现之后，一代又一代俄罗斯女性仿效她俩，拿起笔来写诗，从此之后，女性声音便成了俄国文学，尤其是俄语诗歌中一个水量丰沛的潮流，一种硕果累累的传统。
最后，茨维塔耶娃的一生构成了20世纪俄国诗人悲剧命运的一个象征。茨维塔耶娃的一生，是饱经磨难的一生：她很早就失去父母；她成为一位成熟诗人之时，恰逢俄国革命爆发，她的生活一落千丈，丈夫失踪，小女儿饿死，孤女寡母相依为命；她“俄罗斯之后”的流亡生活持续长达17年，其间始终居无定所，在极度的贫困中度日；返回苏联后，她和她的家人又无一例外地遭遇厄运……她似乎在用她真实的生活际遇，图解她自己给出的一个关于诗人和诗歌创作的定义：诗人就是犹太人，就是永远被逐的人；写诗就是殉道，就是一种受难的方式。
（原载《茨维塔耶娃的诗》，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1〕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浦立民、刘峰译，毛信人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77页。
〔2〕布罗茨基《小于一》，英文版，纽约法拉尔、施特劳斯、基罗克斯出版社1986年版，第182页。
在所有关于茨维塔耶娃的文学史叙述中，谈论最多的或许就是她的“孤独”，这位女诗人也的确构成了俄罗斯文学中一个空前孤独的形象。
她的孤独是传记意义上的，是她的亲身遭际，也就是说，是命运的强加：母亲患肺结核去世的时候，茨维塔耶娃只有14岁。数年之后，父亲也去世了，从此，“孤儿”的感觉就始终伴随着她；她不满50岁的一生里，就有近20年的流亡生涯，而且，其中还充满着颠沛、敌意、贫穷，甚至饥饿；她先后生下两女一男，但由于战乱，小女儿饿死在保育院，她长期与大女儿阿里阿德涅相依为命，与丈夫埃夫隆一直是聚少离多；她激情满怀，几乎把与她同时代的俄国男性诗人都轮流地爱了一遍，但她那过于炽热的爱情，却一次又一次地吓跑了他们；卫国战争期间，她被疏散到鞑靼共和国的一座小城叶拉布加，在那里，她就连当一名洗碗工的要求都遭到拒绝，唯一的儿子也疏远了她，孤独中的她最后选择了上吊。没有人来给她送葬，甚至连她的坟墓的准确位置至今都无人知道，在叶拉布加公墓的一角现在只立有这样一块牌子：“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葬于墓地此隅。”
茨维塔耶娃的孤独也往往是一种自我放逐，是她主动、有意的行为方式所导致的结果：茨维塔耶娃的创作开始于俄国诗歌的白银时代，当时，各种诗歌流派和团体蜂拥而起，然而，茨维塔耶娃自始至终却从未接近过任何一个流派或团体，这在白银时代的大诗人中是绝无仅有的；俄国国内战争期间，在丈夫当了白卫军之后，茨维塔耶娃居然还敢在一次面对红军士兵的诗歌晚会上高声朗诵歌颂白卫军的诗，将白卫军比喻成“天上的天鹅群”；1928年，在马雅可夫斯基访问巴黎遭到俄国侨民界的冷遇和敌意的时候，茨维塔耶娃却挺身而出，公开表达了对“苏维埃诗人”的好感和赞扬，因此得罪了俄侨界，甚至丧失了发表作品的机会。无论何时何地，茨维塔耶娃似乎都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不羁的个性和真诚的良心，使她从不随波逐流，从不去迎合什么。当然，在茨维塔耶娃的孤独之中，个性的选择和命运的强加也许又是互为因果的。
其实，茨维塔耶娃的孤独还有更深层次上的体现，只有理解了这些孤独，才能对茨维塔耶娃创作的价值和意义有一个更为充分的理解。
首先，是地域诗歌文化上的孤独。俄国只有两个大城市，即莫斯科和彼得堡，俄国人习惯将它们并称为“双都”，两座城市也的确都做过俄国的首都。自彼得一世改革起，彼得堡不仅成了俄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迅速成长为文化和文学的首都，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虽然都在莫斯科住过，但他们主要的创作活动还是在彼得堡展开的，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以及随后的“白银时代”，其主要的舞台都是彼得堡，因此，布罗茨基曾将彼得堡称为“俄国诗歌的摇篮”。面对强大的“彼得堡诗歌传统”，莫斯科的女儿茨维塔耶娃孤军奋战，决心在诗歌中为自己这座“被彼得推翻的城市”重新赢得荣耀，就像她那位为莫斯科建起一座辉煌的艺术博物馆的父亲一样。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茨维塔耶娃的诗中为何有如此多的莫斯科形象和莫斯科主题，而莫斯科人为何又如此珍重茨维塔耶娃的创作。而茨维塔耶娃对各种诗歌流派的疏远，她在风格上有意与同时代诗人拉开距离，她在创作中对古代和民间的斯拉夫神话因素的汲取等等，与她的弘扬莫斯科诗歌传统的愿望也许是不无关联的。
