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莉称这本书为“黑色喜剧”，总体来说确实如此，非常棒的喜剧。她正在研究族群行为，对其荒谬之处，没人能比她更精彩地呈现出来。但这种力量来自她对《品行良好》所隐含内容的深刻而悲伤的了解，以及她曾经历过的伤害。她曾告诉过我一些关于她自己的事情，这让我印象深刻，我觉得也正是这部小说的力量所在。
莫莉的丈夫罗伯特·基恩三十多岁时突然去世，事情发生时，他们正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在伦敦开心地游玩。他忽然病重，不得不立即送往医院，一切似乎在掌控之中，于是她就回到孩子们身边过夜，尽管担心，但并不真的害怕。夜里，电话忽然响了，是护士长：“基恩夫人，你必须勇敢。你的丈夫过世了。”莫莉在伦敦有朋友，但他们都在剧院里工作，非常忙碌，她立刻想到：“我不能惹麻烦！不能丢人现眼！”典型的“品行良好”的反应。在最初那些可怕的日子里，她六岁的大女儿莎莉紧紧抓着她的手说：“妈妈，我们不能哭，不能哭。”
莫莉确实从来没哭。四十年后，她告诉我这件事时，声音里含着一丝凄凉的怀疑。所以，她对自己所属族群的所谓品行良好的概念确实非常清楚，包括其中所有的勇敢、荒谬和残忍。
别名萝卜海棠，是紫金牛科仙客来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小说中最直接来自她痛苦压抑的个人经历的部分，处理得非常低调，我相信性急的读者们有时会注意不到。理查德开车载着休伯特返回剑桥的路上，遭遇了车祸，休伯特罹难。很明显，消息传来时，他饱受折磨的父母表现得无可挑剔，没有丢人现眼，没流一滴眼泪，他们用严格遵守礼仪来表达自己深深的悲伤。但有一天，阿隆没忍住，对父亲说理查德真的是她的爱人，父亲回答：“好吧，感谢上帝。”这让她有些困惑。然后父亲忽然离开，说要去沼泽看看马驹们（反正他是这么说的），然后结束了他们的交谈。同一天，母亲带着一小束仙客来 出了门，阿隆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她从来没想过，父母都是偷偷溜去了休伯特的墓地，唯有在愧疚中，他们才能放纵自己破碎的心。父亲在墓地（而不是沼泽）中风倒地，而母亲尖叫着回家寻求帮助，因为事情发生时她正和父亲在一起……在这些骚动和恐惧中，阿隆没有任何评论，只是留给读者自己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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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魅力非凡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可能对他人施加的影响，这让才华变得有些危险，因为只要利用魅力就可以逃避讨厌的事，但过度利用魅力却可能导致被人厌恶。莫莉·基恩在这两方面都非常了不起，她既是我见过最迷人的人之一，又成功地完全避开了随之而来的危险。
她当然知道自己有多成功。她曾对我说过：“我小时候，可不是白吃饭的。”意思是当她第一次遇到比自己家人更有趣、更复杂的人时，尽管长得不漂亮，穿得也不考究，仅仅靠风趣和魅力，她就可以为自己赢得热烈欢迎。她需要这样做，因为以她的成长背景而言，她过于聪明，所以母亲常常让她觉得自己是只丑小鸭，一只犯错的丑小鸭（也许，像许多不受宠爱的孩子一样，她的回应方式从父母的角度看确实令人厌烦）。她必须拯救自己，让人被她迷住、喜欢她，但赢得他们，并没有让她变得装模做样或操纵别人，因为她的洞察力、敏感、诚实和慷慨比她的魅力更强大。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七十多岁了，为了在采访或某些令人疲倦的公共场合中过关，她确实偶尔会去“表现”，而且通常“表现得”非常熟练，但除此之外，她总是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及遇到的人更感兴趣，而非自己给人留下的印象。所以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熟人，看到的也是她这个可爱的女人，而不是一个面具。
