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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太明白了!就是那样的心情。我当初是千叶县一户农民家的老三,中学毕业后,因为工作关系,头一次来东京,害怕得连饭馆都不敢进。”
“大场先生也会这样吗?”宇野兴奋地问。在今天的审讯中,他打从一开始就说个没完。昌夫坐在另一张桌子旁,用圆珠笔记录着他所有的供述。
“我最开始是在木场那边的一家木材批发店上班,二十多岁时才参加警察考试。”
“你为什么想当警察?”
“我年轻时脾气不大好,常跟小混混打架,被警察教训过几次。后来有个刑警对我说,如果当了警察,就算揍那些小混混也没事。所以我想试试看。那会儿是战前,到处都是蛮横无理的家伙。”
“哈哈哈!”宇野放声大笑,这是审讯中他头一次笑。
“刚到东京的那天,你住在哪里?”
“就睡在上野公园的长凳上,反正那会儿是夏天。”
“第二天呢?”
“去偷东西了呗!”
“马上就开始干活了?”
“反正没事可做,不管多少,总要弄点儿钱嘛!”
“唔。那你去哪儿偷了?”
“上野车站附近好像没什么住家,所以我在站前坐上东京电车,一边眺望着车窗外的风景一边朝北走。在车站买了张东京地图,就按地图……”
“后来在哪儿下车?”
“不知道那一站叫什么,是在一座很大的桥附近,河岸上系着很多船,当作住处挺不赖。”
“那就是千住新桥吧!”
“应该是。”
“之后呢?在千住新桥下车后就去别人家里偷东西了?”
“嗯。”
“根据我们的记录,八月八日,在荒川区北侧有三户人家遭遇入室盗窃,都是你干的?”
“具体记不清了,都是两个多月前的事情了呗。”
“我再问一件事,你小子曾经在荒川排洪道河边停泊的货船里住过吧?”
“嗯,是啊。”
“你在那种地方也睡得着?”
“睡得着,也不知为什么。”
“拉屎怎么办?”
“那有什么难的?脸朝里,蹲在船头拉就行了,就这样。”
“说得还挺轻松嘛!”
“我以前是打鱼的,虽然干的时间并不长……”
“不过,你小子说话倒是不怎么带口音了,像个彻头彻尾的东京人了。”
“还到不了那个程度,不过我来东京眼看有三个月了,耳边每天听到的都是东京话,自然习惯了呗!”
“是这样呗?哈哈!”
“大场先生是在逗我开心吗?”
“没有,我可不是在逗你呗。”
两个人四目相对,随即哈哈大笑。昌夫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俩,默然地奋笔疾书。
“你就在货船里住下了?每天都做什么?该不会是天天出去偷东西吧?”
“就是闲逛呗,反正有的是时间。”
“河岸的空地是小孩的游乐场,不嫌吵?”
“啊,我无所谓。”
“老城区的小鬼调皮得很,你不是被他们耍了一顿吗?”
“嗯,他们常常来船上偷看我。”
“然后就跟他们一起玩儿?”
“嗯,是啊。”宇野的声音忽然低下去。
“都玩儿些什么?”
“不……不记得了……”宇野把胳膊肘撑在桌子上垂下头。
“怎么了,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你喜欢小孩吗?”
“谈不上,一般般。”
“怎么了?心情不好?”
“不是。”
“那就来说说小孩的事。你如果在防波堤附近闲逛,旁边就是东京体育场吧?就是那座立着几根照明灯柱的棒球场。”
“嗯,我知道那儿。”
“去过吗?”宇野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一动不动。
“喂,宇野,说话呀!”
还是没有回答。昌夫探头看去,只见他虽然仍微微睁着眼,眼中却毫无生气,整个人像一具被吸走了灵魂的空壳。
大场和昌夫接手审讯以来,四天里,这是宇野第二次显露出类似离人症的症状。
“宇野,听得见我说话吗?你在十月九日晚去过东京体育场,从轻型摩托车的车座下面拿走了一个纸包,对吗?你小子还真是胆大啊。那个地方的人那么多,一般的家伙可不敢在那种地方拿走赎金哪。”大场出其不意地转入绑架案的话题。看来,他像是完全掌握了宇野的毛病。
“还是说,越是在人多的地方越容易混进人群?如果是那样,你小子真够聪明的。不过,还是被流浪汉看见了,你离开的时候给了他一百日元,记得吗?”
