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辂字弘载，淳安[19]人。举乡试第一。正统十年（1445年）会试、殿试皆第一，即所谓的“连中三元”。终明一世，三元都是第一的人，只有商辂一人[20]。即便是在整个中国科举史上，三元第一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其人仪表美好魁伟，英宗皇帝很喜欢他，曾亲自选拔为展书官。
许彬一行在宣府见到了英宗朱祁镇。一番礼节后，许彬按照英宗的授意，写了几篇文章，其中包括罪己诏和祭文。祭文是为了祭奠土木堡阵亡的官军，写得悲壮苍凉，颇有气势。最关键的是，许彬揣度英宗的心思，在文中隐有为王振开脱之意。虽然王振已成为千夫所指的“国贼”，但英宗对王振的复杂感情，决非一言一语所能说清。许彬巧妙地迎合了上意，因此文极得朱祁镇欢心。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又是一个中秋节，当了整整一年俘虏的英宗朱祁镇到达北京，一轿二马悄然进入安定门。路人漠然注视，不知轿内坐的竟是北狩一年的太上皇。
朱祁镇在安定门换上“法驾”，由安定门到东安门。百官于东安门外迎接，景帝朱祁钰于东安门下辇迎接，朱祁镇下轿答礼。兄弟二人嘘寒问暖，彼此谦让了一番。经过了这一形式上的礼节，朱祁镇“驾入南宫”，正式开始了太上皇的生活。
刚开始，朱祁镇尚能为终于平安归来而庆幸。当他看到才二十岁出头的钱皇后为他哭瞎了一只眼睛、瘸了一条腿时，感动万分。但一家人团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政治上的失意冲淡了，朱祁镇发现他这个太上皇与囚徒无异，被禁锢在南内，不得出入，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君主被少数民族政权俘去，又无条件地被释放回来，这还是第一次，堪称明朝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也是在兵部尚书于谦领导下，明朝军民坚持抗战的结果。也先送还英宗后，恢复了与明朝的互市贸易，依旧例派遣贡使。
而对于迎回英宗的大功臣杨善，在论功行赏的问题上，明廷中大起争议。当时举朝上下都认为杨善所建是不世奇功，应该封爵，赐丹书铁券，享受一个臣子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耀。但景帝朱祁钰只命杨善以礼部左侍郎迁左都御史，仍掌鸿胪寺事；校尉袁彬授为锦衣卫试用百户；哈铭亦授为锦衣卫试用百户，着改名为杨铭。
如此薄待功臣，私心昭然若揭。显然，新皇帝并不希望兄长回来，所以，出力营救兄长回来的人自然也不是什么功臣。
满朝文武都为杨善和袁彬不平。袁彬与英宗关系亲密，事先已经入宫拜见英宗及孙太后，得了英宗亲信宦官金英的嘱咐和提醒，心中早有准备，所以也不以为意，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
而为迎回英宗已赔上全部家当的杨善则有更进一步的看法，他认为越是赏薄，越是显得英宗为景帝所忌，越显得他这件大功的盖世之奇。他没有冒昧地改去巴结景帝，而是打算坐等时机，只要等到太子朱见深即位，英宗便成了皇帝的父亲，自然能够重见天日。到那时候，杨家的富贵自然滚滚而来。
可惜事与愿违，杨善看到了远处，却看不到更高处。明景帝在迎接英宗回朝一事上取得重大胜利后，已领悟到臣民不过是皇权下的蝼蚁，匍匐活命，仰望求生，对天子有本能的畏惧，卑贱得不足一提。他既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只要他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于是，废英宗之子、立己子为太子，便成了迫在眉睫之事。
景泰二年（1451年）七月，明景帝朱祁钰宠爱的妃子杭妃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朱见济。此时英宗朱祁镇虽然被软禁在南宫，不能踏出宫门一步，形若囚徒，但名义上的太子依旧是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朱祁钰对此自然不甘心。从儿子朱见济落地的时候开始，他便处心积虑地开始了易立太子的计划。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临死前，在遗训中规定了大明皇位继承制度：即嫡长继承制，太子立嫡，无嫡立长。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可以兄终弟及。