尽管非常喜欢她，但恰当地评估时，我不得不将与她的相处视为稍弱于友谊的一种关系。作为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广泛的熟人圈，和异常多的长期、亲密的友人，她的生活中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去容纳新的密友。到了现在，我已经比当时莫莉的年纪还大，因此尤其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当发现一个新识之人具有特别相宜的品质，又明知自己不再有足够的精力和空间和他们相处时，真的非常遗憾。在莫莉和我的工作通信中，我总是被自己脑海中她的形象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在信中聊八卦、讲笑话，但她的回信却总是针对正在讨论的问题简洁回复的几个字。她来伦敦时，我们的会面总是很愉快，却也并没有促进我们的关系进一步亲密，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因为她对我个人生活的某个重要方面的一种由礼貌伪装起来的厌恶，因为我正在和一个黑人同居。莫莉的成长背景和时代影响了她对很多事的态度，比如不喜欢左翼政治，不喜欢异族通婚。莫莉很清楚别人是如何看待自己这种态度的，但她就算知道自己未必正确，也不见得就能彻底纠正。
位于英国苏格兰高地产区的阿伯丁郡。 我们在一起度过超过一顿饭的时间仅有一次，那时我们在都柏林为《品行良好》举办了一场宣传派对，我决定开车过去，活动结束后再待十天，刚好休假，莫莉邀请我在假期的第一个周末和她一起度过，当时我是这么以为的。活动结束后，我开车送她到阿德莫尔 的家里，途中才得知她已经为我安排了未来一周每天的聚会，还约了个朋友在我假期的最后两天一起到她家里住。起初，我对这种出乎意料的热情好客还有些不太适应，但很快就开始享受起来。
部分原因是科克郡和沃特福德郡与我的家乡东安格利亚之间的差异。在我的家乡，大部分爱尔兰意义上的“家庭的朋友”，是全神贯注于打猎、射击、耕种、园艺等事的乡村绅士。我从牛津搬到伦敦谋生时，想要逃离的，也正是这些人（尽管很多人我也很喜欢）。如果我将要面对的这一周，是由陌生的诺福克人举办的派对，那将是场无聊的严峻考验。主人需要忍着内心的厌倦去尽职尽责地取悦陌生人，客人则成为主人热情好客的不情不愿的受害者，双方会用闲聊架起一堵难以穿透的礼貌之墙，直到彼此筋疲力尽，最终散场。但在爱尔兰……尽管我不太相信对民族特征的概括，但不可否认，大多数爱尔兰人比英格兰人更善于表达，他们似乎将谈话视为一种积极的乐趣，而不是令人生厌的必需品。尽管我并不觉得我和爱尔兰东道主聊的内容比和英格兰东道主更多（虽然我确实了解他们更多），但他们更加生机勃勃，更加妙趣横生，比起我成长环境中的那些人来说，在这里更容易发起或跟进一个新话题，是否有共同兴趣似乎都变得不太重要了。因此所有的聚会都非常愉快。
去聚会的途中，莫莉给我讲了些有关他们的故事，有些还相当轻率，就像是开胃菜。说起她不喜欢的某人，她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就带着愤慨的不赞同简单点评几句；而说起其他人，她又为他们表现出的愚蠢行为感到好笑，但就像是个着迷的旁观者，而不是吹毛求疵的法官。也许小说家就是很擅长八卦吧，就像上帝必须擅长宽恕，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这样的车中闲聊，她还让我愉快地瞥见了当地的文学批评标准。她有一位年长的邻居，出身高贵，品味乡土（我猜她常穿胶靴，不戴假牙），对她说：“我读过你的书，莫莉，我非常讨厌它。但必须承认，你写得很好，因为我一个拼写错误也没找到。”
这些车上的时光，还有在掩映于山坡、俯瞰着阿德莫尔及其海湾的家里与她一起度过的时光，比聚会还要美好。她是个非常细致善良又体贴的女主人，但这并不是我难以忘怀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莫莉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活力：她既担心又宠爱的女儿们、她认识的人们、她记得的所有事、她的花园、她做的食物、写作的问题，以及成就感。此外，我日复一日地感受到她隐藏的品质，她的勇气，她的无私，简言之，她的善良。
