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里木是一个头脑清醒、办事稳重、朴质无华的人。他今年三十五岁，看样子要大一些。头发是黑的，胡须却已经花白。那一双大手和要穿特制的大号皮靴的更大的一双脚，显示出一种劳动者的特色。他长着一个很一般的国字脸，貌不惊人，除却他的两只不大的眼睛的逼视，给人以有点凛然的穿透力之感外，脸上的表情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他穿一身蓝布制服，腰上常系着一根腰带或者干脆只有一根绳子，他最怕衣服的下摆一张一扬地碍事。生活在一个只穿蓝与灰两种颜色、平纹、斜纹、卡叽、华达呢，在新疆则加上条绒五种布料服装的时代，增加了人们的质朴与平等感。难怪食品公司的采购员、黑胡子阿哥米吉提一眼断定他也是个总务、行政干部。只有从侧面或者背面细看，人们才会注意到他有一个特别大的后脑勺，在他沉思的时候，这个似乎略略向下坠着的脑勺，显得很有些个分量。
赛里木出生在南疆阿克苏专区库车县，那里以出产巴旦木大杏核和普遍种植、佩戴玫瑰花而著名。质朴的民风，使阿克苏人民获得了“南瓜”的诨号——说他们的头脑像南瓜一样单纯。而这里的妇女，由于基因好而又爱打扮，便获得了“一朵花”的美名，与一过中年就要“学坏”的流言。
小时候，赛里木给地主扛活，干一些劈柴、烧水、扫院子、铡草之类的杂事。地主有一个娇生惯养的独子，长到十岁以后开始到县城的一所学校就学，让赛里木伴读侍候。遇到水渠、泥泞或者走累了，由赛里木背上行路。干粮、零食口袋、隔三差五带给老师的礼物以及防备变天而多带的衣服，由赛里木扛着。上课的时候，赛里木陪着听讲。下课的时候，赛里木陪着玩耍和保护“少爷”不受城里商人、官吏子弟的欺侮。“少爷”对功课毫无兴趣，于是，赛里木的任务又增加了一项：替地主少爷誊写笔记和完成家庭作业。结果，上了四年学，地主少爷甚至还不会缀写自己的名字，而赛里木倒学会了读书和写字。
三十年代末期，新疆的土皇帝、“督办”盛世才伪装进步，请了一些共产党员来帮助他执行“六大政策”，装饰门面。中国共产党为了在新疆撒下革命火种和利用新疆的特殊地理位置来开通党的国际交通线路，派遣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士到新疆来。著名的共产党员，年轻而又才华过人的林基路来新疆后先任新疆学院教务长，由于他的革命活动，迅速在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当中出现了抗日救亡、民主进步的新局面，盛世才颇觉忐忑，乃把林基路远遣库车担任县长。这段期间，认真地代替地主少爷学习成绩优秀的赛里木担任了库车的小学教员，并且亲耳听过林县长的演讲，知道了毛主席，知道了党，知道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开始听到了“革命”、“社会主义”、“翻身”、“光明”这样一些非常富有吸引力的新名词，仿佛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
到四十年代初，盛世才去了一趟苏联，对于苏联完全失望，他乃撕下假面，把林基路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起投入监狱，接着，残暴地杀害了他们。一大批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的青年也成了盛世才的特务机构的捕杀对象。搜捕名单上本来有赛里木的名字，由于友人报信，赛里木星夜出走，逃到拜城县的农村靠打短工为生。在这个号称“富裕“拜”即“巴依”的另一种译法，富裕、财富、富人之意。”的地方受尽了贫穷和饥寒的折磨。
