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此人,自恃卑弱,不欲逞强;斗智不斗力,尚谋不尚勇;“忍为上”、“曲则全”、“柔弱胜刚强”。当刘邦在阵前对项羽说出那番千古难得一见的奇论时,他显然是把儒家的那套迂阔无用的孝悌、仁义之说抛到九霄云外的。刘邦向来蔑视儒生,动不动就骂“竖儒”、“鲰生”,“坏我大事”,还扬言要把他们的帽子拿来当夜壶用;最讨厌儒家的那一套虚情假意、繁文缛节的礼制,即使当了皇帝,所定朝仪也要越简易越好。刘邦和张良一道,多次对敌人不仁不义,不忠不信。宋儒杨龟山评论道:“老子之学最忍,他闲时似个虚无单弱底人,到紧要处发出来令人支吾不住,如张子房是也。子房如峣关之战,与秦将连和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解了,忽回军杀之,这便是柔弱之发出,可畏!可畏!”峣关之战,张良劝刘邦出尔反尔,使刘邦抢先进居咸阳,竖子成名;鸿沟之约,项羽退兵,张良鼓动刘邦背信弃义,突施暗算,回军杀之,然后调兵遣将,陷项羽于四面楚歌,穷途末路。所有这些,都是《太公兵法》之“绝去礼学,兼弃仁义”原理的活生生的演示。

  总之,张良和刘邦乃是一对天生的搭档,势必一见如故,一拍即合。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一对开国君臣如刘邦和张良这般君臣相得,这般行动默契,这般合作愉快。

  人说张良和陈平乃是刘邦的“智囊”,这自然是不错的,只是张良并不是刘邦随身携带的口袋,简直就是直接长在刘邦身上的脑袋。刘邦自己也有头脑,有思想,有智慧,而且刘邦的智慧可能还在张良之上,只是他长年忙于征战和管理,没时间仔细思考问题,于是由张良代他去想——这就是“良多病,未尝特将兵,常为画策臣,时时从”的奥秘所在。在刘邦的所有开国功臣之中,以张良的性格、天资、经历与刘邦最为接近,张良总是能够洞悉刘邦的心思,因而他所思考出来的结果,与刘邦自己去想的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刘邦对张良言听计从的根本原因。刘邦自成为“沛公”以来,突破秦关,进居咸阳,返军巴蜀,占据关中,还定三秦,联合三杰(韩信、英布、彭越),孤立项羽,击杀项羽,夺取天下,整个过程的每一个重要步骤、每一个辉煌战果,几乎都是张良和他共同完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张良和萧何一般的“未尝有战斗功”,可是“宜列第一”的萧何仅封赏食邑八千户后加封二千户,而张良的待遇是刘邦一开始就让他“自择齐三万户”的道理所在。要知道,齐在诸侯国中可是一块肥肉,其重要性仅次于关中,后来刘邦是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刘肥封到那里的。

  老子云:“功遂,身退,天之道。”熟读道家经典的张良岂有不知?于是张良十分谦虚,自称他的功劳都是侥幸而致,然后张良回忆起当年他和刘邦在留县的那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初次相会,正是在离开下邳前往留县投奔景驹的路上,张良遇到了刘邦,并且归附了刘邦。“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于是封留侯,食万户,与萧何、曹参相当。晚年的张良益发谨守功成身退之道,与朝廷保持距离,对外称病,闭门不出。在家里练气功,学导引,据说能够辟谷不食。虽非山中宰相,却是朝中隐士。

  刘邦是好色之徒,晚年又有新宠,这新宠就是著名的戚夫人。戚夫人能歌善舞,是少数载入史册的汉代舞蹈家之一。其实刘邦本人也能歌善舞,也是载入史册的舞蹈家。汉十二年,刘邦平定黥布叛乱,回师经过故乡沛,在沛宫设宴,召集父老乡亲子弟饮酒,还教当地的一百二十个少年唱歌。刘邦酒酣,击筑而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拔剑起舞,泣下数行。那一百二十个少年齐声应和,拔剑伴舞。当时场面慷慨悲凉,极为感人。刘邦死后,惠帝以沛宫为高祖庙,刘邦的《大风歌》便成了沛宫的祭祀乐。当年随刘邦载歌载舞的那一百二十个少年,也令他们专门从事乐舞工作,有了缺额,立即补上。汉代祭祀刘邦,此后便一直采用《大风歌》,并保持“皇家舞蹈团”的人员为一百二十人。

  刘邦既然迷恋戚夫人,接下来自然便是打算废掉太子刘盈(吕雉的儿子),改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大臣们劝阻无效。吕后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想起那个已经年余不见踪影的张良,这人的面子大得很,当年刘邦不是最相信张良、最愿意采纳张良的建议么!吕后便派自己的哥哥建成侯吕释之去请张良出面。

  吕释之对张良说:“您是皇上的亲信谋臣,现在皇上想要更换太子,您岂能高枕而卧?”张良推辞道:“当初皇上是由于数次处于危急之中,才有幸采用了我的计策。如今天下安定,情形自然大不相同。更何况现在是皇上出于偏爱想要更换太子,这是人家骨肉之间的事情。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种事情,就是有一百个张良出面,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吕释之恳求张良务必出个主意。张良不得已,只好说:“这种事情,光靠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恐怕难以奏效。我看不如这样吧!我知道有四个人,是皇上一直想要罗致而又未能如愿的。这四个高人年事已高,因为听说皇上一向蔑视士人,因此逃匿山中,不作汉臣。然而皇上非常敬重他们。如果请太子写一封言辞谦恭的书信,多带珠宝玉帛,配备舒适的车辆,派上能言善辩之人去诚恳聘请他们,他们应该会来。然后以贵宾之礼相待,让他们经常随太子上朝,使皇上看到他们,这对太子是很有帮助的。”于是吕氏兄妹和太子当真把这四个后人称之为“商山四皓”的老人请来了,把他们安顿在建成侯的府邸里。

  “商山四皓”又是神秘人物。这四人看来属于隐逸之流,不比作为精灵怪物的“黄石”那般怪诞神奇,然而“四皓”的神秘性一点也不比“黄石”逊色。正如黄石公根本无从考证,甚至乃是子虚乌有,历史学家对于所谓“商山四皓”的存在也多取怀疑态度。如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曾有专论批驳。关于这“商山四皓”,大概有三种可能:一、这四个人物确有其人,而吕后和太子也确实将他们请来了;二、这四个人物乃是一种江湖传说中的著名人物,而刘邦是知道这种传说的,因此张良献策,让吕氏兄妹随便找来四个老头冒名顶替;三、这四个人物根本就不存在,只是当年张良向刘邦谈论“沧海君”、“黄石公”之类人物时曾经提起过,而刘邦对这种人物记忆深刻,心向往之,因此张良让吕氏兄妹随便找来四个老头冒名顶替。

  假如是第一种情况,则不免令人起疑:就连当今皇上刘邦都延请不至的世外高人,岂能以太子的名义一请便到?退一步说,就算真的被太子请来了吧,何以却不直接追随太子身边,而是“客建成侯所”?“客建成侯所”容易让人推想,所谓“商山四皓”其实只是张良的障眼法和吕氏兄妹的花招。第二、三种情况其实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张良利用刘邦迷信鬼神、敬畏奇异的心理,从中大做文章,今日以“商山四皓”的名义打消刘邦更换太子的念头,一如当初初见刘邦时用“黄石”和“太公兵法”的名义劝以“君人南面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