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韦伯的观点就是资本主义无可替代，因为它最理性、最合理？”米拉问。
“没错，就是这样。”
“所以有可能是地位群体，或者说，是地位群体的文化，认为资本主义或科层制是最理性的解决方案，或者说是最好的理性解决方案。但是，这未必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或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对每个人来说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但几乎毫无争议，决定是由拥有最多资源的人们的文化做出的。他们的文化认定资本主义，尤其是资本主义中对他们来说有利的那些方面，就是最理性的行事方式。”
米拉的妈妈看起来有点不安，因为不知为何他们又开始讨论社会学了。“我觉得是你搞糊涂了，米拉。林并没有说韦伯所写的是关于意识形态的内容。”
“但我认为林刚刚说的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韦伯的理论要复杂得多。韦伯的理论中有很多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他与马克思一样认为有些思想比其他思想更加成功，这也是为什么无论人们如何努力，都无法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这甚至有可能是使得不平等变得更严重的原因：它之所以变得这样糟糕，是因为不平等的原因和理由看起来是如此的合理！”
林靠在椅背上，有点惊讶地看着米拉。他转向米拉的妈妈，想对她说些什么，但还没来得及，米拉的妈妈就开口了。
“米拉，林和我有点弄巧成拙了。我想你已经猜到了，我们想跟你说一点事情，我们，或者说，我，想出了这个办法，觉得讨论你感兴趣的主题来缓和一下会好一点。”她妈妈严厉地瞥了林一眼，“但是对不起，我们不能再兜圈子了。”
妈妈希望米拉不要介意，但是她把米拉之前说过的一些话告诉了林。他们已经讨论过了，觉得米拉应该知道更多的真相，因为她看起来已经做好了接受一切的准备。正像林所说的，她父亲和父亲的朋友们所遵守的是另一套游戏规则。
“我们都认为，既然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就要主动放弃其他干扰线索。我们决定各自对此做力所能及的补偿，但是我们也要试着对此做点什么。”
妈妈对米拉说，她和林为那些被她父亲欺骗而损失钱财的人们提供了补偿金。“我们必须在幕后做这些事，因为我们都和你父亲有着剪不断的关系，没人愿意相信我们。慈善机构一直在帮助我们。现在机构的名誉还没有受损，因为所有同你父亲及其朋友有关联的人都辞职了。林在审判之前就辞去了财务主管的职务，所以他与官方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就是通过他来替接替者筹措资金的。”
米拉生气地说：“爸爸让我们都变成骗子了，不是吗？就因为他，我们所有人都不能再做自己了，尽管我们要做的是好事，就像你们说的这些。这些钱是哪儿来的？是爸爸认识的富商给的吗？”
“有些是。但是林毫不吝惜地捐了自己的钱，我在你爸爸入狱的时候把所有能找到的钱都还给他了。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林帮我找了一处落脚的地方，我打算把这栋房子卖了还债。妈妈真对不起你，米拉。”
米拉控制不住，变得愈发愤怒了：“为什么法院不去赔付这些投资者呢？凭什么要你们去做？这样做下去：不平等是永远无法解决的。如果人们变好了，那没关系，但现在人们都被骗了，国家还是不打算做些什么来让一切都好起来吗？这么说来就算产生了这么不公平的结果，那些官僚机构也不允许自己染指任何事来破坏这条制造不平等的船吗？”米拉已经意识到，她感到愤怒，可能只是为了自己，她希望自己已经不再是过去的米拉了。自己的愤怒一定来自其他地方。她一边说着一边开始思考，如果林和她的母亲都能够纠正这场错误，那为什么她就不能呢？
林这边已经开始对米拉解释为什么国家不能去做米拉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政党是韦伯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理论工具包的最后一部分，也是夺取资源的第三种方式。政党所指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党派，也指人们对从地方到全球的各个政治层面施加影响而形成的团体。如今，党派也包括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和各种活动组织。
韦伯认为，政治上的冲突有助于决定资源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本身这个巨大的资源。冲突一直在持续，不仅限于大选期间。冲突一方面发生在政党之间，另一方面有时也发生在政党内部的各个派系之间，因此韦伯确信，这种冲突不只是地位群体之间的冲突。林指出，如果你认为政党和派系只是阶级或者地位群体的代表，那你就永远无法真正参透政治上的任何事情。事实上，他们代表的可能是阶级或地位群体的某种联盟，抑或是某些阶级和地位群体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政党也有自己的利益。就像韦伯说的，所有的政党和其各个派系都有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既试图影响将资源分配给其他人的决定，也关心党派自身和党内个别党员可能会拥有的资源。
米拉的母亲打断了他：“在很多国家，加入政党的人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发财。”