一九四四年，在全国人民革命斗争形势的影响下，又受到了苏联方面的鼓动与策应，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的人民举行了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武装起义，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全疆。赛里木决计翻天山、越达坂即山隘。、经新源、走伊犁，投奔三区革命政府。对于“三区革命”，毛主席早有明确结论：“三区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但是，在联结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穆扎尔山口，他被国民党兵扣留，从他身上搜出了来自三区的报纸和小册子，他被毒打了一顿，几乎当场被打死。后来，又在刺刀的胁迫下，被迫给国民党的一个运输队拉骆驼，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捱饥忍渴，走了三个多月，走得两脚鲜血淋漓，到了边远地方的最边远的地区和田。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和赛里木缠腰的褡包里分文莫名的情况，伊犁的革命运动已成了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国民党兵也不再担心他会跑向三区。由于赛里木有文化，被和田的大教长、维语称作谢赫斯拉木的一个头面人物所看中，收下他当了教长的仆役，农忙时在教长的田产中务农，冬季则帮助教穆斯林抄写经文。就这样，一晃就是五年。
和田是个更加荒僻和滞后的地方，尽管有钱人得以享用举国闻名的和田地毯、和田美玉、艾得莱斯丝绸一种土法手工织成的丝绸，具有自然而然地随机变易的独特色彩和图案。，但是劳动人民身上只有奴隶的绳索镣铐，并时时处在猖獗流行的黄疸、麻风、性病的魔影之中。这一段生活并没有摧毁赛里木的意志，而是百倍强烈地加深了他对革命，对于新生活新世道的渴望。
一九四九年底，新疆宣告和平解放。解放军的先遣人员来到了和田。当时，国民党军的一些死硬分子勾结反动的上层人物企图趁解放军立脚未稳哗变，杀害先遣工作干部后逃亡国外。此事被赛里木得知，他连夜冒险找到了解放军的工作队，报告了这一消息，采取了防范措施。幸而大部队以无畏的精神，沿着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三次出发、三次都中途折回的阿克梯奥什古路，斜穿大沙漠，进行了惊人的强行军。从阿克苏神速赶到了和田，粉碎了敌人的垂死疯狂反扑。
这之后，赛里木参加解放军，入了党。一九五○年、一九五一年他一直以解放军干部的身份参加农村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一九五三年以后，他正式转入地方，担任区长，一九五七年开始任县长。一直到一九六二年，为了加强“反修”前哨阵地伊犁的工作，他和其他一批少数民族干部一起，被调到了北疆。十几年前，他想去伊犁投身革命未能实现，如今，在全新的条件下。他肩负着十倍于当年的历史重担和党的嘱托，他来到伊犁了。
伊犁，这是他向往已久的富有革命传统的地方。在这里，他面临了全新的，复杂得多的环境。这里的对外交往、民族分布、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关系错综复杂。这里是“反修”前沿，老沙皇曾经占领伊犁十年。这里，民族成分非常多样，新疆的十三个民族，除去塔吉克以外，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满、锡伯、蒙古、塔塔尔、柯尔克孜、乌兹别克、达斡尔、俄罗斯都有它们的成员世代居住。这里的生产和文化都比较发达，人们见过世面，说话做事，都比较精明和大胆。这些地方与赛里木已经熟悉了的南疆、特别是和田不同，连这里说话的语调和某些词汇，也与和田大相径庭。和田人读“一”是读“毕”，而伊犁人是读“勃尔”。动身来伊犁以前，和田的有些同事和乡亲担心地告诉他，伊犁的工作不好做，伊犁人比较“狡猾”、“爱吹牛”、“酷”维吾尔语亦喜欢用“酷”一词，指自我保护、算计精到、不吃亏…有汉语中“奸”的意思，但比“奸”好听一些，约是褒贬兼而有之。。他们说：
“您没听过那个歌谣吗？伊犁人都是好汉，穿着西装打战，半夜里跳墙，见着狗就出汗。”
他们还说：
“看我们和田人有多么纯朴！亘古以来卖杏的妇女都先请顾客吃杏，吃完之后再请顾客自己数核，按核数付钱。如果她们到伊犁去卖杏，伊犁人还不是吃上一百个杏只给你十五个杏儿的钱，另外八十五个杏核，他们早装到口袋里，准备带回家砸杏仁吃呢！”
