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拉回想起，父亲和父亲的密友都利用宗教来达到自身目的：共同的宗教可以帮助他们解释为什么被他们利用的人们会选择信任他们。但说起来，这更像是涂尔干的观点，而非韦伯的，只是她再一次怀疑这场谈话是不是别有用心。林仿佛是在给她讲一个曲折迂回的寓言故事，而她本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关于她父亲的深刻而又别具意义的寓言故事。“哦得了，别说了，”她对自己说，“记住，不是什么事都是与你有关的！”林说，你能在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身上看到古老信仰的痕迹，但是现如今，韦伯所称的“资本主义精神”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尽管它最终仍会导向同种行为，但它已经不再是具有宗教意味的观念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欲望会对社会产生益处的观念。当然，最终新教伦理也在工人阶层中消亡了。工人不再满足于等待上天的馈赠，而是组织起来与老板一较高下。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资本主义能够灵敏地应对启蒙运动之后宗教信仰力量衰落的局面。米拉的思绪又慢慢落回了地面。“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观点，思考下人们之所以认为资本主义是唯一的行事方式，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随时随地运用理性生活。”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知道，韦伯认为理性的传播对于消除资本主义的诸多障碍以及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来说都是必要的。韦伯将这一过程称为‘理性化’（rationalisation），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生活内容是在对实施既定目标所需手段进行抽象计算的基础上进行的。”随后林解释道，理性化不仅对于韦伯解释资本主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他理解现代国家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这也是韦伯对科层制发展产生兴趣的潜在主题。
“这也是我对韦伯感兴趣的原因。”他说道。韦伯能够感觉到他身边的科层制在成长—这也是一种在理性社会中组织事情的方式。因此，资本主义企业需要有它自己的科层制，就像包括国家在内的其他组织一样。这不是在说科层制一定是好的—就因为它伴随着理性化而来，但不代表它身上没有缺点。
“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当时政府想要消除科层制所带来的冗余，从而将难以控制的地方政府重新置于中央的管控之下。我们使用了韦伯的理论来分析这个问题。从韦伯那里我们了解到，正如资本主义有弊端（如剥削）一样，官僚主义也有弊端。特别是，一旦你建立了一个科层体系，你所制定的规则往往会成为其最终的目标。官僚们会一直实施这些规则，即使实施这些规则的最终结果与最初制定规则时的预期相反。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整个理性化的过程增加了正式理性程序的使用风险，而实则削弱了人们获得他们真正想要的结果的能力。”
米拉灵光一闪：“就像资本主义精神一样，你不会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你一开始是为了赚钱，这样你就可以在生活中做那些了不起的事，但随后你陷入了为了赚钱而工作的状态，根本无暇分身。人们总说他们计划减少工作量，多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这样去做。所以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认为理性化并不总是好的呢？”
“肯定有一些情况让韦伯对理性化感到担忧。他觉得这一切在开始是很好的，直到我们为了理性抛弃了其他一切之后，才发现我们已经彻底失去了所有的选择。韦伯认为，一个理性的世界是无比沉闷的世界，就像牢笼，他认为，我们一定会怀念那些曾经被我们抛弃的东西，以及所有现在已经被解释掉的神秘之事。或许什么都不知道会更有意思，因为这样就能让事情保持它的魔力。韦伯认为，日益增长的理性化行为只会不断地‘祛魅’（disenchantment），也就意味着我们再也感受不到那种魔力了。”
米拉脑海里的一些零散想法开始整合在一起。“那么说来，韦伯一直在解释为什么社会似乎找不到比资本主义（或科层制、国家）更好的行为方式了，但他并没有说这些就是唯一的可能，也没有说这些都无可非议。”
林的声音听起来很愉悦：“是的。我们不需要去假装事情同它表现出来的样子有所不同—仿佛资本主义明天就要崩溃了一样—就为了去批评它们并没有为事情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提出建议。这一点在韦伯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看法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韦伯想知道资本主义所生产的所有好东西是如何进行分配的。”
