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昨天对我说，人们对资本主义满意，是因为他们被一种意识形态说服了，但你的爱玛姨妈听到这话就会告诉你，资本主义的确没有让每个人都富起来，但它给了数以百万人相当舒适的生活。资本主义或许充满了竞争性，但也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个人赢了，其他人就什么都得不到。”
妈妈这种严肃的态度让米拉感到焦虑。就好比你是一个会拉小提琴的孩子，被爸妈要求在外人面前表演自己刚学会的曲子。她回答说：“我想马克思会说，是的，资本主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但它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我认为，如果他今天还活着，仍会说出一样的话：我们确实见证了更大的繁荣，而且泽被深远，但你还是不能否认资本主义是一个有缺陷的体系，而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好的体系。”
现在，米拉突然回想起，每当父母要发布重要的决定，或者让人不愉快的消息，往往会以这种严肃骇人的语气和孩子谈话。相比之下，林在说话的时候就显得平和多了。
“但是米拉，如果你去问问其他理论家，那些在马克思之后所有思考过这些问题的人，那些离我们的时代更近的人，他们会怎么想呢？事实上还有一个德国人，在马克思过世的三十年后开始了自己的写作—他熟悉马克思的理论，希望能够超越马克思。正如你所说的，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可能在某些方面是好的，但在另一些方面是坏的。正因为我们能看到它的缺点，我们就更不应该满足，而是应该努力地去改变它。而另一位理论家告诉我们，即便你不是共产主义者，也可以去批判资本主义，同时，他也很清楚，除了资本主义，我们别无他法。他认为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是……”
米拉的妈妈也忍不住面带微笑着插话道：“林，你说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吧？”
妈妈的声音听起来简直像是在念剧本一样，但林说的东西似乎还挺有意思的，尽管像是在讲课。米拉耐着性子请林继续说下去。
“当然，你妈说的是对的—韦伯是我的强项，实际也是我了解的唯一一个社会学家，我就像一个只会指挥一首交响乐的业余指挥家。韦伯说资本主义无可替代，是因为资本主义最有存在的道理。社会变得越理性，资本主义就越有可能运作下去。”
米拉没听明白林的意思，但她应该说些什么好让他继续。“你的意思是说就像启蒙运动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开始质疑一切，并在各个领域运用起自己的理性。他们不再说是‘上帝创造了贫穷和疾病，所以没关系；我们可以这样活下去’，相反地，他们会寻找缘由，然后试图采取行动。”
林笑了，米拉很喜欢他的笑—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丝像阿伦的父亲那样屈尊俯就的感觉。是的，启蒙运动开启了越来越多的理性运动，这些运动最终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认可并接受资本主义。
米拉不得不硬着头皮问出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马克思也认为人们除了资本主义外别无选择—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但为什么启蒙运动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呢？难道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林说，这正是关键问题所在，但想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花一点工夫。他一开始就提到韦伯的很多思想都是在他同“马克思的幽灵”的辩论中产生的。韦伯的著作中包含着许多对马克思的主张的含蓄批判，也吸收了很多马克思的研究。韦伯对工人们被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观点毫无异议，并且，同马克思的其他观点一样，我们读他的作品时就能感觉到这一点也被简化处理了。韦伯知道工人被强占豪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但他也知道，这种解释是片面的。他希望对资本主义的起源提出更加完整的解释，并让这种解释从历史的角度上看是正确的，因此，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对资本主义着迷就成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资本主义的要素已经存在几百年了，但是韦伯想要知道，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是如何抵达日常生活的需要全由资本主义企业来满足的状态的。是的，你必须拥有土地、机器等，并将其作为由企业控制的私有财产，此外，你还必须要拥有自由的劳动力，也需要对机器和劳动力进行合理的组织。”