在我看来，幸运地拥有创造力的人（无论是用文字、声音、颜料、木头或其他什么），与没有创造力的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能以自己的方式直接对体验做出反应，而后者则不太愿意相信自己的反应，所以往往更喜欢援引自己的亲戚朋友普遍同意的答案。虽然前者肯定包含了很大一部分难以相处的人，但也同样涵盖了很多令人兴奋、令人不安、有趣或鼓舞人心的人。莫莉有魅力、善良，还是一位创造者。
因此，我很高兴我们最后一次通信是关于她的写作，而不仅是一封寻常的问候（自从她的心脏患上重病以来，我们已持续多年互相问候）。那时，我刚因什么原因重读了《品行良好》，遛狗时遇到了她的女儿弗吉尼亚，我告诉她我再次觉得很享受。弗吉尼亚敦促我写信告诉莫莉，她说虽然母亲因衰弱无助而导致的严重抑郁症已经好转，但还是很需要振作。所以我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我为什么喜欢那本书，还很喜欢她的最后一本书《爱与付出》，并说虽然我知道她因为无法再写出一本新书而垂头丧气，但我必须告诉她，她所做的一切已经非常出色，她的作品实际上赢得了任何人都应引以为豪的荣耀。她回信说我的信对她很有帮助，让她对自己的写作所感到的沮丧“一扫而空”，然后甜蜜地表示她非常重视我的意见，但文字的结尾部分我知道是告别的意思，这样的慷慨大度，我唯有珍惜。
失去你们出版社令我感到了真正的损失。我不会再去伦敦了，现在的我太虚弱，脑子也不好使，所以也无法请你来了。但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你也为我的书竭尽了全力，想想这对我和我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吧。爱和感谢。
莫莉
为她的书“竭尽全力”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出版《品行良好》《一次又一次》和《爱与付出》，她早期的书就不会被维拉戈出版社重新发行平装本。而这一系列事件的真正启动者（不包括伊恩·帕森斯）是吉娜·波林格尔，我相信莫莉也深知这一点，肯定也以类似的慷慨和更多的理由来感谢了她。但我仍然感到非常开心，因为莫莉在我们公司品牌的烙印下重新出现，成为受到严肃对待的作家，并因此解决了她因长期守寡而一直困扰她的金钱问题。当她向我道别时，我确实想到了这些，并因此高兴。记住这个结果，记住认识她的乐趣，是这本书收尾的最好方式。
后记
看到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最终沉寂，为什么我没有更难过一些？
我想这是因为，面对英国出版业出现变化的征兆，如文案准备和校对标准变低等，虽然我也经常摇头，但还是觉得这些并不重要。阅读和吃饭其实是一样的，最大的需求永远是快速、容易、简单、能立即识别的口味——比如糖和醋，以及它们的心理等价物，在心怀不满的老人眼中这可能会酿成终极悲剧，但事实并非如此。毕竟，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快速简单一直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我年轻时候的出版界和现在的区别，并不是这种愿望现在才出现，而是与以前相比，现在的出版界更加奢侈地迎合了这种愿望。这可能是由某个社会阶层对这一行业的控制有所放松导致的。
安吉拉·瑟克尔（Angela Thirkell，1890—1961），英国小说家，创作生涯中每年都会出版一部新小说。 我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中的一员，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居住在伦敦，受过大学教育，属于中上层英国人，并在19世纪末从书商手中接管了出版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喜欢书，并真诚地想要去理解写作的好坏之间的区别。但我怀疑，从上帝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好”往往也只是这个社会阶层观念中的好。我有时会努力从神的角度想，我曾经出版的很多我喜欢的书，有不少肯定也是无意义的，对其他出版社来说也是如此。