林和她母亲交换了一个眼神，让米拉很困惑，然后他继续：“更重要的是，国家自身也会参与到权力和财富的竞争和使用当中去。”
然而对于韦伯来说，国家有自己独立的存在方式，而不光是政党竞争的对象。首先，国家控制着军队，这就常常需要大量资金维持军需开支。这就意味着可能会损害政党的利益，甚至会损害政党里各阶级和地位群体联盟的利益。国家还需要维护在人民眼中自身的合法性，随时准备通过武力来维持国家权力。林的这番话就说明了国家并非一个单纯由政党所操纵的中立工具。此外，国与国之间为了争夺权力和资源有时要相互竞争，有时要通力合作，还有时则要各自为政。其中，韦伯最感兴趣的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林说，韦伯认为地缘政治更像是一个全球版的地位群体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各方的目标仍然是要努力争夺权力和资源。一瞬间，米拉回想起了几个月前在出租车上的那趟噩梦之旅，随后她立刻恢复了思路。
“你是说，我们永远也不能指望政府对不平等和不公平现象采取任何行动吗？”
“也不尽然，米拉。我只是想说，事情没有你想象得那么简单。如果政党是阶级或地位群体的联盟得以体现自身文化价值的一种方式，那么政党—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国家也是—就可能成为一种垄断事物并将穷人拒之门外的方式。但我相信，政治最终会提供一种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法。这些文化价值可能会转化为支持或抑制垄断的法律法规。韦伯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政党和国家对此可能会做的一切，另一方面也告诉了我们，看到不公平时，我们无须举手投降。”
米拉认为人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展示理性如何呈现出不平等的文化正当性。这就是它能够在现代社会站稳脚跟并变得强大的原因。但是人们必须要想办法去拆解它，超越理性去寻找其他的思维方式。“这么说，国家在判断什么是理性合理的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阶级—地位群体控制了国家，或许他们就可以进而改变大家对于理性合理所持有的标准和看法。”
“但是其他可能掌控国家大权的政党也同阶级和地位群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所有的政党在资本主义中都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因为它们都在某个领域垄断市场。就算你巧妙避开某个政党为不平等缔造的花言巧语，结果可能陷入另一个政党的甜蜜陷阱中。”
米拉觉得这理论原本就有点像马克思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其特别之处在于，任何可行的、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最终都会指向同一件事：资本主义是合理的。你必须想办法摆脱所有的文化，甚至采用那些被排斥和被掠夺的人们的视角，才能证明它并不合理。“但难道有人会相信不平等是合理的吗？那些处在社会最底层、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垄断权的人呢？那些身无长物，又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并从农村涌入大城市的农民呢？”
林告诉她，韦伯对此会说，那些被排斥和掠夺的人们必须要组成一个地位共同体，然后他们才能结伴同行，并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重新定义什么是“合理”。米拉相信，一定会出现那么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挑战似乎与每个人都持有的那种不平等—甚至资本主义本身—是合理的观点，尽管它在事实上是多么的不可避免。出于莫名的原因，还有突然萌生的坚定信念，加之她新收获的理想主义，这一切让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去质问父亲，他为什么会认为自己的行为（现在她确信现实已经向她揭示了，他的所作所为恰恰是理想主义的反面)是正当的。
1. 社会从何处开始，又在哪里结束，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很多如马克斯·韦伯一类的社会学家认为社会通常止于国家的边界。卡尔·马克思等批评家强调，社会的本质是社会阶级权力和财富所塑造的等级制度。对他来说，国家就是统治阶级。韦伯认为，国家中很多与社会阶级无涉的组织和关系也是同等重要的。国家是一个并不仅仅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组织。
2. 韦伯对资本主义的起源进行了理论化阐述，认为它既发轫于经济，也发端于宗教。新教加尔文宗将创造财富看作上帝恩典的象征：保持自身的财富，并从中发展出更多的理性和自律。这种“新教伦理”带来了资本和工业的巨大发展，重塑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
3.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越来越严重。韦伯则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理性的铁笼。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有条理，我们失去了那些让生活可承受的快乐、惊喜和混乱。理性取而代之，支配了人们的每一种需求。因而韦伯更关心的问题就是，这种急剧发展的社会和经济最终会不会掏空生命的价值。