林开始谈论起了阶级。对于韦伯来说，阶级是建立在经济关系之上的，这一点同马克思一样。韦伯也认为，布尔乔亚是一个阶级，普罗列塔利亚是一个阶级。韦伯同时承认存在许多其他阶级，但与马克思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将他对阶级的经济基础的讨论局限在生产活动上。马克思将所有的阶级都定义为他们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但韦伯认为阶级与市场的关系更为重要。韦伯认为，其他阶级也在做资产阶级所做的事。资产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从中获取利益，那么除此之外的人们还能去垄断什么呢？答案就是人们还可以试着垄断一种货物或服务的市场：信贷市场、住宅建筑用地、钻石或铀，抑或是某种特定类型的劳动，比如做工程或是擦窗户。
米拉想到了她父亲和他的那些密友们。他们又在市场中垄断了什么呢—关于投资的信息？不，他们并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只是假装有罢了。他们装作自己是专家，去说服那些可怜的投资者相信并把钱交给他们。她父亲用这笔钱成功地将自己的收益翻了一番，却毁了其他投资者。鉴于她父亲只是假装拥有专业的投资信息，因此他的企业运作的关键要素是让人们相信他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专业知识，而米拉认为，这就是他所做的慈善工作应当发挥作用的地方。“韦伯认为人们是否真的垄断了别人想要的东西这件事很重要吗？”她问道。
林看起来很是困惑。“韦伯曾经指出，在建立或维护这种垄断时，有些人会更成功，有些人则不那么成功。比如说，在那些专业人士中的一些群体，比如律师，擅长于建立和维护这种垄断，他们通常会得到最高的工资。你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林接着解释，人们在垄断市场方面的能力真的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到整个资源的分配。正因为它是如此重要，人们为了打破或捍卫垄断会准备互相攻击，有时甚至真的会打起来。好吧，米拉想，如果有打斗，就会有谎言和欺骗。另一边，林说这也意味着韦伯认为存在着许多不同种类可争夺的资源，这些资源比马克思所设想的要多，但是，同马克思一样，韦伯说我们并非作为个人，而是以整个阶级的形式去夺取这些资源。
韦伯认为，社会阶层由那些控制了某些市场或者其他—某些特定类型工作、产品、原材料或买卖其他东西的市场的人组成。大多数时间里，获得对市场的控制，就意味着一种排他性—这也是阶级斗争的实质内容—通常情况下，能够控制最有价值的市场的阶级也是最能成功将他人拒之门外的阶级，这类阶级的人数通常不多。这也是富人往往比穷人少的原因。社会分层—社会被划分为不同阶层的方式—就反映了人们与不同市场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同关系。上层阶级在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这为他们提供了很多资源，而下层阶级在市场上只能部分垄断，或只能垄断那些不能为他们提供更多资源的市场。
“这么说来，能垄断什么样的市场会产生很大的区别咯？”
“是的，垄断租车业务与垄断投行业务之间当然存在巨大差异。但你要记住，人们还是会为了进入租车行业发生冲突。”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很重要：那些非垄断阶层的成员别无选择，只能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互相竞争，但结果就是他们得到的资源仍然是最少的。这个例子就是每天都会发生在非技术工人身上的事情—他们是穷人中的穷人。但是，韦伯在解释不平等和阶层分化时不仅用到了阶级这个概念，还用到了地位（status）和政党（party）。”
米拉知道地位的意思。“地位就是根据人们能负担得起的开支对他们进行排名，比如他们买的衣服和车。”
林则摇了摇头。“社会地位当然与文化因素有关，但它不是根据人们的经济承受能力进行排名那么简单。”对于韦伯来说，地位不只意味着你的车比同事的更贵。如果你只考虑个人或家庭的排名，可就大错特错了。”
林说道，身份地位更多与人们的身份认同有关，而不是彼此之间的竞争。它是关于你对那些你认为和你一样的人(或者可能是和你想成为的那个“你”一样的人)的认同。所以，地位群体是一群认为彼此处于同一水平的人。他们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这也意味着他们有着同样的想法，做着同样的事情，甚至包括以同样的方式度过他们的闲暇时间。
“那他们也应该把钱花在同样的事情上吗？”
“是的，相同地位群体的人会珍视某些商品而不是其他的商品。地位群体所产生的效果就是，你不会因为某辆车更贵或者比邻居家的车更好才去买它。你最终会购买的是你认同的那个地位群体所认定的车。”
米拉突然想起了多尼之前总说“我们这些人”，他所指的是俱乐部里瘫在皮沙发上的人。她之前觉得他们长得都有点像：那些年长的男人和年轻的女人。米拉回应：“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新车很棒，但在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邻居看来，这辆车可能很糟糕。”
“没错！不同的地位群体间有着文化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就会反映在成员们的好恶中。”