“不要相信这些对外乡人的嘲笑，”赛里木回答说，“难道和田人被人家笑话得还少吗？没来和田以前人们就告诉我，这儿生活着的是一些愚顽而执拗的人，说和田人卖一堆鸡蛋一块钱，给一块钱的票子要，而给两张五角的或者十张一角的他就会认为你欺骗了他而和你打起来…”
赛里木说得大家全笑了。
他到了伊犁，他听这里的领导向他讲解了这里的复杂的阶级斗争。他知道了阶级敌人的狡猾、阴险。但是，他更看到了人民的觉悟和成熟。这里毕竟是伊犁，是个比较发达、文明、见过世面的地方。这里的人民毕竟受过长期的国际、国内斗争的考验锻炼。领导指出：值得惊异的不是六二年伊犁发生了一些动乱；从伊犁所处的位置和历史沿革看来，这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值得惊异的是，尽管发生了空前的麻烦，尽管相对来说我国对于这一类事件并没有很多准备，例如，六二年事件时，我们的边界几乎是不设防的，我们的人民仍然是坚决地克服了一时的混乱，立即恢复了各项工作正常轨道。领导强调：天并没有塌下来，伊犁河水也没有倒流，祖国的统一、各族人民的团结经受住了冲击，被冲走的只是一小撮泥沙，团结和统一像天山一样地巍然屹立，牢不可破。
但是，斗争的胜利并不是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赛里木懂得在这样一场特殊形式的较量以后打扫战场、清理队伍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中上层干部正在开三级干部会，有关传达报告指出：已经有几个隐蔽得很深的，在六二年的事件中玩弄两面手法、兴风作浪、策反通敌的高级干部被揪到了光天化日之下。领导指出：事实证明，外部势力所以当时能掀起那么几个可怜的浪头，不小的程度上是由于混在我们内部的一小撮坏人的策应配合。领导说，是敌对势力在我们的队伍里安下了大大小小的钉子，这是我们的心腹隐患。六二年的事情是坏事，但是干坏事的人不可能不留下痕迹，不可能不露出马脚，这就给我们创造了辨踪寻源，拔掉大小钉子的空前有利条件，这实在是天大的好事。
赛里木很自然地考虑到农村，考虑到农村的这一仗应该怎么打法。现在，太好了，毛主席的指示下来了，他完全相信：毛主席的指示来自群众，来自实际;而当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实际生活的客观要求，被革命领袖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以后，将会演出一场场怎样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活剧啊！
正像一个熟练的音乐家看到乐谱就听得见管弦交响、鼓乐齐鸣的合奏；像一个建筑师看到蓝图就看得到大厦高楼，作为一个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赛里木从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中，已经感到了千百万群众继续革命、创造历史的有力的步伐。党的号召将像春风一样地吹遍祖国大地，斗争的风雨将把锦绣江山洗濯得更加明媚，打完了这一仗，他们就能专心致志地过好日子喽…而为了达到这一点，需要他做的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和麻烦的工作。
毛主席亲自为“前十条”写下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一节。毛主席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要经过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的多次反复过程。这一段深深地教育了他。这说明“前十条”是来之不易的，说明“前十条”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它是我党长期以来的农村工作经验（也还有教训）的总结。对“前十条”的领会和贯彻，也将有一个艰巨的、可能是曲折的过程。
