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重读了一遍书稿，但这次再看简这个角色，还是觉得简直不成样子。罗奇也呈现得很糟糕，个性暗淡，很难设想，他微笑时会露出牙根发黑、相距甚远的两颗臼齿（这种“聪明的特征”本不该是维迪亚描写的水平）。但尽管这个人物不完全具有说服力，倒也还不太差，整个阅读过程中我一直期待着他能从迷雾中显现。但是简的形象，则越来越像一连串彼此不相关的零散片段，导致最后对她的谋杀也显得毫无意义。我得出的结论是，问题一定出在维迪亚为了适应自己预先设定的模式而削足适履上，这些角色的存在仅仅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根本没有花时间去深挖他们，因此无法鲜活呈现，这个问题在女性角色上比在男性角色上暴露得更明显，因为维迪亚书里的所有女性角色都有这个问题。
现在，我已经快走到自己编辑生涯中的第二次令人震惊的失败（第一次失败我不打算坦白）边缘了。从专业的角度看，毫无疑问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是我们最有价值的作者之一，即便这书写得真的很糟，而不仅仅是有缺陷而已，我们也肯定会出版，同时期待他很快恢复正常，所以我应该说“棒极了”，就好像我真的觉得他写得多好一样。
但我并没有这么做，相反，我坐在那里喃喃自语：“天哪，我要怎么跟他说呢？”我从没对他撒过谎，我一直提醒自己这一点，无视我之前不需要撒谎的事实。“如果我现在撒谎，那么将来夸赞他时，他怎么能信任我？”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如果我撒的谎足够好，他就永远不会知道我在撒谎，但当时我完全没想到这事儿。度过了几个小时真诚的焦虑后，我最终说服自己，“为了我们的友谊”，我应该告诉他真实想法。
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的最后一部小说《丹尼尔·德隆达》（Daniel Deronda）中的主人公。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一个初级作家有时会犯错，如果有人指出，他可以纠正，但像维迪亚这样有品质、有经验的小说家创作出一个无法令人信服的角色，那一定是遭遇了想象力的下滑，对此，任何人都无能为力。狄更斯每次尝试描述一个好女人，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乔治·艾略特在描写丹尼尔·德隆达 时也一样。至于我自己，每当有人坚持要说出朋友的缺点时，我经常能看穿他们，我知道他们的动机通常很可疑。但我没有看穿自己的动机，就像墨鱼沉浸在墨水里一样。
于是我告诉了他。我首先说我非常钦佩书中许多确实令我钦佩的地方，然后说我必须告诉他，（是必须要告诉他！）这三个中心人物中有两个对我而言没有说服力。这就好像是对着康拉德说：“《吉姆爷》是一部好小说，只是吉姆这个人物写得不太好。”
维迪亚看起来一脸茫然，然后站起身，低声说他很抱歉我觉得不好，但他已经尽力了，没什么可以再做的，所以再讨论也没有意义。他离开房间时，我想我喃喃自语了一些什么，大概是说这依然是本很棒的书吧，然后我对他似乎只是说了抱歉而不是生气，感到松了口气，还混合着一种轻微的（只是轻微的！）失望和觉得自己有点蠢的感觉。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吧。
第二天，维迪亚的经纪人打电话给安德烈，说维迪亚要求撤回《游击队员》，因为我们对维迪亚的写作失去了信心，他打算离开我们。
安德烈一定反击了，因为他最痛恨的事莫过于失去一位作者，但这场战斗并没有持续多久。虽然我相信自己被点名了，但安德烈很友善，并没有责备我。我也没有责怪自己。我只是大发雷霆，对着自己、对着同事们、对着朋友们：“这么多年的友谊，都抵不上十来个字的批评吗？就十来个字！就让他像歇斯底里的大牌一样发脾气甩屁股走人吧！”我在脑海中与他进行了长时间严厉尖锐的对话，但更令我满意的是自己的一个白日梦，那是在一个盛大而重要的聚会上，看到他走进房间，我立刻转身离去。
至少有两个星期我一直在生闷气……然后，到了第三周，我突然想到，我再也不用听维迪亚告诉我他有多受伤了，这简直就像太阳出来了一样。我不必再喜欢维迪亚了！我仍然可以喜欢他的作品，仍然可以为他的痛苦而难过，但我终于不再需要从这些元素中塑造出对他的情感，让我像个优秀的编辑那样去处理那令人筋疲力尽、乏味无比的倾听任务了。“你知道吗？”我对安德烈说，“我已经开始把这看成一种解放了。”（出乎我的意料，他笑了。）然而，我当时依然没有意识到我的这次编辑工作“失误”是一种挑衅行为。事实上，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游击队员》第二天就被卖给了塞克尔和沃伯格出版社。