林接着解释说，韦伯还试图改进马克思关于阶级是历史的行动者和主体的说法。韦伯认为把阶级看作会思考的人是不正确的。他想说明的是，实际上是个人创造了历史，但是你应该注意到同一个地位群体中的个体会思考相同的事情。为什么这些个体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正是这种行动方式最终导致了同一地位群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人在行动。
地位群体的表现就像演员一样，因为他们是一群对彼此有认同的人。而鉴于阶级的观点纯粹以经济为基础，假装阶级是历史的行动主体是不合理的。韦伯说，社会地位群体的内涵在两个方面上不同于社会阶层，即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而且他们是一个共同体。地位群体是一个共同体，并非指这些共同体里的所有成员都像住在一个小定居点那样面对面地相互接触。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确实意味着，一旦将一个陌生人置于和你相同的地位群体中，你定能在一定程度上识别出与他们的相似之处。
“想想看，我们在平日里是如何仔细观察一个陌生人的，我们会寻找那些隐晦的或稍稍明显一点的线索，这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们的身份。我们其实经常这样做。当我们认为接触的人来自不同的地位群体的时候，尽管我们并不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但这些地位仍会决定我们表现出来的行为。比如，如果对陌生人的品位和观点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我们对其所采取的态度很可能会大不相同，而这些了解则来源于我们对他们所处的地位群体身份的预判。”
林接着说道，对于韦伯来说，阶级差异和地位差异通常可以重合，事实上，有些时候它们必须重合，因为阶级在垄断资源方面的成功依赖于他们所在的地位群体。这也是韦伯理论的一个关键点。这一点几乎与因为资本主义最有道理所以无可替代的观点同样重要。不同的地位群体眼中重要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不同，影响他们垄断市场的机会的因素也不同。例如，如果医生说由于他们掌握重要的科学知识，所以应该垄断外科手术，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取得垄断，从而赚取更多的钱。
“我大概明白了。对于那些熟练的体力劳动者来说，他们若是想垄断某种特定的工作并提出同样令人信服的理由非常困难。那么现如今其他市场的垄断情况又如何呢？”
“其实都是相同的道理。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精英一直都是一群拥有特定社会地位和文化的群体，所以他们的文化价值能够让他们在特定的市场—通常是在土地和其他形式的投资要素方面比常人的优势更多。”
米拉又想起了多尼和他的俱乐部里的人为他们自己制定规则和道德的行为，于是很快就理解了林的意思。“这样说来，地位群体的文化特性真的很重要咯？它们并非夺取资源过程中的助兴节目，而是能带来确切经济回报的因素。”
“是的，文化的重要性远超过了马克思的想象。首先，若是没有韦伯所说的由文化相似性锻造的群体，就没有人能构成垄断。其次，马克思所谓的阶级意识形态，在韦伯看来，都与地位群体的文化有关。这个群体必须相信垄断资源是合理的。各式各样的群体都必须相信，他们应该拥有他们现在拥有的，或者应该在未来得到他们想要的，这一切都合情合理。”
林说，这个群体还必须说服别人去相信它的垄断具有合法性，当然，这一切也取决于地位群体所生产的文化。你只需要想想一群专业的工人，就能明白这一点了。律师和医生总是说，他们拥有知识和专业技能以及独特的价值观和道德，所以他们是唯一有责任和机会赚这些钱的人。总之，他们坚称“阶级意识形态”是创造阶级的必要条件，这样，社会地位就与阶级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事实上，没有一个地位群体是非经济性的，它们脱离了经济便更不可能存在，他们的文化特征（包括他们用来买车和衣服的钱）都依赖于经济资源。
米拉现在脑子里，都是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说自己的内幕行情知识拥有合法垄断地位的样子，她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地位群体认为他们有理由攫取他们想要的东西。林平静地问她，他们聊的这些是否让她想起了她的父亲。米拉察觉到，他们一直围绕着这个主题迂回旋转，现在他们即将抵达主题，这场精心设计的暖场舞就要结束了。她能确信的是，她要么会迎来一顿难挨的说教，要么会听到一些令人心痛的消息。
“我做慈善工作，”林说，“知道你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都在按自己的规矩办事。他们需要像我这样的人，一个无趣的专业人士，让人们相信他们是一群坚持按照科层制规矩办事的人，维护他们的形象。”林说自己很蠢，为自己跟他们混在一起深感内疚。
米拉已经做好准备了，决意现在就挑明这一切。“混在一起干什么，偷东西？”
“他们会说这更像是一种公关手段，”她母亲插话说，“但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骗局。我也这样认为，林也是。”
他们似乎在期待着米拉说些什么—哪怕是跟他们争论一下也好—但米拉实在想不出该说什么。无尽的沉默让她难以忍受，所以她开口了：“我这下明白了。在韦伯的阶级、地位群体和政党的理论中，他说部分—还是全部？—的阶级能否在垄断市场地位的方面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它是否成了一个地位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