面对大场的提问,宇野不时地回答“嗯”或“不是”,但那显然是心不在焉的反应,很难判断是不是他的真实回应。
“你小子不是有摩托车驾照吗?为什么没把轻型摩托车骑走?骑摩托可比步行舒服多了……”
宇野没有回答,大场的提问持续到中午。
中午,宇野被送回拘留所。为了整理上午的审讯记录,昌夫独自返回了侦查总部,见玉利等几位高官正围着指挥台商议。他一眼瞥见人群中居然还有饭岛部长的身影,不由得挺直了腰杆。
“哦,阿落来了,情况怎么样?”田中问他。
“还是老样子,一说到孩子的话题,他就意识模糊。”
“是嘛。不过更麻烦的是,宇野居然请了律师,就是那位近田,说是今天下午就要来会面。”
“近田?联合会的顾问律师近田?”
“就是他。不知他使了什么手段,居然从宇野的母亲那儿搞到了委托函。”
“他去过礼文岛?”
“怎么可能?估计是通过打电话或写信的方式,好像《中央新闻》的记者松井也帮了些忙。《中央新闻》是全国性的报纸,在各地都有分社,想在当地找个人简直易如反掌。”
昌夫想到松井得意扬扬的模样,心中不禁一阵厌恶。近田也好,松井也好,他们的目的都不是为了追求真相,而是以反抗权力者自我标榜。
“‘拘禁精神不稳定的年轻人,强迫其招供……’《中央新闻》大概是沿着这种思路去报道的。”玉利不无忧虑地说。
“他们似乎掌握了什么线索,否则不会如此咄咄逼人。有没有这种可能:他们从被释放的联合会成员那里得知了有关宇野宽治的某种消息,从而相信他是清白的?”饭岛忧心忡忡地说。
除了宇野藏身的那个秘密据点的指纹,警方目前拿不出任何有力的物证,这不免让负责侦办案件的高官们有些将信将疑。
“不会,宇野肯定有问题,绑匪绝不可能另有其人!”
“那只是基于排除法而作出的推断,在如此重大的案件里使用排除法合适吗?”
“所以我们正在加紧巩固证据。”
“证据不是迟迟搞不出来吗?”
“不管怎么说,只要宇野坦白,找到孩子,就算有什么秘密爆料,我们也能百分百给宇野定罪。眼下的情形是,我们只能想办法让宇野招供。”田中和玉利异口同声。
传闻饭岛不放心侦查进度,所以亲自莅临侦查总部督导工作。看来这消息果然不假。
“对了,大场主任去哪儿了?”田中问。
“他去外面吃午饭了。”昌夫回答。
“他是故意显示从容不迫?”玉利又问。
“说不好……”
“算了,大场是身经百战的老刑警,也是侦查组里最有经验的。既然把案子交给他,我就得确保他不受干扰。”玉利摸着下巴上很久没剃的胡子说,但高官们的脸上都明显地流露出焦虑的神情。
昨天下午,歌舞伎町情人旅馆的鉴证结果出来了,现场没有发现宇野宽治的指纹。房间里的开关、玻璃窗等处有明显擦拭过的痕迹,可以推测,凶手十分小心,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痕迹。如此一来,有人开始怀疑宇野是否真是凶手,侦查工作被迫暂停。
“与律师的会面要控制在二十分钟之内,不得延长,近田律师肯定会有不少点子。趁这个机会好好研究怎么让宇野开口。我马上要去见地方检察院的部长,作为警方代表,我准备明确地告诉对方,我们一定会拿下宇野。玉利科长,我这么表态没问题吧?”饭岛部长站起身来说道。
“当然没问题!”玉利立刻回答。
目送饭岛离去后,田中开口道:“我说,阿落,你给句实话,真能把宇野拿下?”
“拿不准。论经验,还轮不到我回答。”昌夫老老实实地说。
的确,大场在审讯中和宇野谈的全是有关个人经历的话题,至今仍未触及案件的核心,比如宇野在绑架案中有没有不在场证明以及他身上大笔现金的来源等。
“警视总监建议把他的母亲从北海道找来,让她帮忙说服宇野宽治。阿落,你觉得怎么样?”
“我反对。宇野良子和宽治之间根本没有母子之情,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不说别的,宇野良子在酒馆的客人面前甚至否认宽治是自己的儿子,和他假装成姐弟。”
“那么,让从小带大他的祖母来劝劝,怎么样?”