大约一个月后，我走进安德烈的办公室讨论一些事，还没开口，他的电话就响了。这种事情总是发生，通常我会呻吟一声，将自己扔回椅子上坐着，随手抓起什么读一读，但这次我跳了起来，抓起了分机——“哦，是维迪亚啊！”只听他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维迪亚是从特立尼达打来的，声音很紧张，他让安德烈立即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让他从塞克尔和沃伯格出版社收回《游击队员》的手稿，交给我们。
安德烈非常擅长应对突发事件，立即变得像个父亲一样。他说，能把这本书拿回来他当然很高兴，但维迪亚不能太冲动，不管发生了什么，结果很可能没有他现在以为的那么严重。今天是星期四，维迪亚现在需要非常仔细地考虑，下星期一再采取行动。到了那个时候，如果他还想回到我们出版社，就应该自己打电话给经纪人，听取对方的建议，而不应该由安德烈去打。如果经纪人到那时候也没能改变他的想法，他就可以指示经纪人行动了。安德烈会在下周一下午或周二早上等经纪人的电话，当然希望能听到好消息。
当然，确实是好消息。我的太阳再次回到了乌云后面。但尽管如此，得知他觉得和我们在一起比和别的出版社在一起更好，我还是很满意的，而且对我们即将出版的他之后作品的价值，我也没有任何怀疑。
维迪亚从来没有说起为什么要从塞克尔出版社撤出，但他的经纪人告诉安德烈，原因是他们在销售目录中宣传《游击队员》时，将他描述为“西印度小说家”。
接着出版的那些书确实值得拥有（尽管最后一本是最不重要的）：包括《印度：受伤的文明》《伊娃·庇隆归来》《信徒的国度》《大河湾》和《寻找中心》。我决定自己唯一要做的，就是如同在《游击队员》之前所做的一样，同时悄悄切断工作之外的友谊关系，他显然也有同感。结果很顺利，和之前相比，干涉更少，试炼也更少。没人知道，我也是回过头来才意识到，我决心不再对维迪亚说一句批评的话，确实是很荒谬的小家子气。对《信徒的国度》这本书，我非常钦佩，但其中有两个小点，要是在过去，我会指出以引起他的注意，但这次我没有这样做：以这种“不忠”的方式坚持着自己对《游击队员》事件自以为是的解释。其实，维迪亚当然不会因为如此微不足道的事而“像歇斯底里的大牌一样发脾气”。书里的一个地方，他似乎从一个太轻微的事件中得出太过笼统的结论，这个问题通过一些很小的调整就可以避免。另一个地方是一个讲英语的伊朗人说“羊（sheep）”的时候，维迪亚被他的口音误导，以为他说的是“船（ship）”，这导致文中一些对话令人费解。但我竟然对此保持了沉默！再也没有什么比这种自我欺骗更可笑的事情了。
维迪亚真的离开我们，是在1984年，我完全明白理由，甚至理解为什么他离开的方式似乎很不友善，没有留下任何警告或说明。因为他的结论是，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正在走下坡路。这是事实，经济衰退，加上我们出版的书籍读者人数正面临无情的逐步减少，使得我们这种规模和类型的公司无法生存，而安德烈也已经失去了活力和才华。他决定出售公司，是因为出版“不再有趣”（这是他的感觉，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也是由于自己逐渐恶化的健康，但或多或少与维迪亚离开我们的时间吻合。这家出版社在汤姆·罗森塔尔的领导下又持续经营了十年左右，一直在勉力支撑，不那么缓慢地走着下坡路（维迪亚被称为“西印度小说家”时，汤姆正在经营塞克尔出版社，因此他的出现对改变维迪亚的想法毫无帮助）。
一个有名的作者总是可以通过让两家出版商博弈来获取比自己实际价值更多的预付款，这种时候出价高的出版商就不得不为此付出更多努力，来证明这种价格的合理性。如果时机准确，这种跳槽是合理的。此时，如果出价低的出版商出现了严重问题，不跳槽就是愚蠢的。虽然做出了这个决定，但怎么能看着一个认识了二十多年、自己真心喜欢的人的眼睛，告诉他“我要离开你，因为你已经是过去式了”？当然做不到。维迪亚的经纪人设法向安德烈隐瞒了维迪亚的感受，但安德烈确实有些怀疑，他告诉我，他认为这件事与自己有关，但无法从经纪人口中获知，也许我的运气会好一些。于是我打电话给经纪人，问他有没有必要与维迪亚取得联系，他非常尴尬地告诉了我真相，于是我只能默默地认同维迪亚的沉默，并告诉可怜的安德烈，我非常确信，任何进一步改变维迪亚想法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们最好放弃。
所以他这次离开并没有让我生气、惊讶，或悲伤，我只是为安德烈感到遗憾。维迪亚只是在做自己必须做的事，而且无论如何，说我们已经享受了他最好的阶段也是合理的。许多年后，当莫迪凯·里奇勒（他奇妙地同时出现在这个故事的开头和结尾）告诉我，他最近见到了维迪亚和他的新婚妻子，很高兴看到他“非常快乐”时，我确实也非常高兴。
莫莉·基恩
