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过了多久，肯定有几个月甚至一年，我才知道维迪亚是已婚的。“我找到了一间新公寓”，他通常会这么说，“我上周看了某部电影”“我的女房东说这个那个”，他从来没有使用过“我们”或“我们的”这个词。所以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生活勤勉而孤独，这似乎很令人悲伤。因此，在一次聚会上，我在房间尽头瞥见他和一个年轻女子在一起，一个并不起眼，甚至非常沉默害羞的漂亮姑娘，然后又看到他们一起离开，我很高兴地以为他找到了女朋友。下一次他来我办公室时，我问那是谁，他用相当恼怒的声音回答“当然是我妻子”时，我感到万分惊讶。
那之后，帕特被允许慢慢从阴影中现身，但也只有一点点。有一天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吃惊，我确信我一字不差地记住了。当时我一定是对她说，之前我们从没有见过面，于是她回答：“维迪亚不喜欢我参加派对，因为我令人讨厌。”
从那一刻起，每当我需要通过感恩来振奋自己的精神时，我都会告诉自己：“至少我没有嫁给维迪亚。”
这件事并没有让我完全厌恶他，我想是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没把他当成朋友，只觉得他是个有趣的人。我们之间的兴趣一直是单向的，我不记得曾告诉过或想过要告诉他任何关于我自己的事，所以有关他婚姻的这件怪事，对我来说只是另一件值得观察的事，却并不令我生厌。他曾经爱过她吗？仍然以某种扭曲的方式爱着她吗？他们在他还在牛津大学的时候就结婚了，他这样做是因为孤独吗？既然已经出来混世界，结婚是为了扩大可以称之为“我的微小领土”的地域吗？还是因为她能留住他？她是一名教师，在结婚后依然维持这份职业。还是为了让他免受其他女人的伤害？他曾经问过我认识的一个男人：“你认识什么能快速上钩的女人吗？”我的朋友觉得这问题很有趣（因为他是个同性恋），但对我来说，这真是令人感动。维迪亚唯一一次试图挑逗我，是在帕特不在的一天晚上，我请他吃晚饭。他毫无预兆地站了起来，穿过房间想要亲吻我，当时我正端着一个放满玻璃杯的托盘走进门。他显然正焦虑着我可能会生硬地回绝，虽然没必要用语言来表达，但安全起见，我还是轻声说，我们的友谊太宝贵了，无论如何都不能复杂化。这时，他的表情焕发出光彩，如释重负。一个缺乏性经验、清教徒式的人求助于妓女（正如他于1994年跟《纽约客》说的，他在《模仿者》一书中的某段话里也是这么建议的）是很自然的，虽然我猜他很少这样做，而且也不喜欢。
我见到过的维迪亚和帕特在一起的些许零星场景令人沮丧，他们从没有彼此享受的迹象。我曾和他们共度过一个周末，他们一直在不停争吵，帕特的脾气和他一样尖锐（我觉得是为了防御）。他在国外时，她小心翼翼地照顾他的利益；为他做各种调查；有时他也会提到向她展示正在进行的工作：他完完全全信任她，因为他就是她存在的理由。她让我感觉到根本不可能在她面前批评他，但她的话语里又总是充满着维迪亚对于诸如她在飞机上生病，在人群中晕倒，或不能吃咖喱这类事有多么厌烦……当我试图转移到除他之外的话题时，例如西印度群岛的政治或她作为教师的工作，她也总会再次回到自己的不足，导致我们的谈话搁浅。起初，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他破坏了她的自信心，到现在我依然确信他没起到什么好作用。但后来我也开始逐渐怀疑，她身上有某种东西接受甚至欢迎这种重击。
写《世间之路》时，他一如既往像个单身男人那样写作，维迪亚将自己形容为在“身体吸引力、爱情、性满足”方面都“不完整”的一个人，作为妻子，被这样公开抹杀该有多么可怕！每个认识奈保尔的人都说他们为帕特感到难过，我也有同样感受。但无论维迪亚结婚的理由是什么，他当时都无法预见到他们的婚姻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因此，他也很可能是值得同情的。
他的阿根廷朋友玛格丽特第一次到伦敦时，他带着她和我一起吃午饭。这是个活泼、优雅的女人，虽然是英国血统，却有一种拉美风格的“女性化”，性感又挑逗，一副在他面前随心所欲的样子，他的脸上洋溢着自豪和愉悦。后来他说他想离开帕特，我非常惊愕（她自己能生存吗？）。他说，当他产生了放弃“肉体享乐”的想法时才发现，这个想法太令人痛苦，他无法忍受。我问，那为什么不保持婚姻，搞搞外遇？他似乎觉得这是个很不体面的建议，尽管他多年来一直在这么干。后来发生的情况我不清楚，但在他和玛格丽特关系的早期，我没发现什么他打击玛格丽特的迹象。然而，他确实发表了些令人尴尬和困惑的言论，他问我，在性这件事中存在这么多残忍的因素，难道我不觉得有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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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维迪亚打交道开始让我感到疲惫（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承认这一点），原因在于他的抑郁。