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源于西周时期周公创制，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君主多妻制的情况下，根据母亲身份的贵贱尊卑将王子区分为嫡子和庶子，以确立王位继承人的资格，并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王位继承人的资格限制、压缩在一个人的范围之内，来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一家一姓内部和平过渡。
嫡长子继承制的产生在当时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直接的原因是基于商代的教训。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以“兄终弟及”为主，但传弟及尽之后，下面的嗣立者应该是兄之子，还是弟之子呢？理论上应该传位于兄之子，但往往不是如此，弟都希望能传给自己的儿子。因此，“兄终弟及”制度在执行中具有很大的含糊性和不确定性。商朝自中丁以后。“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就与“兄终弟及”制度所造成的紊乱有很大关系。相反，“自康丁以下，四世传子，王室比较安定”。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看到了两种继承法的不同治乱后果，为了矫正商朝“兄终弟及”继承制度混乱的弊端，正式创立了嫡长制的继承制度。
嫡长制确立后，为后代王朝所继承，延续为“百王不易之制”。秦汉以后，除了秦朝因短命而亡没有来得及立太子、清朝采取秘密建储制度外，绝大多数王朝都将嫡长制奉为“万世上法”。
但嫡长制在执行过程中既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也有人为干扰的因素。
首先谈不可克服的困难。历史上许多皇后往往没有儿子，或者儿子患病早夭，这样，“立嫡”的首要条件得不到保证。举例来说，秦汉两朝共有二十八个皇帝，嫡出者仅三人，东汉皇帝竟无一人嫡出。宋代十八个皇帝中，仅三人嫡出。如此可见，嫡子继位在历代皇帝中的比例很小。这样，在不能立嫡的情况下，只能退而求其次，采取推长而立的原则，即在庶出的皇子中选择年纪最大的作为继承人。
其次是人为干扰的因素。皇帝的喜好往往是嫡长制能否实行的重要因素。皇后嫡子即便被立为太子，当皇后年老色衰失宠后，不仅动摇皇后地位，势必连带危及太子地位。比如东汉光武帝刘秀由皇后郭氏而移宠阴丽华，郭氏之子太子刘强只有惶恐让位于阴氏之子刘庄，即后来的汉明帝。唐玄宗王皇后无子，宠妃赵丽妃所生长子李瑛被立为太子。后来，唐玄宗宠爱武惠妃，又想废除太子李瑛，立武惠妃之子为太子，李瑛太子位因而不保。这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例。
历史上还常常有各种权贵势力干预其中，如干政的宦官、外戚后妃集团等，常常出于各自的利益干扰嫡长制的实行。唐朝后期，宦官不仅把持朝政，而且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对皇帝废立生杀，自然更谈不上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继承并严格遵守了嫡长制。他最早立马皇后所生嫡长子朱标为太子，并延请名儒宋濂等人为太子之师，希望能将朱标培养成为一代明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年仅三十八岁的皇太子朱标英年早逝，史称“懿文太子”。朱元璋白发人送黑发人，伤心之余，不得不重新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他曾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因为朱棣性英武，许多地方都与他自己非常相似。但在朝议论的时候，翰林学士刘三吾提出了反对意见：“如立皇四子燕王，那么皇二子秦王、皇三子晋王将立于何地？”
刘三吾的理由依旧就是嫡长子制，因为这三个儿子都是嫡出，按照嫡长子原则，应该立皇二子秦王，无论如何都轮不到燕王朱棣。朱元璋觉得有理，不应该乱了礼法，然而，他并不喜欢秦王，于是选立太子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是朱标的第二个儿子，他本来还有个哥哥朱雄英，但很早就死去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因为嫡长孙的身份被立为皇太孙。
