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马雅可夫斯基与当时那一时代、那一时代的政治以及那一时代政治领袖的亲近，其实盖出于他的“真诚”，出于他身为一位诗人的赤子之心。他的天真和纯真，是他歌颂革命和革命领袖的真实动机，他的宣传鼓动并非出于任何功利目的，溜须拍马，也正是因此，他和他的诗歌才能更为持久地保持魅力。有一种说法：马雅可夫斯基服务于当局并非出自恐惧而是出于良心，也就是说，他所歌唱的是他衷心愿意歌唱的，的确是他内心深处的理想。从这样一些具体的行文中我们可以揣摩出马雅可夫斯基的心迹：①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首先在于其“自由”，其次在于其有“诗”，他写道，将来的社会里“没有官员，而有很多的诗与歌”，那里有的是“自由聚集起来的人们之自由的劳动”。②他在长诗《列宁》中歌颂列宁，但他的出发点却在于，列宁是“一个最人性的人”。③他的长诗《好》的题目，根据如今俄国学者的考证，应该源自《圣经》的开篇，上帝创世之后感到很自得，于是有这么一句：“上帝看着是好的。”也就是说，马雅可夫斯基将十月革命看成是另一场开天辟地的创世运动，因此才有了他的政治立场。总之，在马雅可夫斯基的心目中和诗歌里，革命是浪漫的，社会主义是充满诗意的。
我们如今在反思苏联文学史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替许多被错误镇压的天才作家恢复名誉的同时，也要留心不要重蹈苏联文学史家们的覆辙，将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强加于文学和作家，把苏维埃色彩浓重的作家全都不问青红皂白地一棍子打死，要注意区分有天才的苏联作家和无天才的苏联作家，区分有良心的苏联作家和没有良心或昧着良心的苏联作家，后者我们要将其逐出20世纪的俄国文学史，而前者，则要尽量还原其文学创作原貌，确定其文学史地位。真正的文学大师则是我们永恒的亲近对象，我们今后还将一次又一次地与不朽的马雅可夫斯基相遇，不断地获得我们心目中新的马雅可夫斯基。
（选自文集《文学的灯塔》，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
一
帕斯捷尔纳克似乎生来就注定会成为一位诗人。
1890年2月10日，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出生在莫斯科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著名画家，他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所画的插图十分著名，他做过莫斯科绘画、雕塑和建筑学院的教授；母亲罗莎莉娅·考夫曼是一位钢琴家，是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帕斯捷尔纳克家经常高朋满座，列维坦、斯克里亚宾等都是这家的常客，未来的诗人就是在这样一种浓郁的家庭艺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青年时期的帕斯捷尔纳克曾跟著名音乐家斯克里亚宾学习作曲，后借口听力不好放弃；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不久，他又赴德国马堡大学研习哲学，试图揭开生活的秘密，在得到著名哲学家科恩教授的高度肯定之后，他却突然决定回国：“别了，哲学！”因为他已经感觉到诗歌或许更易于用来破解生活之谜。不过，青少年时代学习音乐和哲学的背景，却无疑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为帕斯捷尔纳克之后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
帕斯捷尔纳克爱上诗歌并开始写作诗歌的年代，恰逢俄国文学史上的白银时代，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诗歌时代。他比以象征派诗人为主体的白银时代第一批诗人要年幼一些，又几乎是白银时代诗人中最后一位离世的；他最初接近的是以马雅可夫斯基为首领的未来派，可他却和茨维塔耶娃一样，是白银时代极为罕见的独立于任何诗歌流派之外的大诗人。更为重要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对白银时代各种诗歌流派的开放性，他的诗中有象征派诗歌的音乐性，也有阿克梅派诗歌的造型感；有未来派诗歌的语言实验，也有新农民诗歌对自然的亲近，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创作似乎是白银时代诗歌经验的集大成者，就这一意义而言，帕斯捷尔纳克是真正意义上的俄国白银时代的诗歌之子。
二
在世界范围内，提起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普通读者最先想到的可能还是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因为这部小说已被译成世界上数十种语言，因为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了好莱坞影片，因为这部小说引起了一场加剧东西方冷战的国际事件，很多人都认为，正是《日瓦戈医生》使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殊不知，当年瑞典皇家学院决定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因为在当代抒情诗歌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对伟大俄国散文传统的继承。”也就是说，主要的奖掖对象还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创作。