“他祖母比母亲好不了多少。宇野中学一毕业,她就离开了礼文岛,在旭川一带从事风俗业。现在,宇野可以说是举目无亲。”
“科长,既然如此……”田中沉吟道。
“明白了。那就暂时不安排与家人会面,我去跟总监解释。”玉利无可奈何地点点头。作为侦查工作的总指挥,他似乎在为如何向警视总监开口而大伤脑筋。
警视总监对小吉夫绑架案的侦查工作一直放心不下,这件事大家都知道。总监亲自在电视上对绑匪讲话,造成了很大影响,侦查总部至今仍能接到不少自称要提供线索的电话,也因此占用了不少人手。作为这种情况的始作俑者,总监当然会顾及自己的面子。
“如果找不到孩子,地检方面大概不会提起公诉啊!”田中自言自语。
“那是当然。我如果是检察官也不会起诉。”玉利肯定地说。
自从在旧水井中发现喜纳里子的尸体,为防万一,侦查总部对以浅草为中心、半径一公里内的所有旧水井、防空洞遗迹等进行了搜查,但只发现了一些小动物的尸体和大件垃圾。为此,东京市的清洁局不得不跟进处理,以致对警方颇有怨言。
“阿落,大场警官是那种不太愿意汇报中间过程的人,所以你要及时向我们通报审讯进展。”田中说。
“是,我明白。”昌夫看了一眼日历。今天是十月二十五日,十天的拘留期限已经过去了四天。时间流逝得真快!
下午的审讯话题仍以宇野来东京后的日常活动为主。因为宇野宽治刚刚与近田律师会过面,昌夫一度担心他会不会再次陷入沉默,结果却并非如此,宇野的态度与以往并无不同。只要是涉及入室盗窃的,他都会老实承认,但一触及绑架案便缄默不语。看来律师给了他提示,让他老老实实承认入室盗窃罪,以便尽快被起诉,免得再给警方和检方延长拘留的借口。
“跟律师都说了什么?”
“不能说,保密!”
“别这么小气嘛,说给我听听。”
“哎,近田先生真是好人,他跟我说:‘我是来帮助你的。’在北海道被捕的时候,那个公家派来的律师一点儿都不热情,叫人讨厌。果然还是东京好,连律师都这么优秀。他说要帮助我——这还是头一次有人对我这么说呢。”宇野似乎很开心地念叨着。
大场仍语气平和地附和着,昌夫则默默地作记录。
晚上十点过后,昌夫回到家中。自从担任审讯宇野的助手,他就不用在单位过夜了。虽然每天仍旧很忙,回家似乎也只是为了睡觉,但只要看看一岁儿子的小脸,就让他的心情大为放松,第二天又能充满活力了。
“天气预报说明天降温,我给你把羊毛上衣拿出来了。”妻子晴美边说边把茶泡饭和腌萝卜干放在茶几上。
“穿那个还有点儿早,再说一整天都在审讯室里不出门。”
“是嘛。”
“就是报纸、电视上一天到晚在谈论的那个案子。”
“哦。”
“头一次负责重大案件的审讯,其实紧张得很。”昌夫平时几乎不在家里谈工作,但这次忽然想对妻子吐露。
“其实搜查一科里也有人反对,说:‘让一个小青年负责这么大的案子,能行吗?’所以我绝不能失败!”出于小小的虚荣心,他并没有告诉妻子,自己只是审讯助手。
“那可真够受的,你竟然负责全日本都在关注的大案啊!今天还有宗教团体在数寄屋桥[83]的十字路口跳舞为小吉夫祈福呢!”
“那是哪门子宗教仪式?”
“反正就是有那种宗教呗。不过我看他们只是想吸引眼球,还特地找离报社近的地方跳舞。”
“是新兴宗教吗?”昌夫想象着所谓祈福的情形。
战后的十余年间,各种新兴宗教在日本遍地开花,车站前、街道上,时常能看到身着奇装异服的僧侣在吟诵经文。战争导致三百多万日本人丧生,人们希望借助神明的力量获得抚慰。
“社会党的议员们最可恶,天天在电视新闻和节目里对警察大肆批判,说什么警视总监应该立即辞职、换掉所有破案人员。他们又懂什么啊!”
