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者正在说他完全支持鼓手，他认为抗议应该是个开放、兼容并蓄、欢迎一切人参加的活动，他明白不同的人表达政见有不同的方式，不是每个人都乐于对着“人民的麦克风”发出理性和民主的声音，有些人希望比起政治提案、论据文章和多步宣言（他想补充一句，这些都是这群人煞费苦心地通过多数一致方法慢而又慢地撰写出来的，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其中包括警方的不间断监控、媒体的详细审查和压过鼓声的交谈），他们所传达的信息能够更加，怎么说呢？——抽象。但没关系，他们应该接受形形色色的多样性，感谢有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人参加抗议活动，不过他正要提交一个议案，代表占领公园的群众集体请求鼓手每晚到九点左右就停止打鼓，谢谢，因为大家必须睡觉，所有人都在崩溃边缘，不算彻夜不停的该死鼓声，光是在水泥地上的帐篷里睡觉就已经够艰难了。他将这份议案提交给管理委员会表决。许多只手立刻伸向天空，手指飞快旋转。没有人当场反对，动议即将通过，直到有人说，他们还没有听取鼓手的意见，我们必须听取鼓手的意见，因为即便我们不赞同鼓手的做法，但听取每一个人的意见依然重要，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人的观点，而不是像法西斯分子那样独断专行，引号把结论塞进别人的喉咙引号完。呻吟声在各个角落响起。然而，他们还是派遣使者去打鼓圈邀请代表来开会了。
萨缪尔冷静而茫然地望着这一切。他觉得他和此处发生的一切远隔万里，他是那么孤独而绝望。这些人似乎有他们的使命感，他却彻底迷失了。你发现你的成年生活完全是个骗局该怎么办？他以为他靠自己拼搏而来的那些成就，包括出版的书、后续的书约和教职，仅仅是因为有人欠了他母亲一个人情。没有一样是他应得的。他是个骗子。被掏空，这就是身为骗子的感觉。他觉得自己空荡荡的，极度失望。为什么这些人还没有注意到他？他渴望人群中有谁能注意到此刻肯定印在他脸上的纠结表情，过来说：难以忍耐的剧痛似乎正在折磨你，我能如何帮助你吗？他只希望被看见，希望别人了解他的痛苦。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种幼稚的愿望，就像给母亲看你的伤口以换取一个亲吻。成熟些吧，他对自己说。
“就警察的问题。”发言者改变了话题，他们在等待鼓手停止打鼓，过来和他们谈话。
“就警察的问题。”人群重复道。
萨缪尔转身离去，沿着自由街向北走了两个街区，来到贝萨妮那幢老公寓楼前。他站在楼下，抬头向上看。他不知道他在找什么。从上次到现在的七年间，这座建筑物似乎毫无变化。他生命中一些最重要的时刻就属于这里，他难以想象它居然能够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拒绝被周围发生的事情留下印记。上次在这里的时候，贝萨妮在卧室等他，等他来破坏她的婚姻。
即便到了现在，回想起这个瞬间，熟悉的苦涩、后悔和愤怒的情绪依然像洪水一般涌来。愤怒是因为自己，因为他做了毕晓普要他做的事情；愤怒是因为毕晓普，因为毕晓普要他这么做。萨缪尔无数次地重温这个瞬间，一再沉溺于幻想：他读完毕晓普的信，把它重重地拍在厨台上。他打开卧室门，看见贝萨妮坐在床沿上等他，床边点着三支蜡烛，只有这些小小的琥珀色火苗照亮了宽敞的房间，她的面容随着火光投下的影子舞动。在他的梦想中，他走向贝萨妮，拥抱她，他们最后在一起了，她离开可恶的彼得·艾奇逊，与萨缪尔坠入爱河，萨缪尔过去七年间的所有事情随之改变。就像时间旅行的电影里，主角回到现在，得到了以前生活中绝对不可能见到的美好结局。