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若干中短篇小说、两部自传、四部长诗和数部译作，但他创作中数量最多的还是抒情诗集，有九部之多。这些诗集像一道珠串，把帕斯捷尔纳克延续半个世纪之久的诗歌创作联结为一个整体；它们又像九个色块，共同组合出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斑斓图画。
1913年，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在刊物上零星发表抒情诗，次年推出第一部 诗集《云中的双子星》，尽管帕斯捷尔纳克自己对这部处女作不太满意，评论家也认为这部诗集并非成熟之作，但是，帕斯捷尔纳克后来曾多次修改其中的诗作，这反过来表明了诗人对自己最早一批抒情诗作的眷念和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这第一批诗作其实奠定了他的诗歌风格，将这部诗集中的诗作与他后来的诗作相比，似乎也看不出过于醒目的差异，相反，这部诗集的第一首诗《二月》后来几乎成了帕斯捷尔纳克任何一部诗歌合集的开篇之作。1917年，帕斯捷尔纳克出版第二部诗集《超越街垒》，其中的许多诗作其实引自其第一部诗作，但这部诗作的书名却不胫而走，不仅是关于当时时代的一种形象概括，同时也构成帕斯捷尔纳克人生态度的一种隐喻。当然，让帕斯捷尔纳克赢得广泛诗名的，还是他的第三部诗集《生活是我的姐妹》（1922）。诗集中的诗写于俄国的历史动荡时期，可这些诗作却令人惊奇地充满宁静和欢欣，对叶莲娜·维诺格拉德的爱恋，与俄国大自然的亲近，使得诗人在残酷的年代唱出了一曲生活的赞歌。在诗集《主题与变奏》（1923）之后，帕斯捷尔纳克一度转向历史题材的长诗和散文写作，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相继出版两部诗集《历年诗选》（1931）和《再生》（1932），后者的题目曾被当时的诗歌评论家解读为诗人对其所处“巨变”时代的诗歌呼应，但其写作动机实为帕斯捷尔纳克对济娜伊达·涅高兹的热恋以及格鲁吉亚主题在诗人创作中的渗透，“再生”当然也暗示诗人的返回诗歌。1943年，帕斯捷尔纳克出版诗集《早班列车上》，这部在二战正酣时面世的诗集与《生活是我的姐妹》一样，帕斯捷尔纳克诗歌世界中的安详与宁静与外部世界中的动荡和震撼构成了独特的对比。战后十年，帕斯捷尔纳克将主要精力用于写作小说《日瓦戈医生》，但这毕竟是一部诗人写作的诗性小说，帕斯捷尔纳克用假托为小说主人公日瓦戈所作的25首诗构成小说的最后一章，所谓《日瓦戈的诗》也应该被视为帕斯捷尔纳克的一部独特诗集。20世纪50年代末，帕斯捷尔纳克因为“诺贝尔奖事件”在苏联国内遭到批判，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人们曾经以为，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情绪低落，不久便郁郁而终。然后，帕斯捷尔纳克的最后一部诗集《天放晴时》（1956—1959）呈现了一个更真实的帕斯捷尔纳克，或曰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更真实的心境，在与伊文斯卡娅的夕阳恋中，在与以佩列捷尔金诺为代表的俄罗斯大自然的共处中，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向死而生的欣悦和释然，这部诗集也因而成为帕斯捷尔纳克整个抒情诗创作、整个文学创作乃至整个人生的一个完美总结。
三
帕斯捷尔纳克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俄语诗人之一，其抒情诗创作的价值或曰意义，我们或许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首先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中别具一格的隐喻系统。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素以“难懂”著称，在中国也曾被视为“朦胧诗”，这主要因为，他的诗大多具有奇特的隐喻、多义的意象和复杂的语法。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中，复杂的句法和满载的意义与抒情主人公情绪的明澈和抒情诗主题的单纯往往构成强烈对比，而这两者间的串联者就是无处不在的隐喻。与大多数善用隐喻的诗人不同，帕斯捷尔纳克的隐喻不是单独的而是组合的，叠加的，贯穿的，不断推进的，与此相适应，帕斯捷尔纳克的隐喻往往不单单是一个词，或一句诗，而是一段诗，甚至整首诗，在俄语诗歌中，同样具有此种风格的还有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或许还有后来的布罗茨基。这些组合隐喻会演变成一个个意象，扩大成一个个母题，甚至丰富成一个个“时空体”，俄国最新一部《帕斯捷尔纳克传》的作者德米特里·贝科夫就归纳出帕斯捷尔纳克诗中这样六个“时空体”，即“莫斯科”、“佩列捷尔金诺”、“南方”、“高加索”、“欧洲”和“乌拉尔”。
其次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亲近自然、感悟人生的主题内涵。1965年，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被列入著名的“诗人丛书”出版，该书序者安德列·西尼亚夫斯基在其长篇序言中写道：“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中的中心地位属于大自然。这些诗作的内容超出寻常的风景描绘。帕斯捷尔纳克在叙述春天和冬天、雨水和黎明的同时，也在叙述另一种自然，即生活本身和世界的存在，也在诉说他对生活的信仰，我们觉得，生活在他的诗中居于首要位置，并构成其诗歌的精神基础。在他的阐释中，生活成为某种无条件的、永恒的、绝对的东西，是渗透一切的元素，是最为崇高的奇迹。”对自然的拥抱，对生活的参悟，的确是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中两个最突出的主题，而这两者的相互抱合，更是构成了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意义内核。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中，作为抒情主人公的“我”往往是隐在的，而大自然却时常扮演主角，成为主体，具有面容和性格，具有行动和感受的能力，诗中的山水因而也成为了“思想着的画面”；置身于大自然，诗人思考现实的生活、人的使命和世界的实质，试图在具体和普遍、偶然和必然、瞬间和永恒、生活和存在之间发现关联，这又使他的抒情诗成了真正的“哲学诗歌”。