赛里木还体会到，根据主席的“反复过程”说，也就能理解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磕磕绊绊了。三面红旗伟大恢宏，做起来是需要多次反复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多灾多难、历尽坎坷而又绝不言败的党，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现在，有什么党能与她的坚定与苦干相比？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为止，在赛里木的心目中，所有的共产党员，都称得上是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枕戈待旦、鸡鸣起舞、如火如荼、宁折不弯，古今中外，你再见不到任何别的组织成员能与他们相比！
为了能较快地和较正确地领会和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的精神，当务之急是要下去，取得第一手资料，解剖麻雀。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使赛里木深知正确地掌握下情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十分花力气的事情。他始终不理解，为什么有少数领导干部，他们竟能那样轻易地作判断、发指示。他们浮皮潦草地坐车转了一转，下车看了一看，或者听了几句汇报，问了几个数字，就能长篇大论地指示起来。他们在路边发现了几棵草，马上就批评那里的田间管理工作，其实，大多数田亩里有情况他并不知晓。他们看到生产队文化室里撂着许多书籍，马上就笑嘻嘻地点头称赞这个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实，也许这间文化室平常是锁着门，只是上级来的时候才打开那么三分钟的…还是弄清了情况再发言吧，有几个小时不作指示是不会被低估和不敬的。
赛里木没有带其他的工作人员，没有带汽车和驾驶员；他暂时不希望由于自己的到来而造成什么惊动。虚心体察情况，这是他一刻也不敢忘怀的毛主席的谆谆教诲。你以为在农村判断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容易吗？试试看？在和田的时候，他所在的县有一位汉族副县长，一九六○年带着一个翻译下乡，他非常得意地培养了四个积极分子，还说要为他们写什么报告文学呢。这四个积极分子都是相貌端正，口齿清楚，开会时爱发言的。特别是如果碰上副县长主持会议，却又发生了冷场现象，他们立刻会一面自己说着一面启发别人：“都谈一谈嘛！随便说嘛！不要顾虑嘛！谈一点是一点嘛…”真是一些可爱的宝贝！他们见到干部就会主动地凑过来，握起手来比别人紧。谈话亲切，介绍情况主动。一见领导脸上就笑成了向阳花。当副县长讲话时他们频频点头和响应，并不断地出声地说着：“正确！”“好！”“正是这样！”“就是它！”而且这四个人总是争相请副县长到自己的家中去喝茶吃饭。不用说，饭食做得比别家更可口些，一边端饭一边还要说明：
“副县长来到我们这个穷地方，还不是为了我们大家？我们能干点什么呢？唯一的心愿是：尽管是粗茶淡饭，也希望副县长同志吃饱吃好。多吃一碗吧！我们多吃一碗饭，不过是多挖上几抬把子土，可您呢，多吃一碗饭不知要为革命为人民多做多少大事情啊！”
然后，在副县长的满意的咀嚼声中，他们开始叙述同队的其他人的短处，并适当地提出一些个人的请求，“我欠队上二百块钱，那是因为我有病才欠下的呀…”“我儿子要结婚了，跟队上借二百块钱，队长就是不批…”
…后来弄清了，他培养的四位积极分子，一位年老的是过去的牲口贩子，或者叫牲口牙行，极善辞令，很有江湖和生意经验，他最怕的就是下地劳动，最喜爱的就是在会上发言与跟上边来的领导干部谈话，他历来都是“积极分子”，他“积极”的主要目的是不劳动而得到工分补贴或者至少是救济福利。第二位年轻人，原来是专区师范教员，因为和女学生胡搞几乎蹲了监狱，最后被清出了教师队伍。但是他对副县长说，他是因为母亲年老无人照顾才回的乡。第三位中年人说话很好，劳动也不错，来路也没什么问题，然而，他是个惯窃，不但偷鸡偷羊，而且偷过牛和马。第四位是妇女，今年二十三岁，她确实是大方、开放，口上的新名词也多，不过她已经结过五次婚，离过四次婚了…总之，副县长培养的积极分子不怎么符合条件。而另外有许多金子一样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开会的时候睡过一次觉（那次的会开得实在是又臭又长），或者是他们见到上级干部的时候脸上显得冷冰冰，或者是他们被那四位“积极分子”背后告了一状…都被副县长忽略了过去。