萨缪尔小时候读“选择你自己的冒险”时，碰到非常艰难的选择就会插一个书签，要是故事的结果不够美好，他就回去换一条路尝试。
他非常希望人生也能这样。
见到烛光掩映下美丽的贝萨妮，他会在这个时刻夹上书签。下一次他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决定。他不会像现实中那样说“对不起，我做不到”，因为他当时觉得他有责任遵从毕晓普的意愿，因为毕晓普已经去世，需要得到尊重。直到很久以后，萨缪尔才意识到他尊重的不是毕晓普，而是损毁毕晓普的最严重的伤害。无论毕晓普和校长之间发生了什么，无论是什么情绪苦苦折磨小时候的毕晓普，它们都持续纠缠着他来到海外的战场上，因此催生出了那封信。它不是一份责任，而是赤裸裸的仇恨、自我厌恶和恐惧。遵从这种意愿，萨缪尔再一次辜负了毕晓普。
萨缪尔直到很久以后才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始终有所感觉，感觉到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哪怕在他坐电梯下楼的时候，哪怕在他走出自由街55号的时候，他都在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快回去，快回去。哪怕在他找到他的车，离开纽约驱车穿过中西部的黑夜时，他还在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快回去，快回去。
一个月后，消息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婚礼版上：彼得·艾奇逊与贝萨妮·福尔结婚。金融天才和小提琴演奏家，艺术和金钱的完美结合。《时代》照单全收。两人结识于曼哈顿，新郎为新娘的父亲工作。两人即将在长岛举行婚礼，地点是新娘家一位朋友的私人住所。新郎专精于贵金属市场的风险管理。蜜月计划包括航海和列岛环游。新娘将保留娘家姓。
是的，他想返回那个夜晚，做出不同的选择。他想抹掉过去的这几个年头——如今他看清楚了，这是一段漫长、模糊、单调而愤怒的时间。要是有可能，他想再往回跳几年，再次见到毕晓普，帮助他。或者说服母亲不要出走，但那还不够早，不足以拾回他失去的东西，那是他因母亲的残忍干涉所牺牲的东西，是他开始尝试讨好她时埋葬的那一部分真我。假如他的本能没有不停朝他喊叫，说他母亲随时有可能离他而去，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有可能摆脱那份重负吗？他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吗？
你行将崩溃时就会问自己这些问题。你忽然意识到你不但过着你从来都不想过的生活，而且觉得你过的生活在攻击和惩罚你。你开始搜肠刮肚寻找你一开始究竟在哪儿拐错了弯。是哪个时刻带着你走进迷宫？你不禁怀疑迷宫的入口会不会也是出口，假如你能够找到你搞砸的那个时刻，就可以来一个巨大的路线修正，从而拯救自己。因为这些，所以萨缪尔心想，假如他能再次见到贝萨妮，重新和她建立起某种关系，哪怕只是柏拉图式的友善关系，那么他就有可能修补某些重要的事物，他就有可能让自己走上正轨。这就是他此刻的精神状态，这样的逻辑对他来说合情合理，他认为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头，揿下他人生的复位按钮，关闭整个操作系统——他逐渐明白他迫切需要的就是这种焦土战术，此刻他站在贝萨妮的公寓楼前，手机嗡嗡震动，上司又发来一封邮件，他越读越觉得灵魂从深处开始颤抖：本人在此通知你，你的办公室电脑已被扣留，将作为反方证据提交给针对你的教师事务审查之用——他听见毕晓普的声音在耳畔响起：萨缪尔母亲离开的那天，毕晓普说这是一个好机会，他可以成为一个新人，一个更好的人。此时此刻，萨缪尔无比希望这个梦想能够成真。更好的人。他走进自由街55号。他对门卫说，请给贝萨妮·福尔带个话。他留下姓名和手机号码，说他在纽约，问她愿不愿意见一面？二十分钟后，他沿着百老汇漫无目的地向北走，经过苏豪区的古着店，舞曲和空调冷气从店里漏到了人行道上，这时他收到了贝萨妮的短信：你在纽约。惊喜！