立储的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但后来又起了变化，皇二子秦王和皇三子晋王先后病死，这样，皇四子燕王朱棣就成了嫡长子。朱元璋偏爱燕王朱棣，有心想改立朱棣为太子。但群臣纷纷反对，理由是：“皇孙世嫡，富于春秋，正位储极，四海系心。”
此时，朱元璋已经是一个年过古稀的老头，年老力衰，已经没有很多精力，见群臣反对，就此作罢。不料他所喜爱的皇四子朱棣后来还是发动了靖难之役，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走了皇位。
但朱棣的皇位是夺来的，在皇位继承的合法性上大打折扣，即使当上了皇帝，仍被传统士大夫视为篡位，于是他大挥屠刀，以极其暴虐的手段屠戮建文旧臣，以堵住众人非议的悠悠之口。他后来连年对蒙古用兵，也是希望得到传国玉玺，表明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为了加强正统继位形象，朱棣还大兴土木，修建了大报恩寺和武当山宫观。大报恩寺名义上为纪念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借以让人知道，朱棣是明太祖和马皇后的嫡子，是皇位的正统继承人。对于实行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明朝来说，这关系到嫡庶问题，进而关系到帝位的合法性问题。而修建武当山宫观则是朱棣假托天命，宣扬自己得了真武帝君的庇佑。武当金殿中供奉着真武帝君的鎏金铜像，披发跣足，形象逼真，据传是按朱棣的相貌和体态铸造。
朱棣夺取皇位后，立太子一事便提上日程，他亦陷入烦恼。按理来说，朱高炽是嫡长子，以前又是燕王世子，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人选。但朱棣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相当的犹豫，他不喜欢朱高炽，更偏爱作战勇猛的第二子朱高煦。朱高煦对兄长的地位也一直虎视眈眈。朱棣却没有违背祖制的勇气，朱高炽最终还是以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由此亦可见嫡长制作为“万世上法”的巨大威慑力。
朱高炽即位为仁宗后，立嫡长子朱瞻基为皇太子。朱瞻基即位为宣宗后，朱祁镇因为是长子，被立为皇太子。朱祁镇开始还只是庶子的身份，后来母亲孙贵妃被立为皇后，也因而成为嫡长子。而英宗朱祁镇被瓦剌俘虏后，异母弟朱祁钰登位为景帝，但他既非嫡子，亦非长子，由此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个以庶子身份即位的皇帝[21]。
明景帝初即帝位时，只是为了形势和国家的需要，但如果朱祁钰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那将是公然对祖宗制度的破坏。因而，朱祁钰一开始也不敢公开表露，先是将自己的意思告诉发妻皇后汪氏。汪氏是北京本地人氏，其父是中城兵马司指挥汪英，正统十年（1445年）八月册封为郕王妃。景帝登基后，册立汪氏为皇后。汪皇后无子，只生有二女。
出乎意料的是，汪皇后对丈夫的提议持反对意见，她认为如果朱祁钰这样做，会让天下人笑话。朱祁钰不以为然地说：“父死子继，天经地义，谁会笑话。”
汪皇后反问道：“兄未终而弟及，又是什么天经地义？”
朱祁钰大怒，当即拿起桌子上的茶杯向汪皇后砸去。汪皇后倒是闪开了，但帝后不和的矛盾由此悄悄在宫中流传。这其中，最高兴的人当然要数生下儿子的杭妃了。
朱祁钰立自己儿子的决心已下，但生怕众大臣反对，便先试探司礼监大宦官金英的态度，问金英道：“太子的生日是七月初二吧？”
七月初二其实是景帝儿子朱见济的生日。金英也不是不明白朱祁钰的意思，他曾在危急关头力主立朱祁钰为帝，但在立储这件事上，却是心向太子朱见深，答道：“太子生日是十一月初二。”
朱祁钰下面的话就不便说了，只好默然不答。
既然金英不开窍，朱祁钰便明白地去问心腹宦官王诚、舒良等人的意见。王诚竟然建议朱祁钰去贿赂大臣，朱祁钰欣然采纳。
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初十，景帝朱祁钰派宦官兴安到内阁传旨，赐给内阁大学士陈循、高穀、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等人银百两，金五十两。这是从所未有的事，明眼人已经看出这是朱祁钰在为易储做准备。