再说事吧，在农村，有时候一件不大的事也会出现许多种不同的版本，真是莫衷一是。譬如说一个人的性别，这本来是毋庸讨论的，完全可以在其出生的一刹那就由接生婆按照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做出斩钉截铁、至死不渝的结论来的。但是，也请试试看！如果你很晚没有结婚，如果你结婚很久没有孩子而且两口子常吵架，如果你结婚不久就离了婚，如果你的配偶作风不好…马上，你的性别就会成为探讨的话题，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猜测，甚至编造出各种故事。当然，赛里木知道，随着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这种风习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具有了“公社社员”这一同一的身份，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也正在为树立统一的道德标准和看待问题的方法而创造着条件。但是，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而农村里各种人物在出身、经历、文化、年龄、政治态度、思想品质、秉性作风等等方面的差异，当然要比城市的任何单位大不知多少倍，因而，农村的事情总会是更加众说纷纭一些，取得一致的意见要更缓慢一些，这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赛里木是抱着急切地求知的心情，抱着当小学生的态度下来的。他给自己规定的目标并不过大，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万能的领导者。
在公社，他和赵志恒大致地谈了谈。赵志恒建议他去爱国大队，这是一个不错的大队，那里党员、干部、积极分子中间，有一些很出色的人物，他们夺取了生产和对敌斗争的巨大胜利。这又是一个敏感的大队，地处公路侧旁，苏侨协会的木拉托夫曾经在那里活动，出现了小麦窃案和死猪闹事的事件。那里有一些扑朔迷离的情况。“大队领导班子恐怕也有一些问题，”赵志恒说，“六一年是麦素木在那里抓点，换掉里希提的做法我本来是不同意的，但是麦素木坚持得很厉害，公社领导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最后还是换了。”
“现在的领导库图库扎尔是个怎样的人呢？”赛里木问。
“库图库扎尔也是老干部喽。有能力，也有干劲。但是他不太实在，有时候说假话。”赵志恒没有说更多的，他不愿意以自己的不成熟的看法去干扰领导同志亲自去调查分析的思路。
在去庄子的路上，赛里木碰到了前去装粮的、来自乌鲁木齐的拖挂载重汽车，他上了车，直接来到阿卜都热合曼为首的一个麦场。给汽车装麦，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驾驶员笑嘻嘻地拿出公社粮站开的三联单，生产队凭单据去粮站结账，计算在缴售任务之内，不用经过粮站的转手，麦子直接由麦场装入卡车，拉到乌鲁木齐的面粉厂。这样做，简化了手续，免去了生产队自己出车马人工装运的麻烦，不仅这么一次装运就抵得上农村多少高轮车和胶轮车的运量，不仅这样的装车可以从运输单位得到优厚的报酬；这样装粮也不仅仅是图一个干净、利索、装卸方便、行走安全、吨数多，能更好地完成吨公里指标的美差；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直接沟通了、密切了农民和国家、农民和工人、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在这里，驾驶员和农民的关系不仅仅是运输和装货的关系，驾驶员变成了自治区及乌鲁木齐市的代表，而社员们呢，无比生动地、可以触摸地感到了自己是在支援国家、支援城市和工人阶级。