我们一共出版了他十八本书，基本都遵循相同的模式，这个模式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他写作时一段长时间的平静期，这段时间我们很少见面，我往往会希望多见他，因为我对新书充满好奇；然后交付书稿，有一段短暂的欣喜阶段，在此期间我们会愉快地会面，我负责欣赏他的作品、写写简介、想想书封上的文案怎么让大家满意，再检查一下文稿中有没有打字错误（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准确地说，基本没必要进行编辑）；然后是第三个阶段，出版后的阴郁期，在此期间，他在电话中的声音会让我的心下沉，最初几年只是略微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则越来越严重。他的声音充满了悲剧色彩，脸色逐渐憔悴，谈话的主题变成了这本书给他带来的极度疲惫和伤害（“伤害”这个词总是一遍遍出现），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评论家全是无知的猴子，出版商（并不明说，只是阴险地暗示）则懒惰又无用，这一切有什么意义？他为什么还要继续？
知道自己不错且也经常被评论家证实的作家期望自己的书畅销是非常自然的，但每个出版商都知道，写得好未必就卖得好。当然，也不是写得不好才能卖得好，有些畅销书确实写得很糟糕，但也有写得相当不错的。写作的质量，甚至思想的质量，与畅销与否并无关联。与将写作视为艺术去关注的严肃读者相比，更广泛的阅读大众是否接受某本书，只与他们的某条神经是否被触动有关。维迪亚的书在前者中卖得很好，还在这些人群的边缘开辟了道路，成了名，在某个时刻，更广泛的阅读大众中已经有许多人觉得应该读读这个作家的东西了，但显然，他不属于那种会赚大钱的作家。我的一位阅读量很大的老朋友曾就此对我表示过歉意：“我知道他写得很好，但我不觉得他的东西是为我而写的。”这些话，就是更广泛读者的心声。
首先是因为他的主题，从广义上讲，这是帝国主义的后果，就算是那些曾经被帝国统治的国家的人们读到这个主题的书籍，都只有在其中微妙地掺入了怀旧味道的时候，才会喜欢；其次是因为他对描写女性不感兴趣，就算他的书里有对女性的描写，通常也是他不喜欢的女性，而阅读小说的女性多于男性；最后还与他的气质有关，有一次，在他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我们曾谈起在糟糕的生活中用什么方法才能帮助自己渡过难关，我说我靠的是简单的快乐，比如水果的味道、泡热水澡的温暖、干净床单的触感、花朵应和着生命轻颤的方式、鸟儿轻快的飞翔，如果剥夺了那些乐趣……真是不敢想象！他问我是否真的可以依赖这些，我说我可以。我清楚地记得他悲伤、困惑地回答：“你真幸运，我就不行。”他的书，尤其是小说（在前三部小说里的幽默感消失之后）因为缺乏这种被称为动物本能的东西，所以是带有某种颜色的，或者我应该说是“褪了色的”，这确实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并不吸引人。
因此，他对于作品出版后的结果并不满意，这让他总是很绝望，有时还充满愤怒。有一次他像个霹雳一样从天而降，宣称自己刚去了查令十字街的福伊尔书店，那里连一本他的新书都没有，两周前刚出版的，货架上一本都没有！理智告诉我这不可能，但面对指责，我下意识的第一反应就是想认错，随后，这种反应激起了我的恐慌，难道销售部门真的犯了不可想象的错误？好吧，如果真是这样，我自己可应付不来，于是我说：“我们必须立刻告诉安德烈。”我们去找安德烈，安德烈平静地说：“这可真是胡说八道，维迪亚，来吧，我们马上去福伊尔书店，我带你去看。”于是我们三个人急匆匆地走到了福伊尔书店，也就两分钟路程，维迪亚一路雷鸣般地抱怨，我紧张得声音都变尖了，安德烈则一脸祥和。到了店里，安德烈把经理叫到角落：“奈保尔先生找不到他的书，请告诉他陈列的位置。”“当然可以，多伊奇先生。”就在那里，两摞，各六本，放在标注着“最新出版”的货架上。安德烈事后说，因为问题得到解决，维迪亚看上去更惊慌失措了，但即便确实如此，我当时正因为松了口气而头晕目眩，根本没注意到。
维迪亚的焦虑和绝望是真实存在的，你只需要将他二十多岁的照片与四十多岁的照片进行比较，就能看出痛苦刻画出的痕迹。我的工作是倾听他的不快，并尽力缓解，如果我能做点什么，倒也没那么糟糕，但实际上我什么也做不了，就这样直接暴露在他的抑郁中，真让人筋疲力尽。即便一次只有一个小时，也不很频繁，我的感受依然如此。我真的很为他感到难过，这个过程一遍遍重复……实际情况是，随着岁月流逝，在出版后的阴霾期，我越来越需要强迫自己真心为他感到难过，才能忍受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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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洗脑有时必须成为编辑工作的一部分。如果不能带着富有想象力的同情与作者一起工作，你就对作者毫无用处，而如果不再对作者有用，你就不再对自己的出版社有用。但冷酷的心无法产生富有想象力的同情，因此编辑必须喜欢自己的作者。这一般来说并不难，但偶尔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尽管非常欣赏某人的作品，但你还是，或逐渐变得，无法喜欢这个人。