有两位典型的阶层作家，一个是来自不那么自命不凡一端的安吉拉·瑟克尔 ，还有一个是来自另一个极端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版瑟克尔的书很让人尴尬，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但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出版她的书，因为显然会热卖。而伍尔夫，那是我年轻时所崇敬的作家，如今谈起却似乎更令人尴尬，因为她既有的声望已经过高了。她不仅属于那个社会阶层，而且无法突破阶层的界限，也无法突破那些自觉“美丽”的文字，那些形容词，哦，天哪！这几乎成了阶层标准，但不用说，其实这些词语本来也无权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只要牢记这一点就能对抗忧郁，还有一点是，其实依然有很多人反对太多快餐性质的东西。只要去看看超市里专卖有机食品的货架越变越长的速度就能知道。而且，尽管不多，但仍然有一些出版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一心一意地支持严肃写作。
我刚刚就参观了一个这样的出版社：这是七年以来我第一次再次踏入出版社的办公室。我感到惊讶，多么熟悉的感觉，我知道门后所发生的一切……我曾经多么喜欢这个环境。“它还在那里！”回家的路上我这样对自己说，这个“它”，不仅仅意味着我所认识的出版界，还有一些更令人放心的东西，那就是“年轻”。老年人其实并不想愁眉苦脸，但年龄有一种眼罩效应，导致老年人狭窄视野里往往包含着越来越糟的东西。因此，想到这个狭窄的视野外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就像我们四十、三十或二十岁时一样，真的非常令人欣慰。
我并没有因为出版方式的变化感到严重困扰，这似乎很合理。因为对我来说更难理解的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那么多令人震惊的证据，说明生活中存在很多愚蠢、残忍到不可接受的事物，我们的生活一如既往的狂暴，远远没有跟上人类的聪明才智，只要能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该如何觉得生活依然值得呢？我想答案就在于那个小小的出版社吧。
多年前，在贝克街附近的一家酒吧里，我听到一个人说，人类有百分之七十是野蛮，百分之三十是智慧，虽然那百分之三十永远不会赢，但总是能影响大众，足以让我们继续前行。我一直记着这个对我们所处困境的粗略评估，而且深深认同。当然，前提是所谓的“智慧”不仅仅意味着智力敏捷，还意味着人类这种存在随时准备好去理解和寻求其他存在、事物或事件的本质，去尊重那个本质，去合作，去发现，去在需要忍耐的时候忍耐，去享受，并且短暂地去共存。哎，看起来很可能迟早我们都会因为自己的愚蠢，或与某个游荡的天体发生碰撞而追随恐龙的脚步消失。但在那之前，我相信智慧的酵母会继续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运作。
即使最终徒劳，但就我们所见，人类仍然是进化的顶峰，无论黑暗的深渊有多深，生命依然在尽力享受和培育，并没有屈服于绝望而背叛。我甚至模糊地认为生命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的行星，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规律，可能存在于宇宙的任何地方，只要某种物理（或化学？）条件占主导地位，就能从微尘中点燃生命。人类用各种不同的神的名字来称呼的，就是这种神秘之物的某个方面吧，只是不取个名字就让人觉得抓不住重点。
以我自己存在的微观层面来说，相信这一点就意味着，尽管我读了报纸，尽管看到了安德烈勇敢努力的悲惨结局，尽管我的青春因心碎而失去了相当一部分，但每天早上醒来，我依然喜欢这存在（我要向安德烈和年轻的自己道歉，因为把对他们来说如此痛苦沉重的事件轻而易举地忽略掉）。我也意识到自己非常幸运，而我大部分的运气来自工作。当我深受感动，对着我作为编辑的时光，写下“未经删节”几个字时，那是因为这段时光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如此多的扩展、兴趣、愉悦和快乐。这是一份属于百分之三十那边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