其次，是诗歌美学上的孤独。茨维塔耶娃的诗歌风格是极为独特的，其澎湃的情感，急速的思绪，口语化的词汇，大刀阔斧的诗体，共同组合成一种前无古人的诗歌形式，在俄语诗歌发展史上独树一帜。这里仅举茨维塔耶娃诗歌中两个很小的具体手段为例：其一，是前文所述的“断句移行”。其二，就是她独具特色的标点符号。茨维塔耶娃喜欢使用惊叹号、问号、省略号等具有强烈效果的标点，而破折号又是她最钟爱的符号，她的破折号除了传统的释义和同位语等功能外，还能表达意义和节奏的揳入、动作和事物的省略以及形象和情绪的跳跃等。
最后，是面向后代的孤独。与普希金同时代的俄国诗人巴拉丁斯基有一次曾在诗中感慨：生活中的朋友易得，诗歌中的知音却难觅，所以，他只指望“后代里的读者”。茨维塔耶娃所能指望的，恐怕也只能是“后代里的读者”了。她旁门左道的诗歌出身，卓尔不群的诗歌天赋，桀骜不驯的诗人个性以及独具一格的诗歌文本，都给其诗作的广泛传播设置了一定的障碍，更不用说那些由政治、语言等因素造成的隔阂了。因此直到1979年，在为茨维塔耶娃的一本英文版散文集所写的序言中，布罗茨基还在抱怨：“直到今天，无论是在她使用其语言写作的国家，还是在这个国家之外，都不存在茨维塔耶娃的多卷文集。”20多年又过去了，情况如今已发生了变化，在俄国已有数种茨维塔耶娃的多卷文集面世，其中就包括1995年出版的一部七卷集。而“在她使用其语言写作的国家之外”，恐怕至今仍只有中国出版了她的多卷集（《茨维塔耶娃文集》，5卷本，汪剑钊主编，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茨维塔耶娃面对后代的孤独，还表现为她的后继无人，她很难拥有继承者和模仿者。同一位布罗茨基就曾坦言：“我从未模仿过她的声音。她是我无意与之一争高下的唯一诗人。”要想像茨维塔耶娃那样写诗，首先就得像她那样生活，而这对于绝大多数人，甚至是绝大多数诗人来说，都是很难做到的。
对于一个诗人而言，孤独也许不是坏事，从未体验过孤独反而更可怕。在茨维塔耶娃这里，孤独既是一种生活逆境，也是一种写作氛围，既是带给她苦难、导致她灭亡的一个原因，也是其诗情、诗才得以升华、结晶的必要前提之一。
茨维塔耶娃孤独得就像旷野中一棵野性的树，大海中一叶飘零的帆。如今，读出了茨维塔耶娃之孤独的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去消弭她的孤独了。但是，我们却有可能用她的孤独来慰藉许许多多个灵魂的孤独。
（选自文集《别样的风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一
我乘坐的HU7937航班经过十个小时飞行，于7月16日清晨抵达布拉格；将近一百年前，1922年8月1日，茨维塔耶娃自柏林抵达这座城市，她乘坐的是火车，当时的航空交通还不发达，逃亡中的茨维塔耶娃也买不起机票，她一生从未坐过飞机，她说她害怕飞机，害怕一切高速运动的东西，她在布拉格的友人回忆，她从来不敢独自一人过马路，而总要紧紧抓住同行者的手，东张西望、脚步急促地穿过马路，嘴里还不停地嘀咕：“汽车可真是个怪物！”茨维塔耶娃对运动和速度的恐惧，似乎与她永远激荡的内心生活、与她诗歌中无处不在的跌宕和跃进形成了巨大反差。
步出登机桥，看到航站楼上的一行大字：“瓦茨拉夫·哈维尔机场。”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以文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国际机场，不过，我想象着茨维塔耶娃就走在我们身边的人群中，她提着寒酸的行李，牵着十岁的女儿阿丽娅，高傲地昂着诗人的头颅，看到哈维尔的名字后她摇了摇头，有些不屑地说道：“还不是因为这位文学家后来当上了总统。”
此番应《十月》杂志社和徐晖、韩葵夫妇邀请来十月布拉格作家驻地小住，主要目的就是寻访茨维塔耶娃留在布拉格的痕迹。1922年8月至1925年10月，茨维塔耶娃在布拉格生活了三年多。这是她生活中颠沛流离、捉襟见肘的三年，后来却被她视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当年30多岁的茨维塔耶娃风华正茂，在异国他乡顽强生存，在持家、恋爱、生子的同时不懈地写作，登上了她创作的高峰。三年三个月的时间里，茨维塔耶娃共写下139首长短诗作，平均每周一首，显示出旺盛的文学创造力，可以说，正是在布拉格，茨维塔耶娃成长为了一位世界级的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