她说她在彩排，很快就会结束，他愿不愿意共进午餐？她建议在摩根图书馆见面。曼哈顿中城，离她很近。图书馆里有一家餐厅。她想给他看一样东西。
就这样，他来到了麦迪逊大道一幢富丽堂皇的石砌大楼前，这里曾经是美国银行业与工业巨子J.P.摩根的住所。室内的感觉像是存心设计得让来访者觉得自己很渺小——无论是身高、智力还是金钱方面。房间的天花板高达九米，精致的壁画深受梵蒂冈的拉斐尔画作影响，但圣徒的位置被世俗英雄取代，比方说，伽利略，还有哥伦布。所有外表面不是大理石就是镀金。三层楼的书架上摆满了几千几万册古书——初版的狄更斯、奥斯汀、布雷克、惠特曼——虽然能看见，但黄铜格架确保参观者无法碰到它们。莎士比亚的初版对开本。古腾堡印刷版《圣经》。梭罗的日记。莫扎特的《哈夫纳》交响曲的手稿。《失乐园》幸存至今的唯一一份原稿。爱因斯坦、济慈、拿破仑、牛顿的信件。壁炉比纽约市绝大多数人家的厨房还要大，上方挂着一面织锦，标题恰如其分：贪婪的胜利。
这里感觉像是萨缪尔的大学办公室，只是更加宏伟，设计用意在于威逼和矮化他人。他不禁觉得在公园的那些人抗议超级富豪的举动迟到了大约一百年。
他望着乔治·华盛顿的面部倒模塑像，这时贝萨妮看见了他。
“萨缪尔？”她说，萨缪尔连忙转身。
一个人在短短几年内的变化能有多大？萨缪尔的第一印象（也是他能想到的最恰当的阐述方式）是，她看上去更真实了。她不再像他幻想里那样闪闪发光。她更像她自己了，换句话说，更像个普通人了。也许改变的不是她，而是环境。她的绿眼睛依然如故，雪白的皮肤依然如故，总是让萨缪尔觉得自己不够精神的挺拔站姿也依然如故。但她有些地方不一样了，她眼睛和嘴巴四周的皱纹，它们代表的不是岁月和年龄，而是情绪、经验、心痛和智慧。这种事情他在片刻之内就能认识到，但无法具体说清究竟是什么。
“贝萨妮。”他说，两人拥抱，动作僵硬，近乎形式，就像你和以前的同事拥抱。
“很高兴见到你。”她说。
“我也是。”
她大概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了，所以扭头环顾四周，说：“很安静，对吧？”
“好地方。好收藏。”
“非常漂亮。”
“美丽。”
两人毫无意义地四处张望，打量除彼此之外的每一样东西。萨缪尔开始觉得惊恐——难道我们已经找不到其他话题了吗？这次见面恐怕是个大错误。“我一直在想，”贝萨妮终于开口，“这些东西到底给了他多少乐趣。”
“什么意思？”
“他的藏品来自很多了不起的人物——莫扎特、弥尔顿还有济慈。但找不到他真实生活的证据。这些东西总让我觉得是投资者的藏品。他建立了一套多样化的投资组合。里面似乎没什么感情。”
“也许有几件他喜爱的作品。他藏起来不给别人看。只属于他一个人。”
“也许。也许那样也就更可悲了，他甚至无法和别人分享。”
“你想给我看什么？”
“跟我走。”
她领着萨缪尔来到一个角落，玻璃罩底下展示的是几份手写乐谱。贝萨妮指给他看其中之一：马克斯·布鲁赫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作于1866年。
“你听我演奏的第一场音乐会，我演奏的就是这个，”贝萨妮说，“还记得吗？”
“当然。”
泛黄的手稿在萨缪尔眼中犹如天书，他看不懂乐谱不是唯一的原因。写下来的文字被划掉，音符被擦掉或画上黑叉，墨水底下似乎还有一层铅笔草稿，纸页上印着咖啡或油漆的污渍。作曲家在最顶上先写下甚快板，然后划掉甚，换成中。第一乐章的标题“前奏曲”底下有一段极长的副标题，占据了大半张纸，完全被潦草的字迹、线条和涂鸦盖住了。