然而，朱祁钰登基之时，曾许诺将来传帝位于英宗长子朱见深，并立其为太子，当时诏告天下，人所共知。如今朱祁钰为了私心要改立太子，事关国本，即便是收了皇帝贿赂，明白景帝心意的大臣，也不愿意主动迎合上意。兴安跑前跑后地忙活，满朝文武依然无人上奏提出易储。
这下，朱祁钰着急了。而千里之外的广西，此刻正发生一件灭门血案，谁也想不到，这一起杀人案，竟然由此成为改立太子的契机。
广西思明府的土知府，一直由土官黄家世袭。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土知府黄年老，奏请自己的儿子黄钧袭位。黄同父异母的庶弟黄任都指挥使，谋夺兄长的世职之位，率领儿子黄震及骁悍数千人，化装成贼人模样，半夜杀入土知府，见人就杀，将黄和黄钧都杀死并肢解。碎尸装入两个大缸，埋在后花园。第二天，黄假装才知道惨案，一面悬赏捕凶，一面上书，请以黄震袭位土知府。
但黄的仆人福童发现了奥秘，跑去向巡抚李棠和总兵武毅告状。总兵武毅经过查访，证据确凿，上奏请求将黄革职查办。黄惊慌失措，急忙派千户袁洪到京师行贿，企图保命。
袁洪经过“高人”指点后，急忙赶回广西，向黄面授机宜。于是，黄于千里外给景帝上书，要求易储。疏称：“往年上皇轻身御敌，驾陷北塞，敌人进犯都门，几乎危及社稷，不有皇上，臣民将何归？今已过二年，皇储未建。臣以为，人心易摇，多言难定，争夺之态一萌，则祸乱不息。皇上即循逊让之美，欲全天叙之伦，恐怕事机叵测，反复无常。万一羽翼养成，权势转移，委爱子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宝，阶除之下，变为寇仇，肘腋之间，自相残杀，那时则悔之晚矣。乞皇上与亲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计，以统一中外臣民之心，绝觊觎之望。”
景帝朱祁钰正愁没人出头，看到黄的奏书后大喜，说：“万里以外，不料有此忠臣。”不但下旨免除了黄的杀兄之罪，还加官都督同知。随即将黄原书发给礼部，由礼部尚书胡濙主持廷议。
群臣“王直、于谦以下，各相顾眙愕”。户科都给事中李侃、吏科都给事中林聪，及御史朱英三人率先反对。但于谦、王直、胡濙等重臣都不表态。
宦官兴安厉声喝道：“此事今天一定要决定下来。同意的，请署上名字；不同意的，不必署名，但不可以首鼠两端。”掏出一张纸，让群臣署名。
群臣见兴安早有准备，事已至此，大都表示赞同，称“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签名首先从内阁开始，内阁大学士陈循、高穀等人事先收过景帝的贿赂，内心有愧，签得都比较干脆。
下面轮到吏部尚书王直，他面有难色，不肯署名。内阁大学士陈循将笔塞到他手里，王直最终还是签了。
下一个便轮到于谦。于谦提起笔的时候，犹豫很久，迟迟不肯下笔，显见他内心的迟疑和波澜，但他最终还是缓缓写上了自己的名字[22]。后面的大臣见素有刚直之名的于谦都签了，自然也都跟着签了。
满朝文武，无论是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都署上了名字。这次早有预谋的投票表决几乎是全票通过，只缺一个人的票，吏科都给事中林聪拒绝署名。但林聪也因而付出了代价，他随后被调为春坊司直郎，虽然春坊司直郎是从六品，比他原来的吏科都给事中还高了一品，但却是个闲职，典型的明升暗降。
离开大殿时，群臣表情不一，心中更是各有滋味。林聪深深叹息，不看别人，唯独望着于谦的背影，无限惋惜。
事后，老臣王直顿足长叹：“此何等事，吾辈愧死矣。”显然为在同意改立太子的书上署名懊悔不已。
于谦却没有更多的表示，这与他辅佐景帝即位及力抗瓦剌时的坚决果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事后，于谦也只是用写诗来表达无可奈何的心态：“鬓花斑白带围宽，窃禄无功久旷官。岸帻耻为寒士语，调羹不用腐儒酸。逢人只说还家好，垂老方知济世难。恋恋西湖旧风月，六桥三塔梦中看。”复杂矛盾的心态一览无遗。
不久后，景帝朱祁钰正式下诏，立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改封故太子朱见深为沂王[23]，有诏特赦，宫廷宴贺。群臣也因景帝改立太子成功被加官晋级，拿双份俸禄。对此，群臣按惯例推辞，唯于谦再三辞让，显然不以新立太子为荣耀，这多少引起了朱祁钰的不满，他因此逐渐疏远了于谦，始终未让于谦进入内阁。
而唯一一个当廷反对的大臣林聪，也遭到了景帝朱祁钰的报复。林聪字季聪，号见庵，宁德人，正统五年（1440年）进士，史称“直声闻天下”，朝野“莫不望其风采”。朱祁钰改立太子后不久，林聪被诬“专擅选法”，廷议大辟，打入死牢等候处死。
礼部尚书胡濙敬佩林聪的正直，决定救林聪一命，故意称病在家不出。胡濙是礼部尚书，许多公文都需要他的签字。景帝朱祁钰见公务堆积，便派宦官兴安问疾。胡濙道：“老臣本无疾，闻欲杀林聪，殊惊悸耳。”