第十六章
在碎片中
一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米拉和贾丝明坐在厨房里，就像好几个月前的第一个夜晚那样。她们现在已经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了，虽然靠笑话、八卦和闲聊来维持友谊并不容易。贾丝明不喜欢闲聊，相反，她愿意和米拉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此外，当她开始更加用心和严肃地对待学业时，她能感觉到贾丝明对自己的尊重也上升了几个等级。这也是为什么米拉向贾丝明承认自己正挣扎于一道真正的智力难题时，贾丝明很乐意帮她的忙。
米拉跟贾丝明讲解自己被卡住的地方，因为现在看来，除了正统的观点之外，没有其他选择，而正统的观点认为现有的制度及其生产的不平等是理性、合理的。即使你意识到从这种不平等中获益的人正是那些认为这种不平等合情合理的人，你也难以提出另一种观点来证明这一观点是不理性且不合理的。而且，任何指出这种不平等造成系统效率低下或生产力不足的人都会遭到无情嘲笑。你只能说不平等是一个不幸的副作用，而永远无法提出一个能够彻底动摇这个体系的论点。作为回答，贾丝明运用了她最熟悉的科学知识：“在科学领域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理论最终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而是被超越了。没人能证明牛顿的理论是错的，但如果你还坚持着他的理论，现代物理学的某些分支对你来说就一点也解释不通。在科学领域中，有时候你不需要通过证明别人是错的来赢得争论，你可能会同意他们在某些程度上是对的，但他们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因素。”
米拉想和她的导师达莉娜继续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达莉娜说，这一切与二十世纪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历史总是由胜利的一方书写的—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其他的冲突中—而在社会学中其实也是相同的道理。韦伯对冲突和资源竞争的关注，让人们不再试着将全球发展的结果描绘为一个会让人人受益的世界。
达莉娜接着给米拉讲了艾琳娜·马克思和玛丽安妮·韦伯的故事。卡尔·马克思的小女儿艾琳娜天生聪慧且早熟，继承了她父亲的非凡才智。当然了，她是一个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女性，不能追求自己的事业，而是成了马克思的秘书，帮助她父亲把《资本论》的三卷巨著整合在一起，并且在父母生命的最后时刻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她的一生中曾与两个男人维持过长期的关系，后者是需要她做出非常大的自我牺牲的典型一例，而这种自我牺牲的性格正是艾琳娜在早年的生活经历中塑造出来的。不过，在这之后她通过努力，成了一名著名的女性主义者、革命者、工会鼓动者、记者，并凭借自己的卓越才能写了几本书。在43岁那年，她自杀了。马克思在这个年纪的时候，离出版《资本论》第一卷 还有六年—谁又能知道艾琳娜之后会取得怎样的成就呢？
玛丽安妮·韦伯是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以及德国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军人物。她在童年时期便饱受着精神疾病的折磨，这种疾病困扰了她家上上下下好几代人，最终也影响到了她。马克斯·韦伯本是玛丽安妮的表亲，他们成婚之后，马克斯也不幸罹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马克斯一病就是七年，玛丽安妮对他悉心照料。没想到，他却爱上了他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并开始了一段恋情。最令人感到讽刺的是，玛丽安妮最著名的一本书的名字叫作《婚姻、母性与法律》。
玛丽安妮忍气吞声地维持这段婚姻，随着马克斯的名气和地位都不断增长，韦伯夫妇成为当时知识界和思想界的一个中心，与他们来往的思想家包括著名的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和女性主义者玛丽·鲍姆。玛丽安妮本人则继续出版女性主义的相关作品，后来她成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入选州议会的女议员，还当选了德国妇女组织联合会的主席。但好景不长，马克斯的妹妹莉莉自杀了，马克斯也突然逝世。玛丽安妮经历了长达四年的抑郁期，后来终于又能够活跃在公众面前，并收养了莉莉的四个孩子。她继续在地下刊物上发表文章，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因为希特勒的崛起而不得不中断。玛丽安妮很长寿，但纳粹主义还是严重影响到了她的精神健康。
“这些故事实在是太让人难过了，”米拉叹息道，“你觉得她们都是女英雄吗，玛丽安妮和艾琳娜—你说她们究竟是高尚而又富有牺牲精神—还是真心疯了才能容忍别人这样对待她们？她们又有多少选择呢？”米拉一边摇头一边说，此时她心里想的不是玛丽安妮·韦伯或者艾琳娜·马克思，而是自己的母亲。她能感觉到妈妈的生活和达莉娜刚提到的这两位女性的生活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而且她认为妈妈的所作所为是高尚的自我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