汽车一停，人们马上兴高采烈地拥了过来，与驾驶员热情握手问候，与赛里木问候。人们以为他是驾驶员的副手或者粮站新调来的会计。然后，立即忙碌起来，似乎都知道汽车的时间的宝贵。有的拿起木锨和扫帚进行装袋前的最后一遍清理，有的在检查麻袋有无破洞和点数，有的在推移粮袋并迅速过磅，有的在扛运和搭放从地面到车厢的跳板，有的在预备纸笔和“啪”地一下甩净了算盘，然后就是张袋、灌袋、过秤、登记、上肩、上车、放下…赛里木话也没有说就扛起了麻袋，没有人注意他。那位能开动如此大型卡车的技术高强的“老”师傅，二十一岁的驾驶员（他现在是场上最受尊敬的能人）都破例来扛起了麻袋，那么，这个陌生的司机助手或者粮站会计，伸过脖子来一袋又一袋地扛起就走，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每袋小麦一百二十公斤至一百六十公斤，先是脖颈和肩背顶起来，然后走上忽闪忽闪的跳板，进入车厢，撂下，码好。赛里木扛了两次呼吸加深了，面色微红，身上也发起热来，由于用力，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舒畅。只是走上跳板的时候，小腿肚子似乎有那么一点别扭，看来，近半年来还是参加劳动少了，值得警惕的一个信号…
“一百三十五！”
“又一个一百三十五！”
“一百四十二公斤半！”
“这个麻袋沉，换个大个子来吧。”
“少废话！往这儿压…”
“一百七十一公斤？”
“什么什么？”记账的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人们喊着，叫着，笑着。像过年一样的快活，像巴扎一样地红火。
一个高个子、白皮肤、眉毛微挑着的姑娘赶着装满油菜籽的牛车——这已经够稀罕的了——来到了场上，也三下五除二卸掉了菜籽，把穿在牛鼻子上的皮绳往牛脖子上一抛，跑过来，排在等候过秤的扛麻袋的人的队列里。
“让我也扛两趟吧！”她说，好像在争取一个幸运的机会。
“这不是女孩子的活！这不是玩的！”有人告诫地说。
但她坚持要扛。她胜利了，不是两趟，而是三趟，她走得很稳；当然，人们是把较小的袋子给她上的肩。
“她是谁？”赛里木问。
“吐尔逊贝薇。副队长的女儿。”旁边的人答。
赛里木把这个名字记到了心里。
人们加快了扛运的速度，但是装灌的工作赶不上，扛麻袋的人在磅秤前面排成了队。赛里木正考虑怎么改进一下的时候，只见从场外摇摇摆摆来了一个身体矮胖，眼圈红肿，戴着一顶油污不堪的破花帽的人。那人走过来，张望了一下，抄起一把木锨，向赛里木招手道：“跟我到那边装去！”他把赛里木领到邻近的另一个麦堆旁，大大咧咧地开始往赛里木张着口的麻袋里灌麦子。
他们装了没有几下，只听见一声大喝：
“尼扎洪！您怎么装起那边的麦子来了？”这声音是一个矮个而又活泼、胡须微微向前撅着的老汉发出来的。
“您说啥？”尼牙孜向老汉翻了翻眼睛，“都是麦子噢！”
“是麦子，但不一样。那是雀儿沟的麦子，最多只够二等。难道您不知道吗？”老汉的嗓音是这样洪亮而且高昂，真是金石之音，敲打着赛里木的耳鼓。
“好了好了，掌柜的。”尼牙孜应付着，“这一堆再不装了。”他一面这样说着，一面继续装着，然后小声对赛里木说：
“我们的场头儿太厉害了！算了，只装这一袋吧，下次回那边去…”
老汉三步并两步，连走带跳地跑了过来，一把从赛里木手里夺去了麻袋，抓起底部反倒过来，“刷…”麦子又倒回在麦堆上。他气愤地指责尼牙孜说：
“尼扎洪！您这么晚才来上工，而且一来就把事情搞乱！这麦子是运往乌鲁木齐去的，传票上写的是一等麦子，粮站按一等麦子的价格给我们付款，我们怎么能欺骗国家，用次麦顶好麦呢！”说着，老汉转头对赛里木说：
“同志！您也应该负责任嘛！您跟着汽车前来，总应该验收一下嘛，怎么能够不问质量，装满就扛呢！”
赛里木听了暗暗点头。他抓起了一把麦粒，确实，有许多灌浆不饱满的颗粒，成色比方才那一堆差得多。惭愧啊，又是一个信号！一下来参加劳动，他就感到了自己和农民之间的距离，不要小看这个距离，如果不时时自觉地去发现，去缩小和消除这个距离，就不能算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好干部。他正想向老汉作个检讨，只听得又一声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