“这是我演奏的部分。”贝萨妮指着乱糟糟的一团音符说，它们似乎只是勉强被底下的五条线留在纸上的。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能够变成萨缪尔那晚听见的音乐可真是奇迹。
“知道这部作品他没有拿到酬劳吗？”萨缪尔说，“他卖给了两个美国人，但他们始终没有付钱。我记得他去世的时候很穷。”
“你怎么知道的？”
“我母亲告诉我的，其实就是在你的音乐会上。”
“你居然还记得？”
“记得很清楚。”
贝萨妮点点头，没有问下去。
“所以，”她说，“你最近怎么样？”
“快被开除了，”他说，“你最近怎么样？”
“离婚了。”她答道。两人露出微笑。微笑逐渐变成大笑。笑声似乎融化了两人之间的某种东西：拘谨，防备。两人各有各的灾难，他们在博物馆的餐厅吃饭，她讲述她和彼得的四年婚姻生活。到了第二年，但凡有国外音乐会的邀约她就会抢着答应，因为她无法容忍和彼得待在同一个国家，也就不需要面对她从一开始就心知肚明的事实了：她很喜欢彼得，但并不爱他，或者就算曾经爱过，那种爱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他们相处得挺好，但没有激情。婚姻的最后一年，她结束了长达一个月的中国巡演，想到回家就满心恐惧。
“这时我终于不得不结束婚姻了，”她说，“应该早些分手才对。”
她用叉子指着萨缪尔说。“都怪你那天晚上跑掉。”她说。
“对不起，”萨缪尔说，“我应该留下的。”
“不，你离开是正确的。那天晚上我只是在寻求一条简单的出路。但我觉得艰难的那条路对我来说好处更多。”
他讲述他最近跌宕起伏的人生，从他母亲离奇的再次出现开始——“派克袭击者是你老妈？”贝萨妮说，引得其他桌的客人望向他们——警察和法官，一直说到今天他和佩里温克尔的会面，还有代笔出书的两难处境。
“听我说，”他说，“我觉得我想从头开始了。”
“开始什么？”
“我的人生。我的职业。我觉得我想一把火全都烧干净。彻底重启。返回芝加哥我连想都不敢想。过去这几年就像一段漫长的车轨，我必须摆脱它。”
“好，”贝萨妮说，“我觉得很好。”
“我知道我这个请求非常冒失、放肆、突然，但我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希望你能卖我一个人情。”
“没问题，你需要什么？”
“一个住处。”
她露出微笑。
“就住一小段时间，”他补充道，“等我厘清几件事情。”
“说来也巧，”她说，“我的公寓好像有八间卧室。”
“我保证不打扰你。你甚至不会注意到我。我保证。”
“彼得和我住在那儿的时候几乎从来不见面。所以肯定能做到。”
“你确定？”
“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
“谢谢。”
午餐结束，贝萨妮必须回去参加第二场彩排。两人再次拥抱，这次抱得很紧，很亲昵，像两个朋友。萨缪尔在布鲁赫手稿前逗留了一会儿，打量纸上乱糟糟的字迹。大师刚开始也会失误，杰作有时候也需要返工，他不禁觉得很欣慰。他想象作曲家将手稿寄往海外之后，想象他不再拥有这部音乐作品，只剩下有关它的记忆。写作的记忆，演奏起来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他的钱迟早会花光，战争即将爆发，到最后他拥有的仅仅是他的想象，或许还有幻梦：假如事情的结果稍微有那么一点不同，他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他的音乐将如何在更明朗的日子里充满庄严肃穆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