这我就明白了，米拉开始思考他说的话。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基于一种理性的思考方式，所以它能够与理性时代携手同行。当你仍然倾向于以非理性或迷信的方式来思考时，你就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米拉绞尽脑汁地想，一会儿自己该说点什么，但林根本停不下来，不会给她见缝插针的机会。林接着解释说，所谓的“理性组织”，就是一种以完全抽象的方式来思考处理事情的最佳模式，即“我需要用什么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当时，资本主义企业完全是以盈利为目的而行动的，因为诸如传统之类的东西已经不能阻挡它了。林在这里停顿，米拉赶紧把话头抢了过来。
“他不会相信答案这么简单，对吧？”
“是这样的。他总是在自己的理论中寻求一种复杂性来匹配他观察到的真实世界。”为了强调这一点，林接着描述了韦伯对自由市场的论述，尤其是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对理性组织所产生的重要性。只有在所谓自愿的情况下—但实际上是受到“饥饿的鞭子”的驱赶—劳动力成本才能提前被计算出来。除了“饥饿的鞭子”，你还需要其他的动力。理性组织需要能够计算出每个决定对其收入的影响。一个企业要能够计算出它是否在盈利，所以必须要设置会计岗位，换句话来说，它必须要能在账面上计算出收支上的平衡。企业必须要依赖于其他可计算的东西，比如法律。它所依靠的就是法律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林是学会计的。”米拉的母亲假装若无其事地插话。林笑着接道，正因为这样，他一直都很喜欢韦伯指出的那些无聊的工作的重要性—像是官吏、簿记员、会计—尽管他没有在政府做过这类工作。“但你不是最终在慈善行业里用到了自己所学的知识吗，对吧？”
“这样呀，”米拉很感兴趣，“你在做慈善方面的工作？”
“是的，”她母亲煞有介事，“林是你爸爸所在的主要慈善机构的财务主管。”直到林再次离开之前，米拉都没腾出空细细琢磨其中的关系。
林解释说，如果没有簿记系统和法律框架来管理与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企业就不可能正常运作。他接着说，举例来说，所有上述提到的内容都有助于企业凭借着一定的可靠性来预测未来时期的成本和利润。韦伯说，可计算性还意味着拥有一套理性的技术—计算已经融入资本主义的每一个细节的设计当中—这就意味着一种机制化。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刚才提到的这些都在西方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适用于其中的大部分情况；虽然并非所有情况，但它也已经变得如此重要了，缺少它，经济就会崩溃。
“米拉，现在我们回到你刚才所说的，韦伯是不是不相信事物的单一解释的问题上来。他不能把事情简单化，因为他知道现实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林说，每当韦伯从抽象的讨论转向具体的历史事件时，他总是会将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比如说，他知道西方通过创造大众市场，在我们历史课程上公认的时间之前，就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这些都是通过降低价格实现的，降低价格可以让更多人负担得起工业制品。若想使得价格下降，制造商就必须要采取各种措施来降低成本，这样就增加了对劳动力的理性组织和理性技术的需求。韦伯指出，这种创新依靠合适的专利法得到长足发展—他似乎很擅长将法律纳入他的解释体系—因为若是没有专利法，人们就不会为技术创新而烦恼。米拉的母亲用勉强的僵硬笑声打断了他（她为什么会这么紧张？）。
“所以这些无聊的专利律师才变得这么重要。林，关于法律，韦伯还说了别的什么吗？”
“嗯嗯，有的，韦伯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比较西欧和东方，尤其是东亚，来获取更多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信息。西方已经发展出了资本主义的关键特征：理性的法律，理性国家，公民的概念，科学，以及他所称的‘生活方式的理性伦理’（rational ethic for the conduct of life）。”
在对林的慈善工作表达过惊讶之后，米拉很好奇林和她父亲之间到底是什么交情。林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这或许可以解释她母亲之前的一系列怪异行为？林说的这些和她不断的提醒有什么关系吗？就像现在，她一直要求林再多讲一些关于法律的事情，仿佛是在提醒林曾经答应她要告诉米拉什么具体的事情一样。
林解释说，在韦伯看来，不理性的法律与魔法的存在阻碍了资本主义在其他地方的发展。举例来说，基督教（及犹太教）就对魔法怀有敌意。基督教同时也在法律的理性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旧时的法律（比如通过折磨或殴打来裁量审判）被认为是“异教做法”。林说，这就与韦伯对于公民可以自由交换商品和服务而不用担心被骗的想法联系起来了。而魔法所带来的一部分障碍就是设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这样你就不能同A类人一起工作，或不能把这些东西卖给B类人，也不能从C类人那里采购，或者不能把真货卖给D类人，因为魔法会告诉你，你必须要把东西卖给另一些人。然而在人人都是公民的城市里，这种差异在人人拥有理性的城市会被克服掉。
林接着说，比如韦伯认为在东方，人们所在的群体（部落、兄弟会、社区、宗教社区）和其他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差异。人们可以在别的群体那里偷东西，但必须要对自己的群体做到非常慷慨。而这种区别在西方被明令禁止了，这就让不同人群之间的平等商业交易成为可能。