我对维迪亚的作品评价很高，认为他出现在我们的作者资源中至关重要，因此不允许自己不喜欢他。我早期对他有喜爱之情，这个基础帮助了我，因而我相信他的抑郁对自己比对我的伤害要大，他对此也无能为力，所以我应该承受。但我越来越意识到其他令人恼火的事，比如他对帕特和他的兄弟希瓦的态度（他欺负他，就像愤怒的母鸡欺负一只特别窝囊的小鸡），对此，我采取了一种家庭中常用的策略：艾米丽姨妈可能也有令人恼火的举止或令人不安的习惯，但这些都是可以原谅，甚至可以喜欢的，因为她就是这样的人。冒犯者被置于一个虚构的、几乎卡通人物般的位置，其怪癖可以被嘲笑、被惊叹，仿佛仅仅存在于书页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将维迪亚视为“维迪亚主义”的典型人物，效果还不错。
1975年，我们收到了他的第十三本书稿，即第八本小说《游击队员》。我第一次觉得有点担心，因为他跟我说，这是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写成的。他通常会对写作过程保密，但这次他说不同寻常，这可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事，就好像这本书是别人送来给他的。对写作的这种感觉可未必是好兆头。结果证明，我确实不喜欢这本书。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类似特立尼达的岛屿滑入颓废状态，尽管想象力强大，但在他描述的这幅可怕画面里仍然透露着一丝歇斯底里的气息。故事的核心部分来自特立尼达岛最近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改名为哈雷·金加的英国女子盖尔·本森，被一名自称为迈克尔·X的特立尼达人谋杀，这个人还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公社”。盖尔是被她的情人、名叫哈基姆·贾马尔的美国黑人（她按他的吩咐改了名）带到了特立尼达岛。这两个男人都处于疯子和骗子之间，他们之间的关联就是盖尔的毁灭。这三个人我都认识，对盖尔和哈基姆很了解，对迈克尔则了解一点，我后来还写了一本关于他们的书（当时写好就收起来了，并在十六年后出版），书名是《相信》。
这个核心故事扰乱了我对《游击队员》大部分内容的关注。书中的人物并非是对我所认识的人物的描摹（维迪亚没有见过他们），他们全是维迪亚创造的角色，用以表达他对特立尼达等地后殖民历史的看法。但小说中的情境与生活中的情境如此接近，以至于我常常难以抑制的反应是：“情况不是这样的！”情节也不适用于小说中的迈克尔·X这一角色，他在书里被称为吉米·艾哈迈德，吉米和他的“公社”那半肮脏半可怜的废墟倒确实是辉煌而令人信服的创造。维迪亚为代替哈基姆·贾马尔而创造的角色罗奇，描写也和真实情况不符。在书里，罗奇是一名自由的南非白人难民，在一家大型商业公司工作，还愤世嫉俗地为吉米提供了支持。但罗奇显然不是哈基姆，所以现实里的冲突在书里没法构建。但书里描写的简确实成立，她代替的是盖尔，即那个被谋杀的女人的位置。
小说中的简，作为罗奇的情妇来到岛上，其设定是一个懒惰、乏味的角色，试图通过与男人的婚外情来寻找自己所缺乏的活力与热情。她对自己作为白人女性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但自己对此却并不敏感，然后碰巧与吉米进入了这样的关系，简直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傻瓜与一个内心受伤的黑人为了寻欢作乐所玩的危险游戏。更早些时候，维迪亚曾为一家报纸写了一篇关于盖尔遇害的报道，他当时就明确表示，他认为盖尔就是那种女人。
指震惊全球的“琼斯镇惨案”，美国一个异端教派的创立者吉姆·琼斯（Jim Jones，1931—1978）带领一众信徒前往南美洲圭亚那，创立起“琼斯镇”。因恶行被调查，1978年11月18日，自知罪责难逃的吉姆·琼斯胁迫九百多名信徒集体服毒自杀，随后开枪自杀身亡。 但她其实并不是那样的。她确实无所事事，空虚，但她并没有作为白人女性或其他任何身份的优越感，也并没有为了寻欢作乐而玩危险的游戏，只是执着于幻想死不放手罢了。与她最有共同点的，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自由态度而与黑人男子随意相处的、很有安全感的英国女性，而是那些在1977年跟随美国“大师”琼斯来到圭亚那，最后在他的命令下集体自杀的可怜虫 。她是如此缺乏对自我价值感的认知，最后几近疯狂。
因此，我在阅读时一直对自己说：“事实不是这样的！”但随后又克制住自己，我知道简没有理由要和盖尔保持一致。一个英国女人为了寻欢作乐而卷入这样的事情绝非不可能，这可以成为白人自由主义者具有欺诈动机的完美例子，这就是维迪亚一心想展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