“没办法,现在的世道就是这样。”昌夫叹了口气。
前几天,连日本教职员工会的人也跑到浅草警署门口喊口号,要求“署长辞职”。学校里的教师也有样学样。说起来,日本从战前的极权主义走向了反方向的极端。
昌夫吃完茶泡饭,朝隔壁房间里已经熟睡的儿子走去。
“你可别把他弄醒了。”
“知道。”
他用手指轻轻戳了戳儿子的小脸蛋,短暂地沉浸在幸福之中。但随即他又想到了小吉夫,心情不由得灰暗起来。最近这些日子,他总是在这两种情绪之间辗转反复。
第41章
警方决定不予起诉,明男终于回到家中。只被拘留了短短一周就被释放,律师果然帮了大忙。不过,明男所在的东山会反倒给了他禁足处分,因为招惹警察的家伙会给社团带来麻烦。
平时口齿伶俐、爱逞强的明男这次变得消沉了。听警察说找到了喜纳里子的尸体、宇野宽治与案子有关的时候,明男大受打击。
姐姐美纪子更关心小吉夫的安危。明男一回到家,她便追问:“你还不赶紧说实话!”
“我不知道,真的,不骗你,我不知道绑架案到底是不是宽治干的。”明男一脸认真地回答姐姐,“当初他在新宿的弹珠房被警察逮捕时,我正在追问他呢。我说,绑匪的声音和你小子这么像,警察又在到处找你,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他怎么回答?”
“他说不是。”
“你相信了?”
“也不是,我也弄不清到底是真是假了。不过,我确实是有点儿怀疑……”
“怀疑什么?赶紧说!”
“他们藏在吉原的老印刷厂的时候,宽治那小子曾经问我,是不是把对方的电话号码告诉接线员,接线员就能帮着接通电话?我告诉他,接线员都是什么时候的老黄历了?难不成在礼文岛上打电话还需要接线员?然后他说,自己没怎么打过电话,一直搞不明白,所以想问问。”
“哦?”
“还有那笔钱的来历,之前我的确瞒着你。当时,我受了信和会立木的威胁,不得不去把那枚金币赎回来。赎金币的那二十几万也是宽治给的,他说他偷了一家放高利贷的公司,撬开了人家的保险柜,弄到一大笔钱。他说那家公司实际上是黑道开的,被偷了也不敢报案。我当时真的相信他了,不过事后一想,他所说的搞到钱的时间正好是绑匪把赎金拿走的第二天……”
“这些话,你都跟警察说了?”
“嗯,全说了。审讯我的那个警察说,他们已经警告信和会的立木,不准他再追究金币的事。还说,就算我都招了,立木也不敢怎么样,叫我放心。所以我……”
“那么有关绑架案,警察都说了些什么?”
“他们好像越来越认定宽治就是绑匪了,反正在拼命地寻找证据,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还会来找我。近田先生说,如果警察再要求‘协助调查’,叫我不用理他们……”
“是嘛,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可是……假如绑架案真是宽治那小子干的,我怎么也无法心安理得呀……”明男叹了口气,“说起来,当初被立木逼急了的人是我,因为急着凑钱而和社团里的兄弟闹起来的也是我,要不是我跟宽治说了这些事,他也不至于到处弄钱……”
“这根本就不是你的错吧!”
“是吗?”
“当然了!事情变成这样,不是因为你。”虽然嘴上这么说,但美纪子心里明白,哪怕弟弟和绑架案有一丝丝牵连,她也会痛苦不堪。
“明男,既然你在家,就帮着分担些旅馆里的工作吧!”
“嗯,知道了。”明男乖乖地答应。离东京奥运会开幕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山谷的工人越来越多。在这种忙碌的旺季,只有福子发自内心地为儿子的归来而兴高采烈。
第42章
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一,早上九点,宇野宽治又被带出拘留所,押往东京地方检察院。这是他被捕以来第二次接受检方的审讯,那位成本检察官让他很头痛,此人总是面无表情,喜怒不形于色,那副厚厚的眼镜也令人厌恶。宽治觉得成本检察官和大场警官不一样,好像是两个世界里的人。
头一个小时,检察官给他念了警方关于南千住町前钟表商被盗案的侦查记录,又让他回答了几个问题。处理完这些,检察官立即放下笔,问道:“对了,听说你患有记忆障碍,去医院看过吗?”
“没去过。”
“那你是怎么知道自己有这个病的?”
“在北海道少管所的时候,有个职员让我做了个问答测试,还让我回答了好些问题,然后他说:‘你小时候的很多记忆好像丢失了,大概是得了记忆障碍症’。”
“那么,跟监狱里的法务官谈过吗?”
“详细的情况,我也不太懂。”
“小时候的事还记得吗?”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有时候脑袋里像是有一团雾,分不清是在做梦还是真实的。”
“像在做梦的时候,都是些什么事?”