米拉想到，多尼听了这种说法一定会非常开心。他似乎一直觉得商人们就像处在一个共同的部落里，他们有自己的准则，知道彼此的期望，却可以欺瞒和诱骗别人。如果说多尼是典型的商人，那么米拉认为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的看法则不甚正确，但她不会直接这么说，相反，她说道：“但是为什么每个人自身也会产生理性的态度呢？你刚才不是说，在人们承认资本主义是正确的道路之前，就已经针对各种生活的行为产生一种理性的道德生活方式了吗？”
“是的，你也许会认为这和启蒙运动有关，人们希望通过理性的方式理解事物，而不是一直将上帝代入其中。但韦伯会告诉你，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开始有点觉得，他有意把事情复杂化，只是为了让事情更加难以理解。”米拉说。
林忍不住大笑，说“韦伯的理论确实难以理解。我刚刚说过他，基督教帮助我们把魔法推到了一边，从而使法律变得更加理性了。这只是韦伯认为基督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更加理性的道路的其中一例，除此之外你还可以观察一下禁欲主义宗教的僧侣，他们剥夺了自己所有属于世俗的快乐，有时甚至拒绝与尘世发生任何接触，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保持虔诚的最好方式，这最终会拯救他们的灵魂。他们开始理性地组织一种方式以确保自己能够以最好的方式服务于上帝，因此他们精心安排和组织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他们甚至在几乎没人使用钟表的时候用时钟来标记一天中的每个阶段。”
这就对了，米拉想。这就是林看起来的样子：他看起来不像是个会计，倒像是个僧侣。当林给他讲十六世纪新教改革让很多基督教徒脱离天主教，并将僧侣的宗教从修道院中带了出来时，米拉极力憋笑，严肃对待林所讲的内容。普通的新教徒当时认为，他们应该将精确地组织自己的生活看作一种手段，借此达到自己最终的目的—得到救赎。在其他方面，也意味着人们不会因为赚够了食物就开始停止工作且享受生活。
在众多教派中，有一个叫加尔文宗的特殊教派。林接着说道，在韦伯的第一本重要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描述了由加尔文宗的先定论所导致的“救赎焦虑”。加尔文宗的信徒相信，出生之时，有些人就已经被选中会得到救赎，但你不可能知道具体是哪些人，你也不知道自己会去天堂还是地狱，这让人们很焦虑。为了帮助应对这种焦虑，人们就会尽可能地去寻找所有会给他们的未来提供暗示的迹象。
林小心谨慎地盯着米拉，应该是在观察她的反应。
“在慈善行业，就像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地方，总是有很多商人参与其中。你知道，他们赚了钱之后就想回馈社会。一些特别富有的人出手相当阔绰。”米拉想的是：反正你说的不是我爸爸，他只进不出。林可能知道她在想些什么，米拉还是担心他会将这场谈话引向何处。
林只是继续说了下去：加尔文宗的信徒逐渐认为，那些通过捐钱建医院或者救济院等行“善事”的人一定是好人，因此他们必定会得到救赎。但若想做这些好事，首先你就必须要积累一些财富。他们认为唯一神圣的赚钱方式就是通过努力工作和积极进取，因为偷窃或继承一笔遗产而得到的钱不能作为一个人能够上天堂的标志。因此，行善是得救的标志，工作就是履行对上帝的责任。米拉意识到这种说法里存在一些问题。
“这么说来，变得富有就可以被救赎？但是我在《圣经》里读到，富人是上不了天堂的。”
“加尔文宗的信徒认为他们必须要以一种理性而自律的方式同他人合作。他们就像苦行的僧侣一般，只是不同于僧侣的是，他们不认为逃离尘世是获得救赎的捷径。他们相信，上帝不希望他们拒绝尘世的事物。他们相信，自己变得富有，只是在管理这些财富，而非享受财富。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或者说是天职（calling）。这个词只出现于新教《圣经》中，它指的是上帝召唤你去做某事：积累财富变成了上帝提出的宗教任务。”
米拉努力回忆起他之前说过的话。“这个‘新教伦理’和你说的‘工作伦理’是一个东西吗？”
“这么说吧，你提到的这一点也是韦伯理论的一个部分：工人努力工作，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对上帝的责任，也是得到救赎的唯一途径。这也是为什么当他们赚够足够的钱来维持生活后，还是会拒绝休假。但是韦伯说，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的价值和它促进资本家思考所产生的价值是同等重要的。他提到，这种天职的想法让他们能够‘问心无愧’。资本家剥削工人本可能是无耻的，但工人正是因为为他劳动，最终才获得了拯救他们自己灵魂的机会。”
林想确认米拉是否明白上面说的这些在更宽泛层面上的意义所在。起初，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动。尽管宗教作为启蒙运动的结果而日趋衰落，但宗教对于人们来说仍然非常重要。所以说最关键的历史事件不是启蒙运动，而是改变了数百万人基督教信仰的宗教改革。在新教的禁欲主义共同体中，人们只有在保持身体健康和有价值的情况下才能免下地狱，而生意上的成功就是对其产生适应性的标志。但是，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就不再需要宗教的加持了。韦伯认为，旧的新教伦理在十九世纪早期就已经变成一纸空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