最后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创作的象征意义。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纵贯20世纪俄语诗歌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到20世纪下半期，他和阿赫马托娃成为白银时代大诗人中仅有的两位依然留在苏联并坚持写诗的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标志着一种强大的诗歌传统的延续，无论就创作时间之久、创作精力之强而言，还是就诗歌风格的独特和诗歌成就的卓著而言，帕斯捷尔纳克都是20世纪俄语诗歌中的佼佼者。帕斯捷尔纳克悲剧性的生活和创作经历，也折射出20世纪俄国知识分子，乃至俄罗斯文化的历史命运。他在《日瓦戈医生》中展示出的20世纪俄国知识分子之命运，几乎就是他本人的一幅历史自画像。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自身也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和文化价值，在几十年的创作历史中，无论社会风气和美学趣味如何变化，帕斯捷尔纳克始终忠于自我的感觉，忠于诗歌的价值，而这在某种意义上又恰恰表现为对生活真理的忠诚，就总体而言，他的诗歌创作，就像曼德尔施塔姆对阿克梅主义所下的定义那样，也是一种“对世界文化的眷念”。
（原载《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一
茨维塔耶娃是俄国白银时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被布罗茨基称为“20世纪的第一诗人”。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1892—1941）生于莫斯科，她的父亲伊万·茨维塔耶夫是莫斯科大学艺术学教授，是莫斯科美术博物馆（今莫斯科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的创建人；她的母亲玛丽娅·梅因具有波兰、德国和捷克血统，曾随著名钢琴家鲁宾施坦学习钢琴演奏。茨维塔耶娃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我对诗的激情源自母亲，对工作的激情源自父亲，对自然的激情则源自父母双方……”由于身患肺结核病的母亲需出国治疗，童年的玛丽娜和妹妹曾随母亲到过德、法、意等国，并在那里的寄宿学校就读，这使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自幼便熟练掌握了德语和法语。1906年母亲去世后，姐妹俩回莫斯科上学。1910年，刚满18岁的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出版了她的第一部 诗集《黄昏纪念册》，诗集得到勃留索夫、古米廖夫、沃罗申等当时著名诗人的肯定，茨维塔耶娃从此走上诗坛。1911年，茨维塔耶娃应沃罗申之邀前往后者位于克里米亚科克捷别里的“诗人之家”别墅，在那里与谢尔盖·埃夫隆相识并相恋，1912年1月，两人在莫斯科结婚。同年，茨维塔耶娃出版第二部诗集《神灯集》，这部诗集由于较多的“自我重复”而遭冷遇。主要由头两部诗集中的诗作构成的第三部诗集《两书集》（1913）出版后，其影响也远逊于《黄昏纪念册》。此后数年，茨维塔耶娃紧张写诗，佳作频出，但没有诗集面世，编成的诗集《青春诗抄（1913—1915）》并未正式出版。抒情女主人公的不羁个性及其真诚诉说，躁动感受及其复杂呈现，构成了茨维塔耶娃早期诗作的主题和基调。
1916年标志着茨维塔耶娃诗歌创作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此年编成、但直到1921年方才出版的诗集《里程碑》，就是标志她的诗歌成熟的一座“里程碑”。从诗歌主题上看，一方面，诗人的极端情绪化有所冷静，转向固执的自我中心主义，这一时期的抒情诗成了她“灵魂的日记”；另一方面，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开始发生剧烈动荡，一战、革命、内战等社会事件相继爆发，与近乎坐以待毙的家庭生活一同，都在日复一日地强化诗人紧张的内心感受，她因此写出《天鹅营》等“现实题材”诗作，尽管茨维塔耶娃从来都不是一个关注现实的政治诗人。从调性上看，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在这一时期出现一个转向，即歌唱性和民间性的强化。她描写莫斯科和塔鲁萨的抒情诗作，她在这一时期因接近莫斯科戏剧界而创作的一些诗体剧作和长诗等“大型体裁”，都具有较强的民间文学特征。关于茨维塔耶娃诗歌创作“民间性”的来历，后来的研究者们大惑不解，因为茨维塔耶娃之前从未生活在俄国乡间（除了在父母的别墅所在地塔鲁萨，除了在沃罗申的别墅所在地科克捷别里），她也没有熟悉俄罗斯童话的奶娘和外婆，但对俄语诗歌中“俄罗斯性”的探寻，却使她掌握了“歌唱性”这一典型的诗歌手法。俄文版七卷本《茨维塔耶娃作品集》的编者在题为《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后记中写道：“她1916年的诗就实质而言大多为歌。其女主人公其实是在歌唱自我，歌唱自己的忧伤、大胆和痛苦，当然，也在歌唱自己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