朱祁钰心愿已经达成，不愿意与胡濙这等老臣结怨，遂诏释林聪，但将他贬为国子学正。
除林聪之外，还有一人因为立太子一事而受到景帝报复。朱祁钰下诏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皇后汪氏再三谏阻，义正词严地说：“陛下由监国登基，已算幸遇，千秋万岁后，应把帝统交还皇侄。何况储位已定，诏告天下，如何可以轻易更改呢？”
朱祁钰大怒道：“皇子非你所生，所以你怀妒得很，不令正位青宫。你不闻宣德故例，胡后无出，甘心让位，前车具在，未知取法，反且多来饶舌。”于是废除汪氏皇后位，幽禁于冷宫中，另立太子朱见济生母杭妃为皇后。
被软禁在南内的太上皇朱祁镇听到消息后，心中百般滋味。他在漠北一年，尚能得到瓦剌上下的礼遇，这其中虽然有也先的政治企图，但还算是以礼相待。而他的亲弟弟不但夺了自己的皇位，将他像罪犯一样囚禁在南内，还废了自己儿子的太子位，彻底绝了他的后望。
此时朱祁镇的处境，不见得比身为瓦剌俘虏时强多少。面对戒备森严的高墙禁卫，他常常陷入苦闷的沉思中，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敌人？是瓦剌，还是自己的亲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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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成祖朱棣生母是谁的争论，一直到朱棣夺取皇位后才开始敏感起来，因为明朝实行嫡长子皇位继承制，朱棣生母的问题即关系到嫡庶问题，进而关系到皇位合法性的问题。按照《太祖实录》《太宗（即成祖）实录》以及《明史》等正史的说法，朱棣为明太祖皇后马氏所生，也就是所谓的嫡子。当时马皇后所生的长子朱标、次子朱樉、三子朱棡均已经病死，朱棣已经拥有嫡长子的身份，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因此，生母是马皇后无疑可以最大加强朱棣的正统形象，掩饰他从侄子手中夺取皇位的篡权行为，于是朱棣反复宣称自己“乃父皇太祖高皇帝亲子，母后孝慈高皇后亲生，皇太子亲弟，黍居众王之上”。明朝有本《太常寺志》的书，对孝陵（即明太祖朱元璋陵墓）神位的记载如下：“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朱标）、秦愍王（朱樉）、晋恭王（朱棡）。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朱棣）。”太常寺是皇家机构，负责管理祭祀礼乐，因此它的记载绝对有权威性。这种说法实际上就表明马皇后根本就没有儿子，她的三个养子朱标、朱樉、朱棡实际上是淑妃李氏的儿子，而朱棣的生母实为碽妃。而在享殿中，太祖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座位南向，左边淑妃李氏等坐东向西，只有右边的碽妃坐西向东。明人尚左，这说明除马皇后外，碽妃地位高于其他妃嫔，除了因为碽妃是朱棣生母的原因外，实在没有别的解释——朱棣为了皇位考虑，在生母问题上大做文章，称自己是马皇后嫡出，不敢公开承认地位偏低的生母碽妃，只好把硕妃偷偷地供奉在享殿。这原本是个不可张扬的秘密，《太常寺志》后来也没有流传下来，以致明朝文人对这种说法将信将疑，明末清初时，担任南明弘光朝礼部尚书的钱谦益（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和担任大理寺左丞的李清（著有《三垣笔记》）利用职务之便，在祭祀孝陵的时候悄悄进入孝陵寝殿，发现神位排列果然如此，朱棣并非马皇后嫡出已经一目了然。而朱棣为了掩饰出身而欲盖弥彰的行为也更加证实这点，他曾经两次改修《太祖实录》，删减篡改之处甚多，显然是要将不利于他的证据消除，明人因此有诗写道：“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朱棣能利用权势删改一切不利于他夺位的史料，但他左右不了国外的史籍。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高丽末期使臣权近一行曾在北平拜谒朱棣，权近著有《奉使录》一书，记录十分详细，其中说：“到燕台驿，进见燕府。先诣典仪所。所官入启，以是日先太后忌日，不受礼。命奉嗣叶鸿伴接到馆。七月十五日也。”先太后显然是指朱棣生母，诗题中明言太后忌日在七月十五日，而马皇后的忌日在八月初十，二者不合，显然不是同一个人。这个时候，明太祖朱元璋和太子朱标均在世，因此朱棣没有必要掩饰，绝对是可信的。