“讨厌的事。”
“看来这团雾还不错嘛,挡住的都是坏事。”
“虽然是这样,可这由不得我……”
“宇野,虽然你被逮捕的罪名是入室盗窃,但是在小吉夫绑架案和新宿舞娘被杀案中,你都是嫌疑人,知道吗?”
“嗯,知道。”
“不打算交代吗?”
“不是不打算交代,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律师教你的?只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就能蒙混过关?”
“嗯,是的。他跟我说:‘你是因为别的案子被逮捕的,所以除了入室盗窃的事,其他什么也别说。’”
“一直不说对你自己不利呀,我们有的是证据!”
“嗯,我跟律师先生也说过,一直闷着不说话,我可受不了。五分钟、十分钟还好,要是一两个小时都不说话,根本办不到。近田先生显得很为难,说:‘那你就直接告诉他们,你是傻子。’”
“这对你太失礼了吧?”成本检察官皱了皱眉头。
“可我就是傻子啊,没办法。”
“别贬低自己,其实你很聪明,每次作案都知道擦掉指纹。”检察官一边说一边直盯着宽治。
宽治默默地低下了头。
“宇野,听说警察待你还不错,可惜我们检察官不是这样的。我们每天要审讯很多嫌疑人,然后决定要不要起诉他们。我不是你一个人的专属审讯官,明白吗?”
“嗯,明白。”
地检的等候室里时常挤满了戴手铐的嫌疑人。不难想象,检察官不可能把时间都耗费在一个人身上。
“那我就开门见山地问了。宇野,是你绑架了小吉夫吗?”
“不是。”
“是你杀了喜纳里子吗?”
“不是。”
“好,现在总算摸清你的心思了,看来我们打交道的时间还长着呢。再延长十天的拘留期是肯定的,而且以后说不定会更长。”成本检察官在纸上写明再次逮捕和延长拘留期的流程。
宽治默默地点点头,但其实什么都不明白。
成本检察官的审讯一直持续到午后,其中大部分时间花在喜纳里子被杀一案上。宽治交代了他们离开向岛公寓后的行动轨迹,成本只是静静地听着,他还问宽治,逃亡途中是否去过热海?宽治立即否认,说自己没有去过。成本听了,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是抬眼瞥了宽治一眼。
宽治完全习惯了审讯,心里充满了对自己“每天都有进步”的满足感,丝毫不觉得恐惧。
下午,他又被带回浅草警署,接受大场的审讯。大场担任他的审讯官已经有一个星期,完全消除了他的紧张感。作为审讯助手的落合警官对他也很友善。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天都能和人聊天了呢?当渔夫的时候,宽治常常独自一人待在番屋里;在札幌的工厂上班时,无论是在车间还是宿舍,人人都把他当傻子,所以他总是一个人待着。原来,与人闲谈竟是如此愉快。自从来到东京,宽治明显话多起来。
“宇野,今天上头有命令,要问问和案子有关的事。所以,我们先不聊偷东西的事。你也配合一下。”大场抽着烟对他说。宽治照例伸手从落合手中接过一支喜力,自己点上抽了起来。
“你在十月上旬就离开喜纳里子在向岛的那间公寓了吧?之后去了哪里?”
“在浅草和上野一带找地方住,到处闲逛呗。”
“不对啊,那阵子,警察把台东区和荒川区的旅馆搜查了个底朝天,怎么没发现你?”
“是吗?不过我确实住在那边。”
“就算只记得名字也行,能不能告诉我是哪家旅馆?”
“我忘了,那些旅馆的名字都差不多。”
“大概的位置总记得吧?这是地图,你在上面画个圈就行。”说着,大场把一张地图摊在桌子上。
“我不是东京人,看地图也看不明白。”宽治找借口拒绝。
“别这么说嘛!你如果是清白的,提供不在场证明很重要。”
“可是我记不得了呀!”
“喜纳里子去了哪里?你不是说离开公寓后你俩就分开了吗?”
“嗯,分开了。”
“我告诉你,喜纳里子藏在吉原一家老印刷厂里,你不知道?”
“不知道。”宽治摇了摇头。
“后来她去了热海,从十月十一日星期五待到十四日星期一。这段日子你在哪里?”
“不记得了。”
“你小子说的都是实话?”
“嗯,是实话。”
“骗人!为什么要跟我说瞎话?!”大场忽然提高了嗓门,“砰”的一声拍在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