我知道自己有时被称为“伦敦最好的编辑之一”，无可否认，这种说法让我很开心，但我也知道，除了日常工作以及与有趣的人相处之外，我几乎不需要做什么就可以赢得这种声誉。一个例子就是我在工作中认识的、我最喜欢与之打交道的爱尔兰小说家——莫莉·基恩。
众所周知，在年轻时以小说家和剧作家成名之后，莫莉沉默了三十多年，并在1981年我们出版她的《品行良好》时才被“重新发现”。因为我是她的编辑，就经常因为“重新发现”了她而受到祝贺，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得到这本书，我们靠的纯粹是运气。
佩吉·阿什克罗福特（Peggy Ashcroft，1907—1991），英国著名女演员，凭借1984年的电影《印度之行》荣获第5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 是佩吉·阿什克罗福特 说服莫莉出版这本书的，自从佩吉出演了莫莉的一部戏剧以后，她俩就成了密友。有一天她对莫莉说，她不再写作很令人难过。莫莉告诉她，自己最近又重新开始写了，刚刚写好一本小说，因为不太确定，就锁在抽屉里了。佩吉坚持当天晚上就要读一读，这一热情的结果，就是莫莉将书稿寄给了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伊恩·帕森斯。这是我们好运的开始，因为伊恩不喜欢这书。历史上，更严重的错误也曾出现过，出版商们常常用安德烈·纪德读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时曾拒绝过它来安慰自己……尽管想起普鲁斯特那庞大的手稿，其中很多单句还和大多数人写的段落一样长，相对于对《品行良好》这么易读的小说的反应，纪德的错误恐怕也没那么离谱。
下一个运气是莫莉选择了吉娜·波林格尔做自己的经纪人。吉娜之前是编辑，后来嫁给了一个经纪人，她作为编辑供职的最后一个公司是我们出版社。她给我打电话说刚读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并确信我也会喜欢。我听到了来自我认识并尊重其品味之人的意见，而不是什么推销话术，所以很自然地立刻读了这部书稿，碰巧我不像伊恩·帕森斯那么一时糊涂，于是就成了莫莉的重新发现者。
莫莉确实需要一些编辑辅助，因为她有时会在时间点上陷入困境，例如，文中写某个事件发生在两年后，但文本中的某些内容却表明至少已过去了三年；此外还有些措辞上的小技巧，例如她很喜欢描述角色的兴趣，但有时会过火。类似的技巧是作家“声音”的一部分，所以通常最好能酌情保留，但不能让它们太烦人。对于我指出的此类问题，她总是很高兴，非常合作地解决了最后三部小说中唯一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约翰·吉尔古德（John Gielgud，1904—2000），英国著名演员，被称作“20世纪最伟大的莎剧演员”。 类似情况在《品行良好》中也有发生，书中写一个英国小男孩躲在一棵树上读诗，被自己上流社会的父母发现后，父母非常惊愕。在那一瞬间，莫莉的幽默感忽然不受控制地脱缰而出，将故事带入了怪诞的领域。读起来确实非常有趣，但在某种程度却与本书的其余部分相左，破坏了整体感。我让她稍微降降温，她确实做到了。正如约翰·吉尔古德 在她去世后写给《每日电讯报》的一封信中所说，回想起执导莫莉20世纪30年代所创作的四部戏剧的那段日子，她总是“非常合作”。
他还对她的魅力和机智表示了深深的敬意，补充说“她不知疲倦、刻苦勤奋”，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光彩照人的莫莉似乎有点出人意料，但确实能说明她从不自命不凡。她来自爱尔兰的乡绅阶级，在那个时代，女孩们如果能接受完整的教育，就已经非常幸运了。包括莫莉在内的大多数女孩，不太可能争取到更多的教育机会，她们的主要兴趣除了马和男人，也基本不会关注其他。但莫莉感到不满足，这让她变得谦逊：她需要努力相信自己是一位优秀的作家。
然而她很清楚，《品行良好》与她以笔名“M. J.法雷尔”写的早期其他十一部小说不同，她取笔名是因为没人愿意和一个“脑子好使”、会写书的女孩跳舞（你可能需要经历过“县级”教育才能感受到这个形容词的尴尬效果：“你脑子挺好使，不是吗？”这个问题今天听来仍然让我退缩）。莫莉总是说她早期写书只是为了挣钱，因为父母负担不起她买衣服的花销，但她对写作的激情却说明自己乐在其中。另一方面，这本书就像是自己想要被写出来一样，她将其描述为她“真正感兴趣并投身其中”的书：“也许可以称之为黑色喜剧，但其中包含了一些真相，以及我对20世纪30年代与我一起生活、一起欢笑的人们的同情。”她说她放弃了笔名，因为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但其实，也还是颇花了些力气说服她的，我的印象是她终于同意这本书“货真价实”，所以可以不用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